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政策，或者说从中央计划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个转型极大地改善了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全国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农业生产的剩余索取权赋予农民，这样农民的努力就直接与回报挂钩，这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了粮食与其他农产品的产出。与改革政策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开放政策，即中国快速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好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同步发生，这使得中国经济能够深度参与国际劳动分工。依赖低成本优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大国之一，特别是在全球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市场。中国出口占 GDP 的比例从 1978 年的不到 10% 上升到 2007 年的 37%。一是有利的人口结构。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历了两个 “人口红利” 阶段：第一个阶段（1976-1990）正好与改革政策同步，而第二个阶段（2000-2010）则恰好与加入 WTO 同步。二是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改革开放时期的高储蓄率可能与一些因素高度相关。三是稳定的宏观与金融环境。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比较成功地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具体反映为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外部账户失衡等指标的低波动率。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稳定的宏观与金融环境提高了投资者信心，改善了经济效率。四是改革前建立的经济基础。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前的 30 年中，中国的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在那段时期建设的基础设施、所形成的完整的城市工业体系、普遍提高的教育水平及实现的男女相对平等等因素，都为 1978 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大概在 2010 年前后，第二轮的人口红利开始让位于人口老龄化，当时的人口抚养比大概是 36%。劳动人口的减少与人口抚养比上升，应该也是 2010 年以来 GDP 增速持续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根据我们的预测，到 2049 年人口抚养比可能会上升到 66%，“最老的老年人口” 的比例会大幅提高。2019 年到 2049 年，劳动年龄人口起码会减少 1.7 亿。人口老龄化特别是 “未富先老” 可能会带来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劳动供给减少、消费需求减弱、储蓄率下降及养老金缺口大幅扩大等。未来不可能长期保持过去 20%—30% 的出口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出台了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最初可能是因为虽然全球化带来了普遍的效率提高与收入改善，但一些特定领域、家庭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冲击，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偿。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全球市场的开放度不会再像过去那么高。

1949-20490 正好是 100 年，前面 50 年靠的是以下内容。 1. 有利的人口结构 - 人口红利带来劳动力优势 - 降低的抚养比促进经济增长 - 东亚文化与社会福利体系缺失形成的预防性储蓄 2. 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 - 生命周期假说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 - 人口结构导致的高储蓄率 - 高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3. 稳定的宏观与金融环境 - 中国成功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 低波动率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 未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提高投资者信心 4. 改革前建立的经济基础 - 建立的经济基础提供了发展的坚实基础 - 改革开放政策建立在较为健全的经济基础之上那是不是还是用前 50 年的经验，那肯定是不行的。

本书是一本非常好的关于未来 30 年中国发展会遇到的困难和机遇的分析与预测的书籍。本书从回顾过去 40 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从国内和国外中国所处的环境和可能遇到的挑战和机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结合数据和模型来分析，分析过程和结果数据走都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每一章还会给出一定的建议，方便把握一定的政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