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了近千年，作为今人的我们，可以平淡的看待新儒家如何披荆斩棘，建立自己的学说。但也不无失望的发现，无论新儒家的学说影响多大，思想多么深邃，它的建立依旧是依靠在专制皇权上的。看似牢靠，实则只是脆弱的崛起。毫无主动权去作为民族精神的创造者。     这带来的结果，是作为一套完整学说的理学，最重要的作用，不再是辅助皇权达到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更没有启迪民智唤醒人心的作用。而是作为加强皇权专制的理论依据，为维护统治充当工具。顺便可以将皇权的恶，完美推卸到理学士人这些 “正人君子” 身上。固然心向万民，依旧摧残生灵。何其悲哉！     更为巨大的影响是，理学只能转向内省，去探索已被皇权认可的领域。使得作为学说的理学，与作为统治思想的理学一体双魂。这样发展出来的学说，固然有巨大价值，可是对整个民族的外向精神伤害巨大。从此，历史的惯性，会带着专制皇权与封闭理学蒙眼狂奔。将对开明政治的探索，对文化多样性的创造，对人尊严价值的逐步确立，一并带入历史烟尘。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商贸发达，手工业趋于成熟，文化成就较高，清明上河图完美展示北宋热气腾腾的民俗画像，似有资本主义萌芽迹象，如何夭折在摇篮中。 北宋内忧外患，意外地在女真的羞辱中走向灭亡，南宋存活 150 年，大多是与金对峙，从未收复失地，金国统治下的士大夫继续从政，令南宋的有识之士不仅蒙亡国之耻，更质疑精英们已失良知，道德和精神。反思后认为王安石变法乱了国之根本，败了民心，总结出祖宗之规不可突变，道德保守主义等各种复兴传统的门派便脱颖而出，他们不理国政，苦研个人修为，朱熹的新儒家融入独特的宇宙观，以理和气对应形和里，推出立心立行的理念，但对时局的指导并无太多实践意义，却在历史的曲折迂回中演变成了正统。朱熹的《四书》成了科举考试，代价是思想的禁锢。 高宗在位 36 年，早年海上逃亡，叛乱的经历促成他一生求稳求和的心态，对武将极不信任。为固化一隅和平的政权，他的统冶高度集中，逐渐将军权，财权和行政集一身，打破了宰相权谋集团的分权制衡机制，为达到目的，他频繁更替宰相，直到秦桧与他一拍即合，全力排异，议和，“禁学”，主战派纷纷流放，前宰相也不例外。朝廷终于沉寂，中国由此转变为封闭，僵化的内向，直止二十世纪初。 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我们比较习惯向内看，其实海外汉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比如日本讲谈社的中国史从书，史料充沛，观点中肯，值得借鉴。本书是海外宋史专家刘子健的研究，首次提出中国内向气质形成于两宋之间，并将宋代中国比喻为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 作者的研究多取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近听熊逸的《资治通鉴》，对本书中多次提及司马光，苏轼，胡安国，李心传等学者倍感亲切，而朱震，陈公辅，张浚等人的画像也鲜活灵动，对政治家赵鼎，主战派岳飞更肃然起敬。命运多桀，赵鼎多次流放终以绝食告别人世，岳飞莫须有罪名悲情离世，我们以为人生过后只剩子嗣众寡的区别，其实是一点一滴融入千载后世基因的区别，你高贵的品格已潜移默化代代相传。相差 1000 年的我们，依然在尊敬和怀念着你。

分析论述时局结构要素；在统治者角度进行目标取舍；形成结晶态；下一局的环境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