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论《诗三百》之美文以前，应当破除两个主观。第一，以词人之诗评析三百篇，而忘了《诗三百》是自山谣野歌以至朝廷会享用的乐章集，本是些为歌而作，为乐而设的，本不是做来 “改罢自长吟” 的。譬如《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这真是太原始的诗了。当天日晴和，山川明朗的时候，女子结群采掇芣苢，随采随歌，作这和声。这样章节自有他的激越之音，不可仅以平铺直叙看做他是诗歌之 “原形质” 了。《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这也太寻常了。这是一群人中士女杂坐，一唱众和之声，则这一歌也自有他的兴发处。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层，一律以后来诗人做诗的标准衡量他们，必把这事情看得差了。第二个主观，是把后人诗中艺术之细密，去遮没了《诗三百》中挚情之直叙。诗人斤斤于艺术之细，本已类似一种衰落的趋势。抒情诗之最盛者，每在无名诗人；而叙事诗之发扬蹈厉，每由甚粗而不失大体之艺术。后人做诗，虽刻画得极细，意匠曲折得多，然刻画即失自然，而情意曲折便非诡化（Sophisticated）的人不能领悟，非人情之直率者。如：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讦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又如：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或如《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诗经》中此类例举不胜举，都是直叙的话，都没有刻意为辞的痕迹，然而都成美文。《诗三百》中一切美辞之美，及其超越楚辞和其他侈文处，在乎直陈其事，而风采情趣声光自见，不流曲折以成诡词，不加刻饰以成蔓骈，俗言即是实言，白话乃是真话，直说乃是信说。《诗经》之最大艺术，在其不用艺术处。—— 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