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代表，一个认为北宋病入膏肓要猛药快治，另一个认为，正因为北宋病得不轻，所以更要保守治疗。戏剧性的一幕是他们在同一年去世，1086 年 5 月王安石病逝，三个多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王安石年轻时讲：“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时代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是普通人；有独立的判断力和是非观并坚定执行，才是君子。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意见不合，但是论人品都是君子。但很遗憾，两位君子以不同的方式联手破坏了北宋的宽容政治。

看完了赵冬梅老师这本书，让我对司马光真算是有了一次很真切的认识。以前我对司马光的认识，一个是他编写了《资治通鉴》，另一个是所谓保守派领袖的印象，但如今我对司马光的理解多了一层更深的了解。司马光，自小生活在父母爱护、亲友照顾的良好家风之下，所以心中一直秉持着那种平和之气。他的前半生，很幸运，在仁宗一朝，与众多群星般名臣为伴，致力于大宋的宽容与稳定。等到神宗即位，起用王安石以变法，因政见不合，毅然决然离开首都到洛阳安静著书。及至晚年，又被请出当了宰执之臣，拖着病体硬是为大宋王朝最后的宽容作努力。可形势大于人力，终究还是未能扭转已经转变的大宋政局风气，最后含恨离世。以前总听人说，司马光保守，拒绝改革，如今来看，这样看待他是不公允的。包括司马光在内，欧阳修、苏轼、苏辙与王安石他们变法派，其实对宋王朝的拳拳之心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当中有的主张激烈，有的想要温和改革。司马光本人的宽容也好，执拗也罢，皆是时势与平生所受教育使然。司马光他就是这样的一位执着于原则，坚持于理想，近乎 “病态” 的士大夫，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国家太平、四夷宾服。如今时间过去了千年，他人虽已作古，幸运的是，还有他那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可以源源不断地给我们以滋养。幸甚至哉，司马温公，千古！

每日一书：《宽容与执拗 ： 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王安石求仁得仁，司马光种瓜得豆。仁宗朝宽容政治培养出来的两位政治领袖，以不同的方式，联手破坏了宽容政治。每念及此，能不太息？！🍀宰相司马光：一面宽容，一面执拗🌵生于 1019 年，卒于 1086 年，司马光的生命跨越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个皇帝。👉司马光的成长过程过于单纯顺利，作为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庇佑，父亲去世后又得恩师庞籍的提携照顾。如果跟王安石相比的话，司马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实际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司马光从父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场教育。这让他对 “诚实”“孝道”“守职” 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仰，也让他在现实政治的 “灰色地带” 面前应对失措、狼狈不堪。🤔一个致命后遗症是，北宋 “许人说话” 的风气一去不复返。赵冬梅认为，司马光理想的政治秩序是尊卑有序、权力与责任并重的，在政策层面，信仰宽容政治的司马光又必将固执己见，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悖论，即 “宽容政治悖论”。自此，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政策之争演变成剧烈的派别之争，党同伐异，小集团的利益取代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到最后，甚至连皇帝也丧失了 “中立”，再没有谁能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考虑问题，宋朝走上了不归路。当然，这是后话。在哲宗和百姓心中，宰相司马光已经做得很好。司马光死后，哲宗下令，“赠太师、温国公，禭以一品礼服，谥曰文正。赙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敛”。哲宗亲自为司马光书写了神道碑的碑额，并命令苏轼为司马光写作神道碑，又赐银两千两，专门为司马光修盖碑楼。司马光的谥号被定为 “文正”，这是一个文官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谥号。🤔悠悠千载，司马光有无数面孔。他是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也是当代人悉知的顽固的守旧派、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是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人，也是坚刚勇毅的台谏官、保守稳健的改革者；是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史坛的文正公，也是充满局限的大儒、宽容政治的掘墓人…… 在赵冬梅看来，时代赋予了他的诸多标签、古往今来对他的解读，多少带有一些暧昧或偏见。👉从《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到《大宋之变，1063—1086》，再到《宽容与执拗》，赵冬梅对晚年司马光政治形象的看法在不断改变。起初，赵冬梅认为：“司马光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 后来，她逐渐坚定了自己的新认识：“司马光没有晚年变节，背弃宽容，他一以贯之，始终追求心中真理，希望重建宽容政治。但就是这样的司马光，在哲宗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无可奈何又合情合理地‘必然’走向宽容的反面。”🌟司马光关心老百姓，追求国家的整体利益，力求在朝廷和老百姓之间建立和谐的统治秩序，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敬仰。但是，他的内在道德标准和现实之间的冲突，让他的理想没能实现并造成严重后果。这是司马光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