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 “是药三分毒” 以及 “以毒攻毒”，这些其实源自中医的论断，揭示了药与毒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中国人而言，这并非陌生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常识。书籍《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便是一部探讨中国古代毒药使用的文化史。作者将这些朴素的中医理念置于中国历史的广阔背景中加以审视，深入挖掘其文化渊源与历史变迁。书中引述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段就医经历。刘禹锡在西南为官期间患病，高热不退。求诊于当地医生后，医生开具了一剂药方，并特别提醒：“药中含毒，需待病愈即停，过量则伤身，故需谨慎调配。” 十日后，刘禹锡的症状悉数消退，不足一月便完全康复。然而，他未遵医嘱，继续服药。五天后，全身出现异常麻木感，急忙返回找医生。医生严厉责备了他，并给予解药。刘禹锡后来将此事记录在《鉴药》一文中。名医孙思邈有言：“天下万物皆可为药，无一物不可入药。” 换言之，药物与非药物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关键在于如何恰当运用，万物皆可转化为药物。实际上，传统中药种类繁多，毒药亦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该书将毒药的研究融入古代中国的医疗、政治及宗教文化之中，通过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在医疗实践及新知创造中的角色，追溯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变迁。在古代中国的医疗实践中，毒物被广泛应用于治疗风寒、疼痛、瘟疫等多种疾病，乃至日常养生，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附子、乌头等有毒植物，经过特殊炮制后，毒性减弱，转化为治疗风湿、寒症等疾病的良药。药物研究在古代文化界并非孤例。唐朝时期，文人投身医学并非罕见。如主持编纂《新修本草》的苏敬、《外台秘要》的作者王焘等文化精英，均对医学抱有浓厚兴趣，尽管他们并非以此为业。自 9 世纪起，更多文人，尤其是仕途不顺者，致力于医学研习、医方搜集，并与友人分享医疗知识。刘禹锡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步入 20 世纪，随着西方生物医药学的兴起，国内医学研究者在推进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尝试将传统药学知识融入生物医学研究，以期开发新型疗法。中西医结合的一个典范便是屠呦呦及其团队，他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成功从常用中草药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该药物在治疗疟疾方面展现出卓越疗效。屠呦呦因此荣获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该书还将视角拓宽至社会政治层面。历史上，毒药在政治领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汉晋时期，毒药常被用于权力斗争和统治策略中，成为权谋斗争的隐秘工具。此外，唐代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亦有大量记载显示毒药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历史上政治斗争阴暗面的象征。

刘焱的《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是一部颠覆性著作，通过聚焦 “毒” 的概念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核心地位，揭示了古代社会对药物的激进应用‌。书中系统梳理了 3-9 世纪药学的形成期，探讨了有毒矿物、植物和动物制品如何被转化为 “灵丹妙药”，以医治顽疾和追求长生‌。例如，作者详细解析了附子（“百药之王”）和五石散的药理作用，展现了古人对身体与药物互动的前沿认知‌。值得关注的看点包括：‌颠覆刻板印象‌：挑战中医温和无害的观念，揭示其用毒传统根植于汉代之前的经验积累，如《神农本草经》基于尝药体验定义毒性。‌医疗与政治交织‌：分析了汉末至初唐的医疗纷争，如毒药事件如何映射社会阶层冲突和政治博弈，突显 “毒” 在身体政治中的关键性‌。‌文化深度挖掘‌：从神话传说（如神农尝百草）到实用技术，论述了毒物如何塑造健康观念，强调药效受技术干预和社会背景动态影响‌。本书基于严谨史料（引用 200 余篇文献），结合医者、宗教和朝廷视角，为读者打开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窗口，堪称医疗史领域的里程碑‌。

从毒与药概念上的区分，到与易经、宗教、政治、文化的结合，中医药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实现了自洽。但并不遵循循证医学所遵循的科学范式，是科学之树之外的体系中结出的果实。

抛开剂量谈毒性不科学，但传统医学也杂糅了太多的情绪价值。

五石散之所以长期受欢迎，是因为它号称能使人活力四射，神明开朗。中古中国还有另一类药物，它们追求的目标更高远，即转化身体、得道升仙。这些神奇的长生不老药是通过复杂的炼丹术从有毒矿物炼制而成。本书最后一章将详细探究这类神药，尤其是丹家对 “毒” 的各种解释，以及他们如何将身体体验纳入对这些有毒物质的理解之中。

这幅图中，锥体内的任何位置都代表身体的某种状态，底部的圆心指健康的身体，偏离这一中心就是生病的状态，而合理使用毒药可以使身体恢复健康。除了让健康的身体不生病，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更高目标是使身体达到 “更健康” 的状态，为此有时还会借助有毒矿物。如图所示，锥体的截面越小，越往上，“轻健的” 身体就越不可能得病。终极目标是把身体推上锥体的顶端，即不再有生病的可能性，也就是 “不死”。从祛除疾病到改善健康，再到逃过一死，传统中药学中的毒药在此连续性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