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的历史始于洋务运动，终于文化大革命结束，跨度一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尽收书中，主要关注於当时中国商业的维度和诸多人物的命运。並闡述了中国近代商业史的过程中，“公” 与 “私” 的邊界及期間的互動。在清末，官督商办的 “洋务运动” 可谓当时典型的公私融合模式，而代表人物无疑是盛宣怀，这是一个亦官亦商的枭雄式人物，被视为 “商父”，他的经商思想在当时已算前卫，但是也按捺不住以 “官” 的身份和私利一点点侵吞各个行业的民营资本。而与之对应的是最早的一批私人资本，陈光辅、范旭东、虞洽卿、“百货四子”、张謇们，他们大多起于民生行业，如张謇等人还胸怀改造社会的理想，抓住一战前后的一段中国民营经济的黄金时间铸造了自己的辉煌。然而在面对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乱局，劳资冲突的日益加剧，民营资本也陷入一场乱局。與此同时，在以宋子文与孔祥熙为代表的资本怪兽的崛起，更让他们面臨著举步维艰的處境。在《跌荡一百年》关于这段的描述中我們会发现，当时的民营商人们要经历如何的折腾。军阀们要索要政治捐款，或者 “文明” 些，发行无投资价值的公债，你还必须买，不买？等着杜月笙们收拾你吧。而特别面对工人阶级和共产运动的兴起，他们又面临愈加激烈的劳资冲突，于是，一批商界代表人物也将宝压在了蒋介石为代表的明星政客身上，寄望于他能遏制工人运动，并带来更好的工商业发展环境。然而，结局绝非他们所料。与盛宣怀相比，宋孔二人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更加粗暴和不留情面的侵吞着私人资本的利益，而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借着战争特殊情况的国家主义大旗，战争结束后的 “接收” 乱局，他们更将私人资本残存的阵地一扫而光，多少知名的企业明星们悲愤的看着自己的企业被蚕食。在中日战争期间，面对工厂毁于战火，或者被日本人强占，他们已然心痛，却表现着令人敬佩的爱国之心，将图纸、设备和人才转移到后方建厂再来，而如卢作孚这样的商界精英更倾其全力，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国家献力，而最终换来的却是，宋孔二人巧取豪夺下的无奈。而宋孔二人在得势之时攫取了多少财富至今是个谜，只能任由大家猜想估算，比如孔祥熙便被评为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企业家生产出许多物美价廉的，实惠的商品供我们使用，让我们富裕起来，生活充实、便利，也奠定了国家强大的物质基础，他们的事迹却容易被历史忽略。我在史纲课程小组汇报的 PPT 里用到了宜昌大撤退的例子，来说明民族企业家也能在危难时刻拯救国家命运。在日军轰炸中国工业命脉宜昌并在水路逼近重庆后方的时候，卢作孚、虞洽卿、杜月笙等民族企业家毅然决定用自己所经营的轮船沉入长江来抵挡日军前进。他们倾其所有，保证了重庆后方的安全，也保证了宜昌的人员、物资、武器装备和生产机器及时转移到后方，打破了日军速胜的企图。正如吴晓波老师所说，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他们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要想解码中国社会进步的逻辑，企业家是绕不开的重要群体。生产力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所在。真实的历史发展一定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企业家能够整合社会上七零八落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人才）、土地、资金，以某种合约安排集中到一起，发明并生产出实用的商品，把这些商品送到千家万户，也为国家机器所用。这样的才能是不可替代的。企业家发挥才能也需要政府构建一个合适的环境，支持、引导企业发展。国家兴衰的秘密，就在于企业发展。

本书名为 “跌荡”，文中内容写的却是 “跌宕”。作者很明显没有仔细查证这两个词的区别，之所以用 “荡”，也只是为了和自己的其他几本书呼应（《浩荡》、《激荡》）—— 这种呼应确实从形式上很好看，但这属于执念。作为知名作者，这个文字疏漏有点不应该。（如果是我理解不对，请大家帮忙指教）另外，书中内容还是作者一贯呼吁的商业文明，只不过把时间的尺度放在了 1870-1977 这百年间。商业史的故事看多了以后，突然发现一个难过的事实：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激动人心的东西总是转瞬即逝，现实总会在不经意间出来敲打敲打，告诉人们文明离得其实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