本书作者许明龙（1936-2023）法语专业，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上世纪末写作本书。法国大革命（1789 年）之前，欧洲还没有充分的自信，知识分子为摆脱神权束缚，开始探索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和文明，大航海后掠夺了美洲，并发现亚洲文明。中国商品（如瓷器、丝绸）与传教士书信构成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媒介，让十八世纪初期到法国大革命之前产生了 “中国热”，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欧洲知识分子，花样吹嘘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科举制度，皇帝勤勉，治理社会有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平衡，伏尔泰最擅长用 “中国梗” 怼人。他在沙龙里讲：“孔子曰：欧洲贵族就像孔雀，开屏时华丽，转过去全是屁股。”（孔子根本没说过）写信骂路易十五：“要是陛下参加中国科举，连童生都考不上 —— 因为您连《论语》都没读过。” 甚至编段子：“有欧洲贵族问中国知县：‘我生下来就是老爷，你凭啥当知县？’知县说：‘我凭学问，你凭投胎 —— 咱俩谁高贵？’” 这些梗在欧洲知识圈传得比流感还快，成了怼贵族、骂教会的万能句式。就像现在网友用 “鲁迅说” “莫言说” 开头抬杠，18 世纪欧洲人用 “孔子曰” 怼人，杀伤力翻倍。有主教气得跳脚：“伏尔泰这是用异教圣人攻击基督教！” 伏尔泰回：“至少孔子没烧过布鲁诺。”，在伏尔泰笔下，中国完美得不像真的：“这里没有教会吵架，因为文人只信‘敬天爱人’；没有贵族闹事，因为官位靠考试不靠血统；没有农民起义，因为皇帝会亲自到田里插秧；连商人都乖乖纳税，工匠做活精益求精 ——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啥，像钟表里的齿轮，转得又准又和谐。” 当时欧洲流行 “中国风”，贵族家里不摆个青花瓷都不好意思请客，贵妇不穿丝绸裙子都觉得丢人。伏尔泰顺水推舟，把物质崇拜升级成制度崇拜：“你们喜欢中国货？那更该学中国制度 —— 好东西都是好制度造出来的！” 但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欧洲的工业化，科技的发展，欧洲列强开始自信，并蔑视其他地区文化。欧洲的历史一直建立在基督教圣经基础上，和圣经不相符的历史，和欧洲拉丁语系不相符的语言文字，都是他们不理解的。到了十八世纪后期，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学者和普通民众经历探索和好奇阶段后，开始嘲笑中国士大夫的守旧，与之前正好相反，整个欧洲知识界开始宣传基督教新教的先进性，为列强殖民世界找出理论基础，西方的世界史和人类史开始构建。最近放映的《南京照相馆》最主要的变化是理直气壮的表达国家民族的愤恨，而不是如之前影片，要考虑其他国家的感受。同样，对待我们的历史，我们也应从自己国家的角度自信的进行阐述，而不在乎伏尔泰，孟德斯鸠的看法。文化形象的盛衰折射国家实力的变迁，本书写作之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精神文化处于仰视状态，和西方学者一同对自己的体制品头论足，现在到了我们对西方体制指点江山的时段了。最近逝世的许老先生，不提他和李敖的恩怨，就是他对列强的世界观也已落后，对美日还抱有幻想，膝盖还不能挺直。2025 年 #275

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由于山海阻隔，交通极为不便，世界尚未形成一个整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民，仅与各自的近邻有较多往来，而与相距遥远的地区，基本上处于互不相知的状况。数百年间，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旅行家曾从欧洲到达亚洲或从亚洲到达欧洲，他们传递着弥足珍贵的信息，增进了相距万里的东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然而，这些信息中虽有旅行家们亲身经历中的大量耳闻目睹，却也掺杂着许多道听途说，乃至似是而非的传闻。凭借这些为数不多而又不甚准确的信息，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人民无法真切地了解对方。在欧洲，《马可・波罗游记》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的人和物，令许多人为东方竟然有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而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