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则秦政变为汉政；推恩，则分权变为集权；举贤，则贵族变为官僚；讨伐匈奴，则夷狄变为华夏。夷夏之分，王霸之术，古今之变，尽在其中。”    在历史的长河中，故事与事实杂糅，甚至难辨真假。对君王的评价，取决于立场本身，事非功过交与世人评说。

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必然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内部思想高度统一，法度严格。汉武帝通过 “独尊儒术” 的策略，让天下人只读一种书，塑造了子民的忠诚，军队一往无前、势不可挡，国家富裕，运势蒸蒸日上。和秦始皇的专制统治不同，汉武帝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方法，循循善诱，让天下人心甘情愿地坚定看齐追随。和始皇不同，汉武帝能够放下身段，给予知识分子足够的尊崇和优厚的待遇，收买人心，换来的是更加稳固的忠诚。况且，尊崇儒家也是有文化和社会基础的，以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为依托来推行自己的理念，能够更稳固地维护君主专制，成为未来两千年的国家形态。尊崇儒家是为了集权统治，江山稳固，而把盐铁和铸币权收归国有则是防止地方势力割据对中央造成威胁。桑弘羊尽管饱受儒家诟病，被批评与民争利，但为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政治稳定不得已而为之。无论钱是怎么来的，想要拿去做什么用，只要富甲一方，只要势力大，就对朝廷构成威胁，就是有罪。任何力量形成规模就不允许存在。那个年代信息渠道有限，鉴别人的成本高，不得已而为之。于是郭解不得不死，因为他的财力和影响力太大了。桑弘羊主张的盐铁铸币收归国营的经济策略，虽然遭到儒生反对，但策略不得不被后世统治者采用，因为国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为了北击匈奴，汉武帝真的需要太多钱。西汉之所以比秦朝强大，稳定，原因在于掌握了生钱之道，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桑弘羊是个实干家，比起不懂经济的儒生展现出独特的治国才能，汉武帝也能够知人善任，这是祖先留下的经济智慧。汉武帝时期，完备的官员制度被制订出来，包括官员培养、选拔、任免、考核、行权、升降、调动、休假、退休等方面的完备制度。这套制度上下级分明，各级各部门职权明晰。同时，官员履行职责有法可依，对官员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也对官员政绩提出要求，有利于官员施行良政，善政。察举制也打开了优秀人才成为官员的路子，阶层流动性有所提高，给了优秀、贤良的人更多机会。官员队伍里多一些德才兼备的人，忠诚守法的人，为官员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封建帝国必须集权，否则国家机器不能掌握好武装力量，因为利益集团干涉阻挠会导致武装力量不团结一致抗敌。不集权，国家资源也不能集中使用，不能带来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资源的浪费。汉武帝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是空前鼎盛。疆域的广阔，文化的辉煌灿烂，贸易的兴盛，军事的强大，社会稳定等等，都以集权政治和国营经济为基础。比起秦始皇的 “密不透风”，汉武帝的 “百密一疏” 更能为经济社会注入活力，从多方面奠定强国基础。

汉武的帝国是这样炼成的：支撑帝国大厦的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前两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后一根却是汉武帝所立。但，正是由于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变成了汉政和汉制，帝国制度也才立于不败之地。那么，什么叫 “伦理治国”？其实就是周人主张的德治和礼治，因此也可以说是周政和周制。周政和秦政，周制和秦制，是对立的。周是邦国制（封建制），秦是帝国制（郡县制）；周政讲王道，秦政讲霸道。所以，秦也不要德治和礼治。秦政是刑治和律治，号称法治。汉武帝却在延续秦制的同时，也继承了周政，即制由秦帝，政借两周。因为德治和礼治的统治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军国主义和严刑峻法只能维持表面的太平，统一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长治久安。要实行德治和礼治，就只能靠儒家。因此，尽管武帝本人并不尊儒，宣帝更明确主张王霸杂用，但独尊儒术却仍是汉武以后的基本国策。这个国策也为后世王朝所采纳。即便不尊儒，儒家主张的宗法制和礼乐制也照样实行。这样看，所谓 “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实是该叫 “百代皆行汉政治” 的。靠着汉政治，周文明的血脉延续了下来。在楚文明的基础上将周秦文明融为一体，就是汉文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性文明，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而能够与之媲美的则只有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