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可以人昏头的书，不知道是否是翻译的原因，整体上感觉太枯燥，读了四分之三都没有能进入状况。感觉作者已经尽力了，但还是没分析到位。不过书中提到一个点满有意思的，就是实际上早期群众搞事情，其实还是很讲道理的，比如粮价上涨，那些暴动者并非只是单纯的抢面包店，而是在占据店面后，控制住老板，再以之前的原价购买。不过我是对此存疑的，因为这并非是一两个人的单独行为。都已经爆动，就是总体失控了，怎么可能在这时候突然踩住剎车，文明起来了呢？

#管中窥豹读书计划（第 2141 本）#2025 年读书主题（十一）历史 -《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318）大家好！2025 年的管中窥豹读书计划第六年，我们即将揭开 12 个领域、52 个主题的 365 本书籍，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用一年时间搭建知识体系大厦。今天我们从历史的领域开始，世界近代史 - 法国大革命进行刷书，第十四本《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本书从社会史的角度讨论了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革命分子领导者在法国大革命中是如何一步步取得成功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革命分子领导者相结合。从最早的制宪会议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开始，广大民众积极参加的制宪会议三级会议就开始对公职王权和限制贵族教士的权力起了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推动了各个党派尤其是雅各宾派与巴黎公社派的政治计划一步步取得成功，是法国革命一步步深入的助推剂。本书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此做了深入讨论，很有学术价值。2、精彩内容：①革命的前奏推到 1787 年 5 月，当时，贵人会议的解散引起了 “贵族反叛” 或 “贵族革命”。把大革命看成是通过具有革命爆炸性的连锁反应而逐渐展开的许多小规模革命运动的论点，毋庸在这里详加解释；但是，关于革命爆发的日期问题，我们要谈一谈。有人认为，“贵族反叛” 应该看成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因为强迫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的是贵族和法院 —— 长袍贵族，如果没有三级会议，就不会有 1789 年的革命；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公开向君主专制挑战，才把主要参加革命的各阶级 —— 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群众 —— 吸引到活动中来。自法国在 1778 年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国家的财政一直陷于绝境。1787 年 2 月，几乎空空如也的国库和不断增加的赤字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彻底的补救办法：为了能立即找到某种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案，专门召开了贵人会议。财务总监卡龙提出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措施，包括扩大印花税和普遍征收新土地税在内。资产阶级登上了革命舞台。冲突的原因深深植根于旧制度中。一方面，近百年来，殖民地贸易、土地价值和奢侈品的消费已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资本投资和制造业的扩展到处受到特权组织、封建地主和政府的限制，限制资本家的根本自由：雇用劳动力的自由，生产的自由和购买与销售的自由。②向凡尔赛进军 10 月 5 日进军凡尔赛的结果使国王回到首都，从而完成了巴黎的七月革命。只要宫廷和国王还留在凡尔赛，少数活跃的代表还能够和宫廷勾结起来破坏国民议会的制宪计划，那么，实际政权就仍然是由革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少数开明贵族的支持）和旧制度的拥护者分别掌握着。国王拒绝同意人权宣言和国民议会的最终会导致废除封建地主制度的 8 月 4 日有名的决议，关于 “否决权” 的长期斗争以及经常有人阴谋把国王拐到远离巴黎的安全地带，所有这些都表明七月革命的成果是如何靠不住。游行者在下午到达凡尔赛以后，直接进入国民议会会场，拥进议席和惊愕的代表们站在一起，裙子上挂着剑和猎刀，等待马伊雅呈递她们的请愿书。马伊雅在他的演说里毫无顾忌地引用了当时新流行的小册子《我们什么时候才有面包》中的话，按照这本小册子的看法，造成面包缺乏的与其说是面包商，不如说是政府当局。1791 年 7 月，马尔斯教场上发生的剧烈骚动代表着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和雅各宾派，自由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争夺政权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巴黎，这直接导致作为市政领袖的贝野和拉斐德的失尽人心；但是，在国民议会中 “立宪派” 的失败却由于战争爆发而推迟，直到 1792 年 8 月王室倾覆时才完全垮台。从巴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马尔斯教场事件一方面代表第三等级内部的第一次流血冲突 —— 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另一方面也代表几个月来社会不安和革命骚动的高潮，其结果是组织在雅各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民主派成为无套裤党的不容争辩的领袖。③历史上的 “革命群众” 革命之所以能够向前发展 —— 实际上之所以能够爆发 —— 正是因为组成革命群众主体的无套裤党人能够领会并接受开明贵族和资产阶级所宣传的新政治思想。不过，即使革命群众的头脑中充满了这些思想并为它们所鼓舞，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只是中产阶级领袖和利益集团的被动工具，更不能把他们贬为没有任何社会特征的愚昧的 “暴民”，或者，把他们说成不过是城市人口中的犯罪分子或社会渣滓。那样的人固然也起了作用，但那完全是次要的，和泰讷或其他作家恶意描绘的到处横行的 “暴民” 形象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在 19 世纪初期，西欧正在发展起一种具有新的社会目标和新的表现方式的新型的 “革命群众”（就这一名词最广泛的含义而言）；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它也迅速地在其他地区出现。这种新型群众或许要比法国革命时期的旧型群众较易于辨认，因此，研究工会或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在利用现有的研究材料来对他们加以说明上并没有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