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华的基本判断是：中国之历史和未来在于寻求世界主义的普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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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个判断，我认为本书立意之宏远，内容之精妙。为近年来研究日本之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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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当下的关系，有多少来自历史的投影？无论在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层面上，日本都在影响着现代中国的自我认识与世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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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我们的普遍秩序要求突破民族主义，采取一种日本近现代所采取的并且失败的但呈现鲜活生命力的 “世界主义” 立场去改变对自身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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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明白，近代日本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亚洲主义普遍主义的失败，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的天然是这两种主义的担纲者。历史证明，日本已无心和无力但此人类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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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H. Carr）的说法，历史就是 “现在与过去之间无休止的对话”。中国与日本精神史的不可分性，或者如作者所言，中日互为彼此之 “分身” 的性质，在过去和现在无休止的对话中，造就了历史，并创造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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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 “分身”？当下人们观念中的 “中国” 与 “日本”，共享着共同的东亚古典世界秩序与古典文明的根源，双方在意识的深处有着近似的结构，因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彼此不同的 “他者”, 双方彼此之关联成为已经成为彼此的一部分。而这种内在关联永远是处在相互冲突，有紧张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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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认识这个 “分身”，以下几点是我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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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是一个始终追求 “普遍主义 ” 的 “精神帝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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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主义：日本和中国一样，是一个普遍性或者是追求普遍性的文明。日本恰恰在寻求普遍性的情怀上和中国是同等的。 日本同时发现西方也有普遍性，中国也有普遍性，怎么办？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面对一个庞大而统一的中国，它有两个行动：一个是脱亚入欧，一个是大东亚共荣圈。一个自由普遍主义梦想的自我异化，到最后变成了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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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帝国：基于贸易与殖民地经营活动的大英帝国和基于历史记忆与征服的德意志第三帝国 — 相比，近代日本帝国更以它独特的观念性著称，我们可以称之为 “精神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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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固有的普遍主义为近代日本提供了独特的文明与世界视野，而且在 19 世纪西方到来之前，一种郁郁葱葱的力量已经准备停当，学问、神话、信仰、科学与理性，在看似宁静的日本列岛已经熔铸成一体。这就是近代日本 “精神帝国” 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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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传统东亚秩序的产物，不管是古代日本还是近代日本，都是如此。从这个跟意义上讲，中国与日本确是互为分身的关系。日本古代的成长伴随着一种被中华接纳甚至变为中华本身的欲望所驱使，这种欲望在近代明治维新时代经过了令人惊异的发酵，西方殖民秩序与东亚传统秩序在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化合反应。日本近代之前的精神贮备，在西方文明的碰撞下被激发出来，而后在这种源出于传统秩序的精神秩序在西方物质的触发下，释放出惊人的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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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前所述，近代日本的自我意识包含着一种强烈的否定因素 — 对中华世界及其文明的否定。然而困难之处在于，其否定的逻辑前提恰恰是儒学世界观提供的文明意识，因而日本帝国民族主义自身就包含着自我解体的要素。
2. 日本与中华在认知上的彼此互为错位，是双方分歧的根源。

中日对历史和当下对方的认知差异源自于双方精神秩序的演错位，具体来讲就是说 “民族国家” 与 “世界主义”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呈现的相反的相位。中国是一个由普遍主义帝国到民族国家再到一个超级普遍主义大国的过程；而日本是中华文明分身到近代普遍主义帝国再到民族国家再造，最后导向后民族国家的过程。这种民族国家与帝国，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的错位对立，成为中日之间相互建构彼此的深刻外部力量。当中国完成文明转身，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路上，她的分身日本始终沉浸在一种普遍主义的文明的想象和构建中，并以一种世界文明担纲者的身份去想象中国，同时也无法意识到民族主义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对自身普遍主义逻辑的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放弃了帝国意识与帝国政治，真正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建设。但在这个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它无法恰当认识并解释自己的历史行为，无法实现与自身及世界的真正和解。而这正是今日日本国内精神分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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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近代以来寻求 “超克”，但未成功。
近代超克” 是指对 “近代” 的超越与克服，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对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政治秩序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克服，二是对民族国家内部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秩序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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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借助中华普遍主义秩序，并从西方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的发展中汲取帝国普遍主义的营养。日本通过立足亚洲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的超克，关键是这种精神的自觉和升华能否抑制和规范住政治帝国的扩张。政治帝国的权力意志压倒了精神帝国对普遍价值的构想与追求，这是近代日本精神的最终失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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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日战争 —- 互为 “分身” 的彼此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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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为初期的战胜者成为东亚世界的大国，激发了自身的帝国欲望，并逐渐开始挑战世界。基于对中国的成功克服，日本走上了作为世界新国家的起点，作为基于亚洲主义的普遍主义帝国对抗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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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代日本是传统中国所创造的一个分身，但在近代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日本富于压迫性的大陆政策，不仅仅是唤醒，更是强力参与创造了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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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一种特定的、强调特殊性的民族主义最终得以形成，实现了它在近现代政治中独有的解放作用，创建了作为近代世界秩序重要节点的民族国家，但另一方面也因此造成了某种与自身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断裂。正是在后一意义上，我们今日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深刻的精神创伤。显然，只有达成与自身及世界的最终和解，我们才能克服这种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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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个在精神层面高度一致但又在精神发展史上高度错位的 “分身”，彼此欲望的碰撞，延续至今。国人自信力的增加好像造成一种意念假象，是时候弃如敝履一般的抛弃日本了。作者提醒我们，丢掉日本这个 “分身” 我们就是丢掉自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