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信漏斗是一个神奇而复杂的现象。人们抱定一些初始的观点和信念，在进入漏斗之后，形成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信念。家人和朋友为此困惑不已，始终无法搞懂为什么身边的人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误信漏斗可以被分为情绪、认知、性格和社会四个因素。我们的探索之旅从情绪因素开始（重点关注紧张），情绪往往为落入误信漏斗创造了条件。旅程的终点是社会因素，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因素的出现表明误信已经根深蒂固。当经济不安全感提升时（无论是失业等具体事件，还是一般化的担忧，比如对国家经济前景的不看好），肉体痛感会随之提升，这种迹象包括自我感受的报告和止痛药的消耗量。也就是说，压力的确具有伤害性。一旦遭到伤害，我们往往就会采取更不利于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证真偏差不仅决定了我们搜索信息的方式，还决定了我们解释这些信息的方式 —— 倾向于确认或支持原有的信念或价值观，刻意忽略那些有可能挑战我们原有信念和价值观的信息。它能让我们找到一些理由，把我们眼中这个世界出现的不合理现象迅速合理化。“动机性推理” 即一种扭曲现实来迎合我们想要得出的结论的倾向。在谈话中采取士兵心态就等于把沟通的过程当成一场防守战，即我方的价值观遭到攻击，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抵御对方观点的进犯。她建议人们采取 “侦察员心态”。士兵的天职是守卫己方领土，而侦察员的任务是探索和调查，这就需要有开放、好奇的心态。换句话说，侦察员感兴趣的问题是何为真、何为假、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什么，而士兵只是一门心思击退外来威胁。所以请记住这一点，如果不想落入误信的陷阱，你要试着去当一名侦察员，而不是一名士兵。“真相错觉效应”，我们与一个信息（或真或假）的接触越频繁，这个信息在我们头脑中产生的印象就越深，我们就越有可能将其视为熟悉且真实的概念，也就是说它的 “黏性” 越大。或许你也能感觉到，人类的这个弱点并没有逃过广告商和政客的注意。鉴于人类记忆特有的运作方式，否定语句中的两个部分在我们的大脑中被分别存储。在短时间内，我们称其为 “某事” 和 “某事错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渐行渐远，两个部分逐渐失去联系。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真相错觉效应证明了重复行为至关重要，因此 “某事” 在我们的记忆中变得越来越真实，而 “某事错误” 往往被遗忘。“应对措施厌恶” 简单来说，它表示如果不喜欢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就会利用动机性推理否认问题的存在。我们在开始一场对话时或许可以干脆不谈应对措施，先就问题达成共识。比如，可以强调并确认双方都承认问题存在，并决定将其解决掉，尽管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措施。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在谈话之初就丢出一个双方都不反感的应对措施，在消除众人对应对措施的恐惧之后，再尝试取得对问题的认同。邓宁 - 克鲁格效应” 当不大了解某个特定的知识领域时，我们通常知道自己不知道；当极为熟悉某个特定的知识领域时，我们知道自己知道。然而，当落入中间地带，对某些事物一知半解时，我们往往就会（错误地）以为我们比实际知道的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实的知识水平与自信心之间的差异就造成了潜在的危险，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我们信心满满地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解释性深度错觉，即人类倾向于本能地认为我们对复杂现象的理解比实际的理解更深刻、更精确。误信漏斗的认知因素当压力把我们推向误信漏斗时，我们开始寻找问题的答案，寻找一个应受到谴责的恶人，认知因素由此把我们带到误信的深处。不完美的人类认知结构让我们易受假消息的蛊惑，正如我们经过进化的口味让我们易受快餐的吸引一样。我们在搜索信息的时候，证真偏差引导着我们寻找那些能证实我们预想的信息，而不是能将其推翻的信息。一旦相信某事，我们就会努力说服自己它是千真万确的，也就是所谓的 “动机性推理”。有时候，我们出于对问题应对措施的恐惧而否认了问题本身，这种偏见被称为应对措施厌恶。阴谋论就是要利用我们的认知偏见。这一切都因我们对自身思维的错误认识和对事物运行规律理解能力的过度自信而恶化。三个主要的性格特征在性格量表中脱颖而出：神奇思维、开放性吸收和感知异常。总体来看，这些性格特征衡量的是人们相信非常规因果关系的程度、更容易接受想象和虚拟幻象、更容易被催眠，以及倾向于认定某些人具有神奇的能力。压力对所有人都会造成负面影响，它煽动起人们寻找答案、重获控制感的需求。而如果是自恋，这种需求会变得更加强烈。不难想象，这两股力量相辅相成并发展壮大，高度的压力和高度的自恋必然会造成高度的不适。背负着压力的自恋者更需要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自己不受关注，这样的心态让他们极易落入误信漏斗。

副标题总结了全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让理性人误信了非理性的事？如果再进一步引申一下，还可以解答是什么导致社会信任受损、假消息泛滥和群体对抗加剧？作者从情绪、性格、认知、社会四个维度，解答了这个问题。

要时刻警惕不要掉入误信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