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告诉我们，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都在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

人们总是有种对未来倾向于悲观，对未来表示悲观会让你看上去深沉有主张，对未来充满乐观似乎会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轻浮。而本书通过一系列的科学证据向我们证实，尽管还有诸多不足，我们这个世界毫无疑问地在变得越来越好，未来也毋庸置疑地会变得更好。这是一本带给我们信心的书，大胆地做个乐观派吧。值得阅读。

每日一书：《理性乐观派》。“世界并不完美，却仍值得奋斗。”— 海明威在其他动物种类中，个体的进步是从婴儿期到成长期（或成熟期），1 在它生命的过程中（以一生为限），它能将天性所赋予它的各项能力做到最完美的程度；而人类，则是个体进步，整个物种也进步，他们在前人所奠定的基础上实现随后的成长。—— 苏格兰哲学家及历史学家亚当・弗格森倒不是人类本性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正如握着手斧的手跟握着鼠标的手形状相同，不管是从前还是将来的人们，永永远远都会寻找食物、渴求性爱、照料子女、竞争地位、避免伤痛，就跟其他所有动物一样。人类物种的许多特质也没有发生变化。1888 年，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写道：“当发明创造通过模仿飞速传播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叫它社会性进化。”20 世纪 60 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认为，社会性进化的决定性因素是 “通过成功模仿制度和习惯所实现的选择”。1976 年，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新造了一个词 “模因”，充作文化模仿的单位。什么叫繁荣？这就是繁荣：你以同等工作量换取的商品或服务数量增加了。迟至 19 世纪中叶，从巴黎到波尔多的驿马旅程，费用与一名职员的月工资相等；如今，同等里程的费用只相当于一天的薪资，速度更是提高了 50 倍。专业知识的累积使得我们每个人得以靠着生产越来越少的东西，消费越来越多的东西，这是人类发展的核心故事。创新改变世界，但那只是因为它帮助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鼓励时间的分工。专业分工能带来专业的知识，而专业的知识带来了不断的改进。专业分工还给了专家们投入时间、设计全新劳动技术的良好借口。亚当・斯密想得不错：在把陌生人变成可敬友人的过程中，交换可以让自私自利的本性转变成整体的善心。1800 年以来人类生活的迅速商业化，跟人类情感较此前数千年的大幅改善是同步的。这一轮进步始于两个最为商业化的国家：荷兰和英国。20 世纪上半叶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及其追随者阐释新石器革命时说，这是人类处境的改善，它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用存储的食物在饥荒中生存下来；出现了方便易得的新营养形式，如鸡蛋和牛奶；减少了在荒野里的跋涉，这种跋涉令人疲惫而且危险，还经常一无所得；残疾人或受伤的人仍然可以从事农业劳动；人们或许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可以用来创造文明。腓尼基人的散落分布给我们上了另一堂重要的课，这一点由大卫・休谟最早提出：很多时候，政治分裂是经济进步的朋友而非敌人，因为挡住了 “权力和权威两者” 挺进的步伐。提尔、西顿、迦太基、加迪尔全都实现繁荣，并不需要结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它们最多不过是联邦罢了。同一时期，中国却走上了另一条路，陷入了停滞和贫困。公元 1000 年前后，它是一个经济和技术活跃发展的国家，到 1950 年，它却变成了一个人口稠密、农业落后的国家。按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计，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1950 年时人均 GDP 低于公元 1000 年的地区。那么人类生育力大幅下降，到底会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很奇怪，排在榜首的原因，居然是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婴儿死亡的概率越高，家长生得就越多。只有当妇女认为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活下来时，他们才会控制家庭规模，不再继续生下去。正如创新的野火会在不同的时间、从世界的不同地方冒出来一样，它也不停地在技术上跳跃着。跟 500 年前的印刷革命时期一样，今天，通信技术带来的收益递增熊熊燃烧，而交通运输却气急败坏地转入了收益递减状态。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很早就提出，病毒找到新的宿主物种之后，不光会变异，也会出现自然选择。流感这一类偶然传染的病毒，要是只引起宿主轻微疾病的话，繁殖得会更为成功，因为宿主会不断行动，遇到更多的人。对病毒来说，独自躺在黑乎乎房间里的患者不如咳嗽着还坚持上班的患者有用。在贫穷国家造成意外死亡人数最多的人类 “天启” 四杀手，好多年从没变过：饥饿，每分钟害死 7 人；脏水，每分钟害死 3 人；室内烟雾，每分钟 3 人；疟疾，每分钟 2 人。过去的几万年，依靠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世界越变越好；未来，只要交流的道路保持畅通，世界没有道理走向倒退。只有思想隔绝、封闭起来，才是人类的大难来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