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以宋高宗赵构为核心的历史人物传记，全书以靖康之变为起点，至高宗内禅去世为止，共分十三个章节，作者以 “设身处地” 的姿态，竭力将赵构从传统史书中 “昏君”“懦夫” 的标签中剥离，还原其作为乱世君王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赵构的继位背景是理解其执政逻辑的关键。靖康之变后，北宋政权土崩瓦解，年仅 20 岁的赵构仓促登基，面对的是一副 “超级烂摊子”：军事溃败、财政枯竭、官僚系统瘫痪，甚至 “连发军饷的钱都不知如何筹措”。作者通过考据赵构的早年经历，指出其出身卑微（生母为妃嫔侍女）、缺乏政治历练，在北宋时期 “唯一政务活动是节日喊吉祥话”。这种 “白纸式” 的执政起点，让他在面对金军南侵、苗刘兵变等危机时，不得不以生存为第一要务，甚至不惜牺牲道德理想。正如书中所言：“二十岁的赵构无经验、无亲信，只能靠血统收拾烂摊子，比五代十国的乱世君主更艰难”。这种视角与《临安之变》对赵构责任转变的分析不谋而合 —— 从 “只需对自己负责” 的热血青年，到 “背负国家存亡” 的帝王，其决策逻辑必然转向现实优先。赵构最受诟病的《绍兴和议》，在书中被置于宋金实力对比的框架下重新审视。作者援引史料指出，南宋虽向金称臣，但仍保有独立治权（如税收、军事、人事任免），且 “绍兴体制” 的建立本质是 “以时间换空间” 的战略收缩。赵构并非盲目投降，而是基于对南宋军力的清醒认知：缺乏骑兵的宋军难以长期固守黄河防线，即便岳飞北伐成功，“战线推进到黄河也难以维持”。这一判断与虞云国等宋史学者对赵构 “政治智商超群” 的评价相呼应。书中甚至提到，赵构曾试图通过 “淮西布袋阵” 主动出击，但因军事误判失败，反证其并非一味怯战。这种分析试图将 “苟安” 解读为 “止损”，但作者也坦言，赵构的私心（如贪恋权位、缺乏收复故土抱负）同样不可忽视。赵构的 “千古骂名” 集中体现在冤杀岳飞与重用秦桧两件事上。作者虽未直接为这两项罪行开脱，却通过历史情境的还原试图弱化其道德属性：一方面，岳飞触碰立储禁忌、多次抗命的行为，在赵构经历苗刘兵变的心理阴影下，被解读为 “威胁皇权”；另一方面，秦桧作为和议政策的执行者，其专权本质是赵构巩固皇权的工具 ——“维护秦桧即维护赵构自己”。这种解释与《缔造的 “中兴”》中 “圣君贤相” 共谋体制的观点一致。然而，作者也承认，赵构的凉薄自私（如王夫之评价 “求一念超利害不可得”）使其最终沦为 “道德真空的权术家”。书中对南宋 “152 年国祚” 的成就持矛盾态度：一方面肯定赵构 “休兵止战” 为南方经济文化繁荣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痛陈偏安政策导致 “中原正统性丧失” 与 “文化内敛僵化”。这种评价折射出历史叙事的困境 —— 若以政权存续为标准，赵构堪称 “中兴之主”；若以华夷秩序与道德理想衡量，则难逃 “丧权辱国” 之责。虽然金军撕毁协议，战火重燃后，赵构也默许逐步给岳飞平反，正如作者所言：“赵构的算盘未必全错，但代价是岳飞的血与民族精神的矮化”。本书通过 "去标签化" 的史学研究，试图将赵构还原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个体，引导读者理解其决策背后的时代局限性。"学历史的妙趣在于思考过程，而非记忆年份"。但千万不要陷入 “洗地” 的诡辩术，在其位就只能谋其政，大是大非的问题要有底线思维，身为君王再多的理由，杀忠良，丧权辱国都必将背负千古骂名。

这本《南渡之君》是一部聚焦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的历史著作。作为作者的第二本书，它延续了赵大胖对宋史的深入研究，同时以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叙事风格，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复杂而多面的宋高宗形象。全书以宋高宗赵构的一生为主线，围绕十三个关键问题展开分析。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还原了赵构从靖康之变后的仓促即位，到建立南宋政权、与金国和谈的历史过程。书中不仅梳理了赵构的政治决策，还深入探讨了他的心理活动与时代背景的互动。例如，作者分析了赵构在靖康之变后的尴尬处境：他出身低微，缺乏治国经验，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被金兵摧毁的烂摊子。这种细致的描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赵构的决策逻辑。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地用 “好” 或 “坏” 来评价历史人物。他以赵构为例，指出赵构的许多决策，如对金国称臣、杀害岳飞等，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作者通过对比史料和逻辑分析，试图还原一个更真实的赵构形象。例如，书中提到《绍兴和议》并非完全的卖国行为，而是一种外交策略，旨在为南宋争取喘息之机。此外，作者还探讨了赵构与秦桧的关系，以及南宋政权的 “绍兴体制”。这些内容不仅揭示了南宋政治的复杂性，也颠覆了我之前对赵构的刻板印象，确实很精彩。

宋高宗赵构（1107—1187 年）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本来毫无机会当皇帝，却因为靖康之变的阴差阳错，成为南宋王朝（1127—1279 年）的开国之主。他的一生，见证了大宋王朝最繁华的全盛之光，最悲惨的亡国之痛，最艰难的复兴之路，他是两宋之交这几十年来最权威的旁观者、亲历者以及决策者。他的身上有一个巨大的争议：他究竟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中兴之主，还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昏庸之君？认为他是中兴之主的人，觉得他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亲王，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皇帝的职业培训，没有带过兵，没有理过政，却在国家遭逢大难之际，以二十岁的年纪，率领一批临时拼凑起来的文官武将，在金兵的不断追击、伪齐和国内盗寇不断骚扰的情况下，硬是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起了稳定的南宋王朝，延续了大宋的国祚。认为他是昏庸之君的人，觉得他作为一国之君，不主动北伐去救父母，任由他们在金国受难，是为不孝。当了皇帝之后，有全国军民的支持，手握几十万重兵却主动选择求和，与金人签订了屈辱的 “绍兴和议”，使大宋沦为金国的附属国，是为昏庸。为了向金人表达和谈的诚意，他不惜杀死了在战场上表现极为卓越的名将岳飞，制造了宋代历史上排名第一的冤案，是为歹毒。每一个结论都有足够让人信服的论据，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不由自主地深思：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为了回答这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我把宋高宗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事情梳理了一遍，想通过现存的、可信的史料对这些事情进行分析和推理，解释他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力求还原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宋高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