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 “是药三分毒” 以及 “以毒攻毒”，这些其实源自中医的论断，揭示了药与毒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中国人而言，这并非陌生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常识。书籍《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便是一部探讨中国古代毒药使用的文化史。作者将这些朴素的中医理念置于中国历史的广阔背景中加以审视，深入挖掘其文化渊源与历史变迁。书中引述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段就医经历。刘禹锡在西南为官期间患病，高热不退。求诊于当地医生后，医生开具了一剂药方，并特别提醒：“药中含毒，需待病愈即停，过量则伤身，故需谨慎调配。” 十日后，刘禹锡的症状悉数消退，不足一月便完全康复。然而，他未遵医嘱，继续服药。五天后，全身出现异常麻木感，急忙返回找医生。医生严厉责备了他，并给予解药。刘禹锡后来将此事记录在《鉴药》一文中。名医孙思邈有言：“天下万物皆可为药，无一物不可入药。” 换言之，药物与非药物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关键在于如何恰当运用，万物皆可转化为药物。实际上，传统中药种类繁多，毒药亦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该书将毒药的研究融入古代中国的医疗、政治及宗教文化之中，通过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在医疗实践及新知创造中的角色，追溯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变迁。在古代中国的医疗实践中，毒物被广泛应用于治疗风寒、疼痛、瘟疫等多种疾病，乃至日常养生，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附子、乌头等有毒植物，经过特殊炮制后，毒性减弱，转化为治疗风湿、寒症等疾病的良药。药物研究在古代文化界并非孤例。唐朝时期，文人投身医学并非罕见。如主持编纂《新修本草》的苏敬、《外台秘要》的作者王焘等文化精英，均对医学抱有浓厚兴趣，尽管他们并非以此为业。自 9 世纪起，更多文人，尤其是仕途不顺者，致力于医学研习、医方搜集，并与友人分享医疗知识。刘禹锡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步入 20 世纪，随着西方生物医药学的兴起，国内医学研究者在推进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尝试将传统药学知识融入生物医学研究，以期开发新型疗法。中西医结合的一个典范便是屠呦呦及其团队，他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成功从常用中草药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该药物在治疗疟疾方面展现出卓越疗效。屠呦呦因此荣获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该书还将视角拓宽至社会政治层面。历史上，毒药在政治领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汉晋时期，毒药常被用于权力斗争和统治策略中，成为权谋斗争的隐秘工具。此外，唐代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亦有大量记载显示毒药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历史上政治斗争阴暗面的象征。

从毒与药概念上的区分，到与易经、宗教、政治、文化的结合，中医药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实现了自洽。但并不遵循循证医学所遵循的科学范式，是科学之树之外的体系中结出的果实。

抛开剂量谈毒性不科学，但传统医学也杂糅了太多的情绪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