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张爱玲搬出了与胡兰成发生过很多故事的爱丁顿公寓。尽管张爱玲已无多少钱养活自己，但她还是在给胡兰成的分手信中，寄去了两部电影的稿酬，并告诉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张爱玲就像她还自己母亲的钱一样，了断了和胡兰成的关系。爱的时候，她可以低到尘埃里，闻到 “别人不喜欢的味道”—— 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张爱玲《谈音乐》）。不爱的时候，便决绝如碧落黄泉。彼时 “仓促时代，更大的破坏即将到来”，张爱玲裂衣而去，所以她在《倾城之恋》中才有那样的表达：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乱了，只是为了成全一个人的恋爱故事。我很喜欢毛姆在《刀锋》当中的一句话：“一个人不仅仅是他自身，也是他自己出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食，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吟哦的诗章和信仰的上帝，这一切把他造成现在这样。” 我应该感激生活，无论工作里的挫败，感情中的失落，都如百味交织。有的味道至今依然深藏于嗅叶深处的某一处，只是彼时我并未意识到，此后的年月还将继续不断揭掉枯干的死皮和坚韧的硬壳，暮色渐起时，我仍将持续嗅到自己绝望的孤独。北京城越发的无聊，春天沙尘暴来临，整个城市都被封存进一个喘不过气的笼子里。偶尔出个远门，三四个小时堵车都不在话下。我开始去东单游泳，戴上游泳帽和游泳镜，钻进水里，这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也没有一个人需要应酬，我有时候在水池底睁开眼睛，这是另外一个空荡荡的世界，和工体的酒吧街没有什么区别，它们同样遗世独立，却都和现实世界 —— 办公楼、衣食住行、红男绿女之间有着一层似透明却混沌的间隔，你在这个世界穿行，自由自在，你可以选择看或者不看别人，起点和终点无非就在那里，一目了然。不管你怎样出发，终点都和所有人相同。区别只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泳姿而已。我的工作越来越繁忙，难免有些酒局应酬，我的同事都会一律告诉对方说，我酒精过敏。有天晚上半夜做完方案在家里看影碟，有一个美国佬在屏幕上很窝心地谈论着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All I want is somebody hold me and tell me,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我想要的不过是，能有一个人这么抱着我，对我说，什么事都会好起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小卡，然后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笑得前仰后合，直到眼泪都笑了出来。妈妈也被公认是全家最多愁善感的人，无论全家再开心再快乐的时候，她都有可能会莫名其妙地抹起眼泪，好像眼前的这一切和她没有任何关联…… 无论姐姐和我如何孝顺，也无法给她想要的安全感，她最喜欢看的节目是所谓的 “社会纪实”，里面充斥着大量的欺诈，母亲和儿子争财产、兄弟自相残杀之类的桥段。她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充满了戒备。但她也是公认的全家最老实的一个，她不会任何的花言巧语或者招呼应酬，她一厢情愿地会把别人那些用以敷衍的请客吃饭的话当真，当然她自己说出去的话也很认真。如果在超过三个人以上的公众场合要她大声说话，她的脸会涨得通红。在外面与人发生争执，她完全不会用那些犀利的语言与对方对质，只会默默地走开。很多年过去了，我在北京稳定下来，有的时候心血来潮想做泡菜，总是被那种想起来就烦琐的程序吓倒，而我也终于逐渐地意识到，厨房里的泡菜坛子是妈妈摆脱外界干扰，摆脱不安全感，进入自己世界的方法。在那个世界里面，她只需要全心全意去准备、去腌制，而爱从她身上散发出来，落到那些泡菜上面，再通过它们传递到我们的胃里。2002—2007 那五年，是我在北京最动荡的年头，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去世界各地出差，待在北京的日子不多，生活杂乱不堪，三餐基本不定时。有一次打电话回家，可能心不在焉，也有可能神思恍惚，不知道在电话里对爸妈说了些什么，大概是想念地道的泡菜之类，第二天就接到电话，说妈妈要来北京看我。三天之后，妈妈出现在我租的房子门口，我帮她清点行李，满满当当各种特产（尽管我告诉他们北京超市什么都能买到），然后发现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打开一看，竟然是个泡菜坛子。只有在那些年从北京坐火车去过自贡的人才能了解这是怎样漫长的路程。就是三千里路、半个月的雨水、十年的老坛子。就是四川人，一个母亲。就是味觉的返乡之路。就是她被时代腌制过的、羞怯的爱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