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葛剑雄教授的《不变与万变》，置身于历史长河的瞭望塔。这位深耕历史地理与人口史的学者，以考古学家的精细与哲学家的深邃，将中华文明置于 "变与不变" 的辩证坐标系中，展开了一场跨越三千年的思想对话。中国作为 “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其国家形态与中华文明高度互构。中华文明以 “大一统” 为核心理念，强调文化、制度与价值观的延续性，而非西方民族国家基于血缘或领土的单一民族属性。例如，历代王朝虽更迭，但始终以 “中国意识” 为纽带，通过修史、礼制等方式维系文明传承。民族国家是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形成的西方政治概念，以主权、领土和单一民族为核心，具有地缘政治竞争性和排他性。而中国历史上以 “天下” 为范畴，强调 “多元一体”“天下一统”，注重文化融合而非种族区隔。例如，边疆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仍以 “中国正统” 自居，体现了文明认同高于族群界限。国家形态的文化根基中国 “大一统” 思想源于中华文明对 “礼治”“仁爱” 等价值的追求，而非西方契约式的民族认同。如《尚书》所言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文明价值（礼仪、服章）构成了国家合法性的核心。中华国家是 “政治国家” 与 “中华文明” 互构的形态，其治理逻辑以文明延续为目标，而非单纯民族自决。例如，古代 “天下秩序” 通过朝贡体系实现多元共治，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排他性形成鲜明对比。作者笔下的 "不变"，并非固化的静态存在，而是文明基因在历史激流中的韧性存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疆域的伸缩，更是文明认同的绵延 —— 从甲骨文中走出的 "中国"，始终以汉字为载体，以儒家伦理为经纬，编织着超越朝代更迭的精神纽带。这种不变性在史书撰写的传统中尤为凸显：二十四史不仅是权力更替的记录，更是文明记忆的传承装置。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 的笔触，董狐 "秉笔直书" 的气节，都在证明历史书写从来都是文明存续的基因工程。书中对 "崖山之后无中国" 论调的驳斥堪称精妙。作者通过分析宋元鼎革后科举制度的延续、江南士大夫的精神坚守，揭示出文化中华从未断绝的本质。这种 "不变" 如同黄河改道，虽河道蜿蜒，但奔流向海的方向始终如一。正如德国诗人对巴比伦重建的诘问，华夏文明的真谛不在于物理形态的永恒，而在于精神火种的传递。在剖析 "万变" 的维度时，葛剑雄展现出地理学家的宏阔视野。他将古代中国比作精密的人体系统：土地为骨架，人口为血肉，制度为神经。这种比喻生动诠释了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 —— 长城不仅是军事防线，更是游牧与农耕文明互动的缓冲带；运河贯通的不只是漕运通道，更是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血脉。书中对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再评价颇具启发性：这条 "生命线" 既成就了盛唐气象，也埋下了王朝衰亡的种子，展现着历史辩证法的精妙。作者对 "天下" 概念的考证颇具深意：从邹衍的九州想象到崖山气节，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 "天下大同" 的理想维度。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文明观，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提供了中国方案。书中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更具现实意义。当某些势力试图解构历史连续性时，葛剑雄以严谨考证证明：户籍制度的演变、移民迁徙的轨迹、制度创新的得失，共同构成了文明存续的 "免疫系统"。这种清醒的历史认知，恰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好疫苗。中国人学习历史，就是在当今浮躁社会坚定信心，践行 “长期主义”，既然生活像一条大河，宽阔而悠长，那就不必着急，顺河而下，总会有收获，不必去捕捉每一朵浪花。每天要乘地铁上下班，会有无数次看到地铁到站了，紧赶几步就可以赶上这趟车，我还是不赶了，急什么，从容坐下一班车更好，动作不会变形，心态更从容。工作上的机会很多，我们总想抓住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其实，从长期主义的视角看，不存在所谓的稍纵即逝，只要用心做事，机会就一直在那里，就像刚刚到站的地铁，不一定非要赶这趟车，不着急抓每一次机会，人的底线和原则就不会 “变形”，人就会走得更稳，更久长，长期来看，机会才会更多。2025 年 #217

