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权力资本与商帮》。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农民闹革命，而不是商人或地主，这里面没有宏大的道理。在整个社会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基本是农民而不尽可能是商人。长期以来，中国商人给人一种宿命的印象：但凡大商，无不是政商，一旦涉及政治，他们又命运多舛。何故？没有一个政权不需要经济基础，政商需要协和，但边界在哪里？时至今日，中国甚少有百年商业家族，是外来侵略打乱了这一进程，还是中国社会本身的基因使然？为什么是明朝而非更早的朝代拉开了中国区域商人称之为 “帮” 的序幕，是本书首先涉及的命题。普遍的说法，明初的 “开中”（一项重要的食盐专营制度）和军屯、商屯、民屯的存在，导致山西商帮的出现。问题是，宋元时期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为什么没有催生商帮萌芽，而到了明朝，商帮为何就那么自然而然、不可阻挡地萌芽了？1424 年，明仁宗做了一件改变整个明朝命运的事情：同意户部尚书夏原吉开放银禁交易的建议。尽管明仁宗在位仅一年，但他的这个决定影响了整个明朝。从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此举成为整个明朝货币史的拐点，也是徽商取代晋商在盐业领域地位的时间拐点。到了清朝，由四口通商到广州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一口通商，成就了广州十三行商人。为什么十三行商人中福建商人最为厉害？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北上上海滩，首先得势的是广东香山商人？为什么李鸿章主持洋务时最早对香山商人十分倚重？香山商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就浙商而言，为什么以甬商为代表的浙商稍后碾压粤商而在上海滩崛起？何以粤商又有卷土重来力压浙商之势？两地商人是如何角力的？同是起义，为何太平天国运动将山西票号推向了巅峰，小刀会起义却风云际会地改变了整个福建人在上海的生存生态和命运？就这一脉络而言，为何近代海外侨商以福建、广东、浙江等地人居多？洞察了这段历史，你就可以明白为何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时要率先在广东、福建两省创建四个经济特区，尔后又提出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的口号。为什么说山西商帮是中国商帮史上绵延历史最长甚至堪称最伟大的商帮？在张之洞将汉口打造成洋务重镇之前，汉口是晋商的大本营，晋商是在何种情况下弃汉投沪的？这段历史与香山买办有何交集？山西票号凭什么能够无以取代地与浙苏金融势力在上海滩相安无事？在向近代金融业转型中，山西票商占据先机又错失，这与晋商自身的特点有何内在关系？清末民初，士商边界模糊，在代表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士绅逐渐瓦解之时，从士绅中孕育出了绅商。1904 年，在旷世官商盛宣怀授意下，近代意义上第一家打破区域之限的商人组织 — 上海商务总会成立。以此为标志，中国商人第一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出现。随后，各种商会组织如雨后春笋，并在辛亥革命中事实上扮演了清朝掘墓人的角色。士商结合在特殊、少见的历史节点具有积极意义，但当士商合流掌权，将农工置于一边，特权横行，就意味着社会灾难。如果未能有效、及时地阻止，他们往往脱胎而成新的特殊利益集团。李嘉诚讲，他追求的境界是要 “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冯仑对此的理解是，在发展事业时要让自己强大，在做人时要让自己矮下来，矮到无我，让周边的人感觉不到自己存在的压力。在维系社会均衡发展的问题上，商人不能将自我矮化到人群中，要站起来有所担当，才能融入社会，真正消除贫者与富者之间彼此的压力感。中国北部 “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连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各处”。这一东西走向的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山西盐商家族所率先达到的权势在盐商敢于参奏户部尚书以及户部尚书辞职等事件中表露无遗。尤其是因开市所引发的政治大地震，更是让明朝盐商特权家族势力之大露出庐山真面目。从此，明朝渐有锁国迹象，但这并非说明朝没有对外贸易的发展，只不过对外贸易完全被朝贡贸易所取代。朱元璋对朝贡体系的一大发挥，就是将贸易与朝贡捆绑在一起。对此，一段简洁、清晰的阐述是这样的：明太祖改变了历来朝贡与贸易分开的做法，让中外贸易只能由外邦的使节团来中国朝贡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 “礼部” 官员或港口的市舶司官员的监督下，公开进行；或者由朝廷派遣到海外的中国使节团，在外国顺便做点买卖。这个中外贸易完全变成政府的垄断事业，完全封闭民间贸易管道的朝贡贸易制度，是史无前例的。为了实现这个制度，明太祖颁行严格的 “海禁令”，禁止中国民众私自渡航到海外，也禁止外国朝贡使节团以外的任何船只到中国来，有时甚至禁止民众在沿海的捕鱼活动。明朝财政的白银化包括田赋、课、役三个方面。课的白银化，首先是盐，其次是茶、矿等。役的主体是遍布乡镇的里甲、均徭、杂泛，城市之役主要是铺行和火甲。因支付特殊的修建工程，国库的银锭储备往往被耗费一空。由于政府没有更多银两去购买货物和支付劳务，1540 年以后将实物税和徭役折银的现象变得普遍，以致续任的户部尚书先后在 1544 年和 1550 年建议，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 30% 折银缴纳，部分徭役折成白银。这项建议被批准，但由此得到的白银补充量仍不能满足皇帝对银锭的需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铁器不在与蒙古互换物品之列。明政府容许铁锅入市也是从辽东开始的。之后，王崇古也奏请铁锅入市，并建议陕西各市仿行。1572 年后，山西潞州铁锅流入马市。但在明朝高层，还存在另外一种思想：用铁器换马匹，是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日后无穷之患的灾祸之举。王崇古用互市的办法了结蒙汉结怨，曾有人用 “化干戈为玉帛，具有远见卓识” 来评价，但从事后的历史进展来看，互市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在乱世时更是如此。如果说从中原流出的铁器武装了女真人的部队，那么当女真人用铁器铸造的利器架在大明王朝的脖子上时，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区域商帮的力量最早在温州等地商人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批发市场，形成中国批发市场的温州现象，并在抱团炒煤、炒房、炒棉、炒黄金等方面如出一辙。无奈投机过盛，实业黯淡，比较优势丧失，温商的光环不再。闽浙向来是中国区域商帮发达之地。当下中国最具商帮气质的当属福建泉州、莆田商人和浙江桐庐商人。他们不拘一格，从一人、一隅起，进而一村一乡起，把某个细分领域做深做透，做向全国。泉州在服装和运动品牌方面颇为耀眼，培育出劲霸、七匹狼、利郎、九牧王、柒牌、安踏、特步、361°、鸿星尔克、乔丹、匹克、贵人鸟等品牌。浙江桐商则把持着中国物流业的半壁江山，中国物流业的 “四通一达” 创始人：申通聂腾飞、圆通喻渭蛟、中通赖梅松、韵达聂腾云、汇通创始人，以及天天快递詹际盛，均是杭州桐庐人。

在书店发现了这本书，很感兴趣，一查得到有迫不及待加书架。一直对商帮的历史很感兴趣，希望从中去窥探一二，以史为鉴，一方面是见证一下不同历史时期内各大商帮的兴衰，另一方面也是去思考一些这些商帮在不同背景之下所做出的选择，去探究一下变与不变，尤其是处于当下这种更强调出海，走出去的时期，希望能从前人的经历里有所思考感悟。

内容翔实，但作者的文风实在不敢苟同，读起来非常难受，很 old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