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地图，古波斯，埃及的西亚地区面积远远大于古希腊地区，从地理条件上，古希腊地区贫瘠的土地和相对恶劣的环境，也使得古希腊的人口远远不及古波斯地区，近代英美要鼓吹其文明先进，自然要拔高古希腊文明的地位，因为这样欧洲文明才能和中东文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相提并论，而其中的雅典，又被当成商业文明和民主制度的起源地更是备受推崇，古希腊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众多的城邦（部落）联盟，依靠众多的（50 多个）地中海边的殖民地供养生存，上流社会自在的研究哲学和文化，过着诗意的生活，多像上世纪初的西方殖民全世界的缩小版，也因为此 1906 年开始出现大量古希腊考古，证明欧洲民族的祖先多么的先进，不否认古希腊文明的存在，可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那些古希腊先贤都曾就学于古埃及，古埃及（早于克里特文明 3 千年）和古波斯的文献，没有被掌握主流话语权的西方宣传而已。本书中看那些作战前的檄文还是挺有意思，游牧民族攻城前的警告都类似，不投降就会遭遇屠城，战败男人变成奴隶，也可以看出，古希腊当时处于众多原始部落汇集的状态，雅典因为靠近地中海，水战是优势，当时的舰船战斗主要是先相撞，重装步兵（有盔甲）相互砍杀，舰队的制造在雅典部落不能一个家族独立完成，由财富近似的富户舰船联合组成，这样形成了 “民主” 制度，在防御时可以同仇敌忾，掠夺时也可以结伙，但遇到持久战和瘟疫流行，很难同仇敌忾，大难临头各自飞。本书是修昔理德原著，已经经过多重翻译修饰。近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国家库鲁尔泰（国家元首领导下的咨询和咨询机构）的一次会议上，突然宣称哈萨克斯坦是金帐汗国，大草原文明的直接继承者。术赤乌鲁斯，作为金帐汗国而闻名于世，一直是欧亚大陆中部广阔地区公认的国家建设巅峰。​这一说法，让俄媒很受伤，认为哈萨克斯坦正在西方支持下重构历史，其实俄罗斯有蒙古人血统，更有条件宣布自己是继承者，但俄罗斯由于倾慕欧洲，白白丧失了机会。如果世界史认可托卡耶夫的观点，那未来历史就不是沙皇殖民中亚，而是中亚曾经殖民俄罗斯了。以上消息和南韩声称汉字是他们发明的（因为他们认为日韩民族的祖先是殷商后裔东夷族，既然汉字源于甲骨文，那妥妥的是他们的祖先创造了汉字）都是本国为提振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增强向心力，而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匍匐于西方构造的希腊 “” 民主” 文明之下，对古希腊雅典依靠大量殖民地供养的奴隶制社会，吹捧为 “自足自由” 就属于缺钙了。