很荣幸能够在得到上读到，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撰写的这本《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这本书以 “不变” 和 “万变” 为主题，从 “古代中国的骨架、血肉和精神中枢” 三个部分，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中不变的骨架，和不断变化的血肉。让我们在兴衰、传承和变迁的轨迹中寻找历史的源头和流转。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章节都很吸引人。有 “中国” 概念的历史演变；古代中国疆域的变迁；都城选址及迁都背后的考量；长城与大运河；移民；以及官吏关系和皇权政治。无论哪个章节都有详细的讲解。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历史书。      读这本书，能跟着葛兆光教授了解中国历史的血脉精神，在兴衰、传承和变迁中，寻找中国历史的源头和流向。书中所展现的 “不变” 与 “万变”，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偶然性。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中，虽然朝代更迭，但权力的运作逻辑却有着其恒定的一面；而在文化与社会生活方面，不同时代又呈现出千差万别的风貌。      读完此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 “崖山之后无中国吗” 的论述。葛兆光教授在书中说，“从 ' 中国 ' 这一名称出现至今三千一百余年间，它所代表的疆域逐渐扩大和稳定，也有过分裂、缩小和局部的丧失；它所形成的制度日渐系统完善，也受到过破坏，出现过倒退；但无论如何，中国是始终延续的，从未中断。从秦朝至清朝，无论是膺天命还是应人心，统一还是分裂，入主中原还是开拓境外，起义还是叛乱，禅让还是篡夺，一部 “二十四史” 已经全部覆盖，当然包括元朝，包括厓山以后。无论 “厓山” 前后，都是中国。”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深入阅读的书，能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它不仅拓宽了我对历史的认知边界，也激发了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思考。本书适合广大历史爱好者阅读，值得五星好评。

在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前，中国大多数朝代是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在这种条件下，要得天下，推翻一个现存的政权，取而代之，自然只能够依靠武力和阴谋。因为堂堂正正地进行政治斗争，无异与虎谋皮，不仅成不了气候，反而是自取灭亡，连试试这种可能性都不现实。但这些却成为企图得天下者的优势，因为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可以不论。无所不用其极，反正不必承担什么政治、道义责任。即使真相暴露，也不难找到各种借口或者替罪羊。治天下者做事就不能太过分，至少不能越过社会公认的底线。因为统治者不这样做，以后就逃脱不了恶名，跟他治天下的身份，跟自己标榜的 “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 这样的形象是不相称的。得天下的过程中可以以破坏为主，不计后果，而且破坏得越严重，对自己越有利。所以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巴不得闹得越大越好，搞得越乱越管用。治天下的人什么事都难辞其咎，人祸固然是治理不当、防范不力、政策错误、吏治腐败所致，天灾则更是上天的警告和惩罚，说明自己失去了 “天命”，成了 “天之所厌”，不仅会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更会动摇人心，为反对派所利用。任何时候，破坏不知比建设要容易多少。所以在得天下的过程中，惯于使用断绝粮食供应、屠城、杀俘虏、以水代兵、散布流言蜚语、美人计、反间计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总是握有主动权，可以随时随地应用。治天下者防不胜防，只能被动挨打。得天下的人为了争取人心，煽动民怨，可以不顾实际可能，做出过高、过多的承诺，或者给自己的支持者、拥护者以现成的利益，反正是慷他人之慨。治天下者只能量力而行，在物质基础有限的条件下，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还必须留有余地。得天下的时候可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要目标对着现政权，都能互相利用。其他方面的分歧或者冲突可以暂且不论。内部的权力斗争虽难以避免，但是大敌当前，首领还不能当孤家寡人，专制和残暴的手段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到治天下的时候，皇帝和现政权就成了另一些人的唯一目标和夺取的对象。得天下的过程中，从上到下都还没有过多的要求，原来的贫民、罪犯只求活命。因种种原因投奔的也志在长远利益，被武力收降或阴谋收买的人会暂时隐忍。在物资有限和战事频繁的时候，各级首领还没有条件或者来不及太腐败。等到治天下的时候，个人的要求都要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不能一直提倡艰苦朴素。老是要求臣民 “共度时艰” 又不像个太平盛世。要天下太平，还得对一部分人实行赎买政策，对豪强做些让步，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所以往往刚坐稳江山就开始捉襟见肘。正因为如此，英明的开国皇帝往往在治天下时会成为暴君，当现成皇帝的人不少是昏君，或者成了权臣、宦官的傀儡和玩物，不幸当了末代皇帝下场就更惨，这些都是专制制度治天下的产物，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