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的逻辑非常清晰，从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经历全球化阶段的 “大汇合”，写到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美脱钩的当下世界进入 “大分流” 阶段。世界秩序和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的发展环境跟之前 40 年比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 “乱纪元” 阶段，中国该怎么做？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保持战略定力，理性处理中美关系，继续推动全球化，在保持对外开放和努力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基础上，持续推进国家的现代化。

很赞同作者的观点和思路，结合二十大报告进行学习，在对当前形势的认识上还是蛮有收获的。

其实看这本书的目的是在于期望能够从各国之间的摩擦中间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因为国家和国家之间，老百姓是没有太多的选择性，唯一比较幸运的是这个时代，属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候，那芸芸众生可以从众多爆炸的信息当中，选择较为合适的赛道以及产品策略，从而找到经济的不断支撑发展，从而来进行生活和家族的延续。郑先生有些思维的发散其实对于企业本身的管理也引发了我一定的思考，他提出来一个现代化的三个坐标点：物质，制度，人。物质和人是横纵向，制度其实就是不断平衡和导引的一个点，那么也就是说物质的增长是基本的诉求点，而人类的底层逻辑是精神诉求，而制度就是不断引导的过程，同时制度的引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每个阶段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延伸，这样才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不断的变化。此外，全球化和促使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开端和本质其实是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什么意思呢，就是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通货膨胀开始严重，西方国家为了维持高福利，于是乎就开始各种增加税率，而高税率就会进一步对资本形成制约，让资本主要聚焦在如何逃脱税率之上，同时税率上升，也会进一步的造成官僚体系臃肿。于是乎民众和资本共同倡导了此次撒切尔革命，该革命的成果就是资本不受海外限制，可以出海寻找合作机会。第二个里根革命则是中苏之间的对方，互相拉取对应的盟友获取支持，主要面对的对象便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剩下就只有一个契机，那就是中国需要对外开放自身的市场经济。同时，文章有一段话，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大家不遵守规则、不服从法律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这是因为社会失去了道德基础。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小可至一个小家庭、一个村落，大可至一个国家、一个国际社会，这个共同体的运作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法律的形成基于道德之上，如果大家认为法律不符合人的道德标准就不会去遵守，甚至会反抗法律。与道德关系最紧密的就是人，所以我们要探究为什么人对社会的道德基础失去了信心。道德的基础是什么？这个基础是基本的社会公平。当社会失去基本的公平就会动摇道德基础，从而使得社会共同体解体。我们略微思考一下，如今很多的公司制度无法落实到员工之间，无法落实到长期施行过程当中，其本质到底是什么？是管理的问题，还是该项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公共道德制度违背，这就要求管理者在设定规则以及具体实施的过程当中去不断的取舍和贯彻。同时，有一段话，对于企业和投资本身来说，建华个人觉得写的还是引人深思，要营造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系统环境。城市是优质资本、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和活动平台。人才指标比其他所有的指标都更为重要。资本来了，人才不来，那资本可能是套利来的；技术来了，人才不来，那可能带来的是低廉劳动力的产业；高端人才来了，背后肯定有优质的资本和技术。建华觉得这段话，将城市换成企业二字，这就明显是一个黄金法则了。而中国在引进人才方面，文章也说明了中国特色：中国的人才政策表现出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局部性。在一些方面具有优势，而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劣势，在各个吸引人才的要素中间很不平衡，不成系统。第二，政治性。把人才引进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来抓。美国等西方国家是通过移民局的移民政策来进行的，也就是通过非政治化的方式来进行的。我们则是通过政治方法来进行的，其优势在于只要领导重视，人才所面临的一些困难总是可以得到解决；劣势是因人而异，差别对待，并且因为通过政治方法，很容易被西方国家政治化，从而影响人才的流动。这些年来，美国对我们 “千人计划” 的打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企业本身对待吸引人才方面，要全面的观察自身产品的优势点和共同点，然后围绕核心点去集中性的突破，不要在这个领域有明显的劣势和各类要素不平衡。第二，不要通过政治性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围绕市场核心点，其市场反馈的主要诉求点来对待人才的供给和相对应的价值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