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初版于 1976 年的著作，被学界公认为 “自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以来，对英国海权历史的首次系统性重估”，其价值历久弥新。作者肯尼迪的批判矛头直指传统海权理论的军事单一视角。他承认 16-19 世纪的 “哥伦布时代” 是海权的黄金期，但尖锐指出：海权的有效性存在天然边界。英国的真实成功并非单纯依赖海军力量，而在于其 “陆海协同” 战略：伊丽莎白时代利用欧陆国家矛盾实施离岸制衡，拿破仑战争时期资助大陆盟友对抗法国，均是 “通过明智结合海权和陆权才崛起为世界大国” 的明证。而技术变革进一步压缩海权空间：19 世纪铁路网在欧亚大陆的扩张，使俄德等陆权国家获得战略机动优势，海权对内陆的投射能力急剧衰减，“海权让位于陆权” 成为不可逆趋势。这一分析不仅解构了海权神话，更重构了霸权逻辑 —— 霸权本质是资源整合能力，而非单一军种优势。作者开创性地将海军史置于国民经济体系的显微镜下观察，证明海权实为经济的衍生品：17 世纪英荷战争后，英国夺取全球贸易节点，海军预算从临时征税转向稳定的国债系统，形成 “贸易扩张→税收增长→舰队强化→贸易保护” 的增强回路。而 19 世纪末工业革命扩散至美德等国，英国工业份额从 1860 年占全球 40% 骤降至 1913 年的 14%。为维持全球舰队规模，军费开支挤压工业投资，陷入 “帝国过度扩张” 陷阱，最终被两场世界大战拖垮经济根基。这一论断贯穿全书，也预演了《大国的兴衰》中 “经济实力与战略承诺平衡论” 的核心框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历史转折，在于终结英国霸权的力量，恰恰源于其自身孕育的工业革命。首先是铁路技术的进步削弱了海洋的屏障 BUFF，欧陆大国通过铁路网实现兵力与物资的高速调运，英国海军无法再凭封锁窒息大陆国家（如一战德国）。其次是工业能力扩散后催生出新的强权，到 1897 年，美国钢产量已经是英国的 4 倍，而德国拥有比其更先进的战舰生产线。昔日 “两强标准”（海军规模≥第二第三之和）沦为财政不可承受之重。“日不落帝国的日落” 非因海军弱小，而因它未能适应世界权力本质的迁移。作者的深刻洞见在于：任何霸权模式都是特定技术经济条件的产物，一旦条件瓦解，霸权必然更迭。当某些国家今日仍在高呼 “海洋决定命运” 时，本书犹如一剂清醒药 —— 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战略智慧，是看清自身优势的局限，在变革前夜主动重构竞争力。海权如此，陆权如此，未来任何形式的霸权，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