被修昔底德本人称之为 “没有奇闻轶事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未像其所断定的那样 “读起来难以引人入胜”。恰好相反，其相当冷静客观的笔触却极具反转地为后世读者描绘出一幅错综复杂却又精彩绝伦的政治斗争。各类城邦、各色人物以及各种理念在这一层次丰富的政治舞台上轮番登场，各自在种种政治环境中或主动或被动做出自己的选择，最为关键的是，在 “战争” 这一极端环境中展示自己的力量与脆弱、思想与无知。暂且抛开修昔底德严肃治史的学者一面，作为亲历过雅典帝国极盛年代的一员，他本人无疑也有着想通过本书传达其研究视角与价值取向的愿望。尽管当下的政治秩序与古希腊世界不尽相同，但人性中恒常的存在使我们面临的现实人类世界并未有过某种颠倒乾坤的极端异变。修昔底德所希冀的避免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的求胜之道以及战后和平的到来无疑也是今人的求问之所在。“修昔底德陷阱” 一词的盛行使我们的视野无限聚焦于 “后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战争何以必然爆发” 这一结论先置的问题上，这属实过于狭隘且危险。回归《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编年史书本身，便会发现修昔底德丰富且充盈的思想远远超出 “必然性” 这一单面的理解，任意几行文字的叙述即可引发灵光一现般的启发与思考，不同的视角就从此而来，为我们获得更加全面的认知提供养料。本文的问题探讨便是从本书第二章第 28 节的几句话中得到启发并以此为出发点，即 “科林斯人的答复如下：如果他们从爱皮丹努斯撤走他们的舰队和异邦的军队的话，举行谈判是可能的；但是在城市仍被围攻的情况下，要提交仲裁，那是很荒谬的。科基拉人又反驳说，如果科林斯人从爱皮丹努斯撤走他们的军队，那么他们也将撤走。或者，他们准备签订停战和约，让双方保持现状，直到仲裁结果宣布为止”。尽管当时双方仍处于备战状态，但各自的军力准备、姿态表达以及观念预期已经使得战争成为现实。而他们对停战进程如何进行或者用更为现代的话语即 “如何管理停战进程” 的分歧恰恰透露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何避免一次失败的停战”？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与斯巴达签订的《三十年和约》并未使城邦林立的古希腊世界消弭冲突于无形，甚至被和约更为固化的同盟机制使得大范围战争在必然爆发之路上越走越远。科林斯与科基拉这两小邦之间基于直接利益（即争夺伊庇丹努这一殖民地）争夺的冲突可以说是提洛与伯罗奔尼撒两大同盟间战争的前奏与导火索。这一逻辑传导链条中有一个关键节点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即科林斯与科基拉之间不甚顺利的停战进程。因为恰恰是这次失败的停战使得预期中的妥协与和平未能到来，反而推动了更大范围战争的爆发。一般而言，停战的发生源于两种可能：一是最为直接的一方胜利一方失败，二是双方所承担的代价都到达难以忍受的地步以致战争目的的异化而使双方就此罢手。第三方尤其是强大第三方的干预在其中自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不过仔细想来，其实也会收束到上述两种可能性上，要么为其中一方提供支持使其获得胜利，要么强力压制使双方选择继续作战的代价不可承受（至于两个或多个第三方存在的可能性，往往也演化为两大阵营的对峙，与两国间作战无异）。在此有两种机制值得注意，一是 “可信承诺机制”：在这两种停战成功的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可信承诺机制” 存在的必要性是可以被大幅度削弱的，因为一方或双方作战能力的丧失使得战争短时间内的继续不再可能，或者说丧失作战能力本身就提供了一种预期对方不会再动用武力的信任机制。二是 “同盟机制”：作为惯例的 “同盟机制” 使得战争仅在两国之间停止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毕竟潜在外部援手的存在总是可以成为己方的作战力量，这便导致两国间战争趋向于延长，也趋向于扩大化。然而，极为戏剧化的是，这两种可能在科林斯与科基拉之间进行的这场战争中出现了稍嫌啼笑皆非的异变，即科林斯与科基拉双方都认为自己取得胜利。科林斯与科基拉从击沉对方战舰数、捕获对方战俘数以及打捞本方遇难舰船和阵亡者尸体（按当时习俗，不经敌方同意打捞本尸体意味着守住了本方战场，即取得胜利）等指标的计算，都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尽管科基拉表现稍逊，但雅典的加入便等于逆风翻盘。尤其雅典的加入恰逢双方唱完战歌准备战斗之际，科林斯一方看到后便先于科基拉开始撤退，在科基拉一方看来，这是失败的表现。结果就是双方都发出了明确的胜利信号，即竖立胜利纪念碑。彼时，既没有（一方认为）一方已失去作战能力，也没有双方的两败俱伤，加之同盟或潜在同盟的存在与支撑，可信承诺的缺失与同盟机制的存在使得双方的这次停战确切无疑地失败了，且通过同盟机制的传导走向更为极端的 “世界大战”。毫无疑问，在当时存在两大阵营的古希腊世界，不存在中立第三方提供双方罢战的 “可信承诺机制”，而结盟的潜在战略选择又在不断消解着和平长久维持的可能性，因而在后世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确实有着必然性的一面。但在当下的国际秩序中，这种必然性尽管依旧存在，但相比古希腊世界已经有所降低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完全胜利在今天不符合我们今天的价值取向，而中立第三方的存在由于 “国家” 依旧是最大合法性来源的人类组织而事实上成为多方博弈的平台，也无法提供坚实的 “可信承诺机制”。剩下可供中断世界大战爆发链条的可能性就在于 “同盟机制”。中小国家出于天然的生存焦虑与不安全感，寻求结盟是很自然的选择趋向。但对于大国尤其是核心大国来说，基于自身国力的支撑，以及对 “利益” 的认知、界定与选择，是否结盟的选择余地要比中小国家大得多。因此对中国来说，在当前国际博弈愈加激烈的态势下，如何在坚持不结盟政策与回应中小国家的安全需求之间做出平衡，是一个巨大考验，也是责任担当的攸关节点。

书挺不错，缺点是时间跨度大，人物多、城邦多、关系变动多，一不注意就不知道在讲啥了（这也叫缺点？）。另一个观感是，所谓什么的国、什么人，更象是现在的一个个城市。今天这个县出征那个县，明天这个市收了这个县当小弟😅

作为人类轴心时代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的中国和希腊，都为人类文明宝库作出过重大贡献。如今人类已经进入 21 世纪，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经济全球化必将为文化多元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新的轴心时代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作为自古至今文明血脉未曾中断的古国，中国和希腊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