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 工作伦理赋予了工作意义，消费美学消弭了工作伦理，局外的消费者也曾是局内的制造者，这一切都太快了，快到我们浑然不知。如果需要社会必能腾挪出恐怖的创造力，问题是世界已经不必需要了。可能不适合作为大众读物，千疮百孔的信念还能经得起多少风雨蹉跎？

每日一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正如帕特里克・库里（Patrick Curry）所言，“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 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如果说 “贫穷” 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如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言，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 “部分”—— 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 “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在 “大量减少” 穷人的过程中，工作伦理的贡献是无价的。毕竟，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有了这样的道德准则，满怀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布，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 “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认为这个原则是向更人道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小化” 意味着那些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劳动者。人们希望，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的、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这样，工作伦理得到了支撑，胜利也触手可及。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 “内在满足” 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无力使某些工作摆脱被美学社会视为 “无用”，甚至有损身份的责难。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简而言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希布鲁克指出，“穷人与富人并非生存于相互独立的文化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是为有钱人的利益设计的。穷人的贫困不但因经济增长而加剧，也因经济衰退和停滞而加剧”。我要补充的是，“因经济增长而加剧”，具有双重意义。“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 “福利”—— 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这个概念把公共福利理念 —— 集体保障个体有尊严的生活 —— 所蕴含的责任强加给国有的和国家资助的机构。如今，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 “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谴责接受救济的人不愿意工作，推断他们只要摆脱麻木和依赖的惯性，就能轻而易举地自力更生，现在听起来像是自欺欺人。事实上，过去的 6 年里，就制造业劳动力而言，英国缩减了 17.9%，德国缩减了 17.6%，法国则缩减了 13.4%。在大约十年前就开始 “突飞猛进” 的美国，制造业劳动力 “仅仅” 萎缩了 6.1%。不过，这只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完成了 “削肉剔骨”。即使能够消除贫穷，也不可能消除底层阶级。如果有穷人能够 “在社会许可的界限内生活”，那么堕入底层阶级一定是因为贫穷之外的原因。这被归因于心理或行为上的疾病，在贫困时这些疾病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发作，但贫困并非决定性因素。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攻击城墙的敌人是它自己 “内部的恶魔”：被压抑的、环绕着它的恐惧渗透进它的日常生活，渗透进它的 “常态”。为了长盛不衰，这些恐惧必须被逐渐挤出，被塑造为一个异端形象：成为一个有形的敌人，人们可以与之不断斗争，并有望征服它。可以说，监狱是把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从 “社会问题” 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所有这些手段，如不断扩展的城市贫民窟、了无生气的难民营，都涉及由安保人员提供的空间隔离服务。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福利人员已经被他们完全取代。自古以来，捍卫秩序和同情，总是在穷人形象的社会构建中相互交融。穷人是指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他们达不到同时代同区域的正常标准，但他们首先是 “不符合规范” 的人，规范是指达到正常标准的能力。失业，没有收入，丧偶，离婚，分居，颠沛流离，不幸的命运交织累积，使个人和家庭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不得不露宿街头。穷人从社会交互和交易的网络中被孤立出来，这一系列的排斥造成的结果是，他们失去了基准，前途未卜。

在过去，矿区和厂区周围，资本集团会散布 “黄赌毒”，让付出血汗换来的金钱的 “祥子” 消费掉血汗钱，尽快的再去卖命。传统工业社会以工作伦理为核心，社会尊崇劳动，将稳定工作视为美德与立身之本，彼时的穷人是无业、失去劳动机会的人。进入后现代消费社会后，社会规则彻底重构，全球化让资本并不需要大量的工业生产劳动力，这样整个的文宣基调是社会不再以生产能力，而是以消费能力评判人的价值与社会身份。消费成为普通人融入社会、获得尊严、参与社交的唯一途径，无法跟上消费节奏的人，便会被社会边缘化、排斥。基于此，鲍曼提出全书核心概念 “新穷人”。区别于无工可做的传统穷人，新穷人大多身处就业市场，有微薄收入，却缺乏充足的消费能力，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方式、参与主流消费体系。他们并非懒惰无能，而是消费主义体系下的 “多余人口”。当社会物质丰富满足温饱后，资本鼓吹 “消费主义” 从偶像追逐的造梦，到手机刷不停的各种周边，美加墨世界杯的疯狂票价，各种平台下注，资本家自己储蓄投资，让钱生钱，鼓励劳动者用时间（生命）换来的金钱去消费。顶层精英的示范作用有很强的暗示作用，中国领导们的穿着和行为重创了奢饰品和烟酒行业，从金融街奢饰品店的冷落可见，反之懂王的金碧辉煌，对黄金不掩盖的贪婪，也让美国充斥疯狂的炫富。书中批判了当代社会的深层困境：旧的工作道德失效，新的消费规则冷酷且个体化。传统福利制度无法解决新型贫困，社会不再帮扶底层群体，反而通过消费标准筛选、淘汰人群，催生了普遍的身份焦虑与阶层固化，由此对比中美日的文化，特朗普解决 “红脖子” 跟不上的方法是赶走非法移民，科技发展和底层无关，日本是整体不发展，顶层海外和金融赚钱，虽然长远国力衰退，但近期就业率没问题，中国处于爬坡期，制造业和生产的残酷竞争，产品肯定是 “过剩”，看各种平台都在吆喝免费退换，10 元的猪肉价格，底层困难群体在扩大救助，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可年轻人被投入疯狂的内卷，面对中美日的社会信息，正向理解和反向解读，认知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是以欧美社会作为参照系的人，会对中国国情无法理解。2026 年 #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