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作者的见解，在可以想象的将来，各种全球化系统将把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的系统化正是为世界的新天下体系所准备的物质条件，但系统化的物质世界不会自动演变为 “天下”，因为全球化的世界仍然不具备天下的精神性，自私的系统化权力不会去建立一个利益共享的世界制度。以全球资本、技术和服务三位一体为代表的系统化权力，虽然是不同于主权国家的新型政治主体，却仍然只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和权力最大化，试图成为新专制世界的统治者，而不是成为世界共同利益的庇护者。就其潜在能力而言，或许比现代帝国主义更危险。我们不可能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但可以分析未来的可能性。假定新兴的全球系统化权力维持其 “资本 — 技术 — 服务” 三位一体的结合模式不变，并且由经济权力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权力，那么有这样的可能性：（1）对全球剥削的兴趣大于对战争的兴趣。（2）对权力的兴趣就会超过对经济利益的兴趣。（3）对技术无限发展的兴趣是其最高兴趣。（4）技术革命非常可能产生具有超强能力和绝对权力的 “超人” 统治。    技术革命将使今天我们的绝大部分政治问题不复存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提示的，有些问题的解决不是因为找到了答案，而是因为问题消失了。旧问题消失了，可是世界末日将成为一个严肃问题，而不再是一种文学想象。我们不断重复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一个创造共享利益的世界制度去改变追求自私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逻辑，当无限发展的技术与无限自私相结合，就非常可能导致人类末日或文明的终结。人类试图拥有征服自然的技术，却保留自私的自然本性，这是存在论上的一种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将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改变自私的自然性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生命失去自私的自然性，就直接失去保护生命自身的机制，也就无法存在了。同时，既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就必须服从自然，只要超越了自然就非常可能失去控制而自我毁灭。自然秩序是科学技术不应该超越的存在论界限。所以说，技术的无节制发展将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危机。    系统化的新权力的技术专制尚属于未来，更为迫切的危险是，目前仍然维持着霸权地位的帝国主义对充满风险的技术发展同样有着巨大兴趣，试图以此维持霸权。发展风险不可测的技术实为非理性行为，而这种非理性行为却来自支配世界的最大权力，因此，不可能指望能够通过国际组织去阻止国家权力或系统化权力的任何非理性行为。     作者认为，只有建立新天下体系这样一种高于国家体系的世界普遍秩序才有可能制约帝国主义霸权以及全球系统化的新权力，才有可能使世界免于无法脱身的技术专制，或者使世界免于疯狂和毁灭。

作者赵汀阳（1961 年出生）社科院学部委员，对比上一代邓晓芒（残雪的哥哥）崇尚西方哲学，面对当今西方的 “礼坏乐崩”，中国新一代的哲学家开始向自己文明母体需找答案，提出 “天下” 观。在书中，赵汀阳提出了 “旋涡模式”，用以解释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他将中国的生长方式比喻为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旋涡，而 “天下体系” 正是能够化解旋涡内部冲突、实现兼收并蓄的最优制度框架，两者结合形成了中国百世不绝的基业。作者批判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内在缺陷，认为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冲突。书中指出：仇视他者文化至少需要出现两个排他性的因素：​（1）独断论：即相信自己文化的精神世界是唯一真实的，而其他的精神世界是虚假的。（2）独尊权力：即认为自己文化的精神世界既然是唯一正确的，就必须拥有价值裁判权力，并且有着取代其他精神世界的权力，或者有着使其他精神世界皈依改宗之使命。在诸种文化中，只有一神教才能产生文化独断和独尊的要求。基督教通过政治的 “四大发明” 而创造了精神政治学，​“四大发明” 即宣传、心灵管理、群众和精神敌人。自此，其他文化就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异教，是不共戴天的精神敌人，必须被排斥或皈依。基督教既是西方自认 “普世文明” 的基础，也是导致文化敌对的真正原因。作者回顾中国周朝的 “天下” 观，提出 “世界内部化” 和 “世界主权” 等概念，推演一种能够超越民族国家思维、以全球为单位的政治制度构想。确实现在世界从单极化快速（40 年）向多极化转变，在于欧美延续的是罗马帝国一神教排他性习惯思维，从苏联解体后，不断挑起战争，很快就力不从心，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不会走西方的霸权道路，而是提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王道正途。天下体系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 “共在” 为原则、能够确保多元文明和平共存的世界秩序。2026 年 #121

如果说 “人类共同命运” 在这之前只是一种文学修辞，而现在则成为了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不管人们愿不愿意，全人类的命运已经被牢牢捆绑在了一起，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我们有没有能力超越国家主权对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负责？这是本书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