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的持续排放已经造成了显著的全球变暖，它对生产力的破坏已经显现。比如在全球的热带地区，普遍出现了农业减产，经济下滑。这就导致当地的穷人更穷，不得不铤而走险，偷渡到高纬度国家求生。我们近年来经常会看到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问题，主要都是集中在中美洲、地中海、以及中东地区。它们在时间上和纬度上的一致性绝不是偶然，甚至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被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们预言过了。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全球变暖或许是件好事，因为按地质变化规律来看，我们当前基本处于一个间冰期的末期。《三体》讲述了三体文明只能在三星系统不确定的温和时期发展的悲惨故事，但人类文明其实也好不到哪去。现代人类的祖先不只一次走出非洲，并散布在地球的各个大陆与岛屿上，但为什么所有辉煌的古代文明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在同一历史时期崛起？这恰恰是因为当前这个间冰期的出现给了文明以温度，让原始部落能够在相对温和的气候中完成农业的建立，从而为更高级的文明发展做好物质准备和生产力准备。但是，这个让人类文明得以诞生的间冰期很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本该面对一次新的小冰期，给人类文明降降温。但是，人类 “恰巧” 制造了全球变暖，导致这个正在开始的小冰期被平衡掉了，让人类文明免遭重大打击。倘若真是如此，那的确是一种幸运。但到底幸运在哪里呢？有人认为，幸运之处在于，我们 “及时” 地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制造了一次全球变暖。但我认为，真正的幸运是，我们恰好赶上了一次地球自身的降温，而非升温。如果地球本该继续这个间冰期，甚至让温度继续升高，那么再叠加上我们造成的温室效应，岂不是要万劫不复了？所以，单纯地谈论全球变暖或平流层气溶胶，就如同单纯地谈论王侯将相一样，放大了单一因素的作用。人类文明是如此脆弱，而地球又是如此多变，其在大时间尺度上的变化很难被人类所改变。在自然的伟力面前，渺小的人类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调节天气的科技手段，既有如平流层气溶胶这样的降温手段，也有如温室气体排放这样的升温手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在丰富的数据和严谨的理论支持之下的气候模型，能够指导我们该如何施加这些调节手段，对冲平缓的变化趋势，消除激烈的冲击变量。

在人类一百多年来的活动下，自然早已不再是原本的自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每三个就有一个是人类活动排放的，海水里流着放射性污水和微塑料颗粒，来自大洋另一端的鲤鱼在通电的河水里挣扎跳跃，珊瑚身上长着人类挑选的藻类。如作者所说，这些方案并不是某种进步，而只是现有条件下人们能想出的最佳方案。我们不能又干预自然，在坏结果发生时又坐视不管。说到底，拯救自然，其实是拯救我们自己。

河流是一种很好的隐喻 —— 或许有点太好了。河流可以是浑浊的，承载着隐藏的含义。比如密西西比河对于吐温而言就代表了 “最冷酷又最诚挚的读物”。或者，河流也可以是明亮的，清澈的，像镜子一样。梭罗曾在康科德河（Concord River）和梅里马克河（Merrimack River）上有过一次为期一周的旅程，然而在他启程还不到一天时，就发现自己已经迷失在了水中层层叠叠的倒影里。河流能够预示命运，要么就使人得到某种知识，又要么就令人碰到某种他们宁愿不知道的知识。“在这条河中逆流而上仿佛是回溯到了世界最初的起源，彼时地球上只有植物肆意生长。” 康拉德笔下的马洛如此回忆道。河流可以代表时间，代表改变，也可以代表生命本身。“你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据说这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的，而他的追随者克拉底鲁（Cratylus）据说曾经回应道：“你甚至一次都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