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一页页的书，是用来读的，至于一个人、一个国家能从历史中汲取多少经验教训，能对当前建设发展发挥多大作用，则是一个很难评估衡量的事情，因为人性的真实，在太多的关键时刻，推动人们做出选择的，是情感而非理性。我们能做的也许是需要知道，“现在” 需要跟 “过去” 和解，才能走向更好的 “未来”。妥协就是冲突各方在激烈的较量之后，各让一步，达成和解，建立平衡。能妥协才不会崩溃。妥协是一种智慧，而智慧要比聪明更高级。人世之中，宽容最难。在很多时候，人们会忘记大家是在同一条船上，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眼前鼻尖的矛盾纠葛忘记海上的惊涛骇浪。烈风中的黄叶，离开枝头、坠入尘埃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我更认可，人生不预设前提，始终保持着内在的高标，勇于妥协，积极接纳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我。

作者是北大历史教授，主修宋史，在 “百家讲坛” 上讲 “司马光”，常理上肯定是司马光研究专家，但马未都曾经和她关于 “司马光砸缸” 有过精彩辩论，因为从故事文献上的记载，赵老师认为司马光砸缸确有其事，但马未都认为从考古和工艺研究，宋朝还没有能力生产口径那么大的水缸。因此，什么是历史真相？历史没有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我小时候 “批林批孔”，王安石变法代表先进，到温相借助的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成为坚定改革进步的口号。到本书作者就有点王安石黑了，提出王安石变法是加强了皇帝的集权，挺扯的，辽金蒙元也不是希腊民主政体。其实宋朝最大疆域才 260 万平方公里，是历代统一王朝里面疆域最小的，只是个区域政权，如果以西方《哈佛中国史》的角度，辽和夏，金都是当时并列的中国政权，宋朝是中国唐之后延续的分裂期，在元明火器没有出现在战场之前，骑兵是战场的王者，宋失去西北牧场之后，在军事上就只能防御，而宋太祖为防止军阀兵变的儒家管理体系，稳定了皇权但也消弱了战力，为防止安禄山也自然要严防岳家军。科举制度消弱了门阀大族，文人掌兵消弱了军阀的危险，有利就有弊。推荐网络穿越小说《宰执天下》，现代人穿越回宋神宗时期，用现代科技知识富国强兵，但最终也解不开军事强人变成袁世凯的难题。所以历史没有真相，只有无奈，学历史还是要从财政，环境和人口，地理等视角观察，如果一直纠缠在帝王将相的人事勾心斗角，只是听床师，看不出历史的必然。

历史上改革浪潮从未止息，其动机却大相径庭：商鞅变法图谋霸业，王莽改制近乎虚幻妄想。王安石推行青苗法，表面为民纾困，实则深深嵌合了宋神宗的帝王心术 —— 神宗对青苗法本身未必真心关切，其根本目的在于充盈国库、开疆拓土，以此证明自己与父亲皆为 “真命天子”。改革代价在所难免，而王安石罢相后的青苗法，已严重偏离惠民初衷，沦为反对派司马光等人日后猛烈抨击的绝佳口实。改革一旦启动，极易沦为不同阵营角力的靶场。道德，这把本应衡量是非的尺子，往往被双方当作击倒对手的武器。人非圣贤，道德瑕疵在党争中被无限放大。王安石变法初期批驳 “朋党论” 固然有点杀人诛心，但历史无情地证明，其支持者与反对者最终确然演化为水火不容的朋党集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司马光。这位在《资治通鉴》中借 “司马光曰” 针砭时弊、强调施政应 “务实渐变”、“体恤民情” 的史家，一旦自身掌舵改革，却未能践行其著书立说时的理性主张。他以《资治通鉴》中批评唐朝杨炎两税法的笔法影射王安石青苗法。待到高太后垂帘、哲宗继位，司马光重掌权柄，便以近乎不容置疑的权威和极其急切的态度，要求立即、全面、彻底地废除包括青苗法在内的所有新法。其自身力推恢复的差役法，最终不也孕育出蔡京这等人物？此时，党同伐异的立场已然压倒了他曾倡导的审慎与体察，使其重蹈了其笔下所批判的历史覆辙 —— 这恰恰揭示了人性弱点与政治复杂性交织的永恒困境。回望这段历史，“元祐党籍碑” 的浮沉成为绝佳注脚。它如同一面魔镜，映照出评价的极端摇摆：昨日是罪人的耻辱柱，转眼又化为英雄的功勋碑！每个身处历史漩涡中的人物，终究难以挣脱自身时代与立场的无形枷锁。这或许正是历史最深刻的教训：改革的理想常因动机的异化、党争的裹挟与执行者的局限而走向反面，留给后世的，是复杂难言的功过评说与一声悠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