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讲到了历史进程中经常被忽略的民族企业家，也重点论述了发展进程中各个阶层起到的作用，帮助理清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逻辑。民族企业家是勤劳能干的，才能卓越的，即使在抗战的炮火中，这些民族企业家仍然不甘人后。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奋不顾身，而企业家同后方工人一道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为国计民生铆好每一颗螺丝钉，为前线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抗日战争初期，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地位得到空前强化，加紧对民营企业的资本控制，成为了民营企业 “家门口的野蛮人”。官僚背景的掠夺和控制导致民营企业管理、经营混乱，生产项目迟迟不上马或是进展缓慢，生产效率低下。孔祥熙等四大家族成员忙于敛财，发国难财，并制定无限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尤其是金融中心上海。结构性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过早结束了自由竞争的时代而加速步入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垄断时代，换言之十年黄金期风光不再。后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采取了政治手段，也动用了经济手段成功地恢复了上海的经济形势，恢复了上海以往正常的物价。顾准也采取一系列和平的经济措施迫使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撤出，结束了帝国主义长期的资本控制和商品倾销。他们年轻，风华绝代，充满破坏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气，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所有的热情都是为了无比热爱的国家。社会变革成就奠定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稳健、快速发展的基础。中国用不到 30 年时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前 30 年的新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教育普及、医疗服务的推广、土地改革、妇女解放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变革成就。建国后的许多经济政策也在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注重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国家摆脱贫困，为工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这也是社会变革的物质基础。“合营过渡，和平赎买” 的政策对民族企业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本集团受到了比较温和的待遇。但是在建国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当中，还是融入太多意识形态斗争的元素，使得这些政策不是那么聚焦生产力发展。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让产业经济的效率十分低下。生活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提高。政府提供的发展环境不是那么地有活力，民营资本集团发展也是受到一定限制。社会对企业家也颇有微词，一些自发的带有情绪而不辩事实的批斗普遍存在，出现不少冤假错案。但每个时期都有特殊的任务。前三十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比起建国前是很大的进步，改革开放初期和前三十年比又是很大的进步。现在和过去任何时期相比，我们都更靠近民族复兴，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就像是建国后的成就伴随着比建国前更大的挑战和更多严重问题亟待改革。但每个时期也有特殊的变革方式，要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理解一些特殊做法。这本书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也呈现了作者清晰的逻辑。通过企业家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并结合历史发展的主线去分析，可以更深刻理解历史。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才能明白以后往哪里去。

“我们正在阅读的历史不应该是冰冷的，但也不应该是滚烫的，它仅仅应有平凡人的正常体温。在冷静中，我们才能找到真理的入口处。”—— 吴晓波

中国的商脉或者说是商业精神，一向是付之阙如。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却一直缺少商业文化。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比文人所遭受的苦难一点都不少。吴晓波写一代船王卢作孚，抗战期间作为救国会重庆分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都印上了 “梦寐毋忘国家大难” 的字样，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为报效国家，对日作战中，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 90% 以上的运输量，卢作孚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在指挥运输的一个多月里，日夜不眠的卢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 建国后卢作孚第一个提出公私合营，但卢作孚是在 1952 年自杀的。在 1950 年冬至 1951 年的镇反中，民生公司的很多重要职员都被认定为特务，或被枪决，或被扣押。1952 年 2 月 8 日，民生公司开 “五反” 动员大会，会场上有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 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则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 “糖衣炮弹” 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当晚，卢作孚饮药自尽，终年 59 岁。他留给妻子的遗书只有简单四条，诸如 “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来去两空空。连毛 * 泽 * 东得知卢作孚自杀后都叹息道:“真可惜啊”。于是，中国并不缺少商业精神，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商业传统在支撑着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不幸的是即使历史上曾有古齐国的鱼盐之富，陶朱公的积资巨万，及至近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状元张骞的经商还是菊生的印书，他们在力行 “实业救国”。但这些都未能成为历史的主角，很少有人在笔墨间谈及他们在百年社会动荡中的遭际。中国的商人成了一个 “下落不明” 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