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宫崎市定中国史》。钱穆所说：“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而宫崎市定中国史则像一部戏剧，如引入都市国家去释义先秦模式，把让人不解的唐重塑为异民族特性下的乱世昙花、理清宋在文明进程中重型引擎的地位。花甲前后在欧美社会生活约两年的宫崎，怀有这样的构思：中国史上自古至今都进行着相似的景气变动，给社会所有方面带来影响，以景气变动的角度观察历史时，经济与文化也同时进入视野。于是，他主张，不单是时代区分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也应从这一角度重新认识。1963 年，面向大学院学生的演习题目就是《中国史上的景气变动》。人类文化最基本的要素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地域发展起来的，接着向世界各地传播后在各个地方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文明。更直截了当地说，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产生于西亚的叙利亚一带，向西传播后成为欧洲文明，向东传播成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我认为能成为历史坐标轴的线必须既有宽度，也有重量，并且首先要有学者的个性渗透其中。这不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而应该是学者自己创造出的线。人类在和平对自己有利时便爱好和平，可在和平对自己不利时又喜好斗争。斗争往往过分而威胁到全体的和平，为了抑制斗争、维持全体的和平，产生了国家和政府。中国古人的性格也很粗犷，在路上行走时也都是大摇大摆地走在中央，因为互相碰撞或者觉得对方太傲慢就会发生争执。在城郭外的农田中，也互相将自己的边界向外推移，为了争夺所有权而争斗。为了调停，地域共同体选出有威望的人物来处理民事案件，但如果发展成杀人、伤人的话，就需要都市国家的政府来审理并断罪。不过对于都市国家与都市国家间的斗争，却没有抑制机制，于是霸主出现并进行调停，而霸主随后则成长为领土国家的战国七雄。七雄间的斗争比以前更加激烈，战争大规模地展开，人民遭受的灾难极为惨烈。最后，因为古代帝国王朝的出现而实现统一，和平终于降临到广大的国土和众多的人民之上。到唐末为止的中国，有着很强的武力国家色彩。王朝兴起是因为掌握了精锐的军队，有了武力便能得到财力。然而进入宋代以后，继承唐末以来的倾向，财政国家的色彩越来越浓厚，以财养兵、以兵卫国的方针正式树立起来。而在官僚中，文官也比武官更受重用，并且虽说是文官，其实质则是财务官僚。因而宋代的官僚无论是什么样的诗人、文人，不懂财政的官僚一个也没有。整体来看，从宋开始进入近世后，景气变动的周期与以前相比大大缩短了。以前古代是上升期，中世是停滞下降期，两者合起来构成一个周期，而从宋代开始，大约一个王朝的长度便构成景气的一个周期。这显示出社会的变动相应地加快了，而此后单个周期的长度越来越短，到了最近，几年便是一个周期，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到了战国，君主终于掌握了强大的主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由施政。然而即便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运用政治，也希望有可以依据的基本原理。于是，各国的王争着聘请通晓政治理论的学者以资顾问。结果朝廷变成了一种社交场所，国内外的学者聚集到此，互相论难，为推广自己的道而互相竞争。所谓的 “诸子百家”，就是对这些学者的总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据说是在前 307 年，距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只过了约二十年。越是精锐的文明，其传播速度就越快。虽然为将来考虑无疑是很困难的事，但万能的专制君主只能保证死后一年的和平这一事实，就是其政治是一场大失败的最好证明。只是成功和失败都源于专制，说在使他完成平定六国伟业的专制中潜藏着死后大乱的原因，也未尝不可。历来中国式的解释全是儒教式的道德论，其中的代表是汉文帝时贾谊的《过秦论》。据他说，秦在二世皇帝即位时，正值始皇帝的积极政策导致天下穷乏，是施善政、得人心的绝好机会。寒者利裋褐，饥者甘糟糠，不可能满足不了人民的最低欲望。不同地域的交界处容易出现独裁者，似乎是全世界的共通现象。希特勒生于德国与奥地利的国境附近。在日本，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三人都来自尾张、三河，而这一带位于使用银的西日本与使用金的东日本的分界线附近。宣帝曾公开声称并用王道与霸道是汉朝的传统，而 “霸道” 是指法家的方针。据法家之说，君主应当亲自掌握权力，不能借与他人，对大臣也不能放松警惕。然而 “王道”，也就是儒家学说，则提倡选拔大臣之后应当用人不疑，将政治交给他们处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是欠缺自主性的态度。禁锢的理由在于结党，因为官僚应当绝对中立，并直接与天子相联结，官僚之间横向结成党派，自然会被看作是应受惩罚的罪恶。只是，当时因为皇后的父亲窦武以及大臣陈蕃的活动，禁锢不久便解除了。陈蕃在顺帝时被举为孝廉，此时官居太尉，成为全国学生群体的领袖。被称为 “乡”“亭” 的拥有城墙的居落是古代的邑，也就是都市国家的后身，因而居民有着强烈的独立自治意识。换言之，就是在收税以及审判等方面不喜欢中央的干涉，而尽量以居民自治的方式进行。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在十几年间发展几十万信众，并且在同一天掀起全国暴动，如果没有发达的交通手段和情报传递是不可能做到的。看起来核心群体应当是交通运输业人员，而关于这一点，也有必要与同时在西方兴起的五斗米道联系起来看。蒙古人的民族自觉非常高，持有的信条可称蒙古至上主义。尤其是政治上负有责任的最高官僚达鲁花赤之位，几乎全为蒙古人独占，色目人为辅佐，汉人、南人仅有很低的地位。作为统治中国的主权者，却很少考虑自古以来汉族思想的传统。天子是为了天下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汉族理念，他们终究不能理解。郑和前后七次远航，劝说南海诸国朝贡，宣扬国威，这在今天看来似乎甚难理解。然而就在不远的过去，美国的佩里舰队对日本也做了同样的事，日本又对朝鲜做了同样的事。其实，郑和也曾来到日本，并劝足利义满入贡。幸好当时两方想法一致，义满被永乐帝封为日本国王，同时被授予朝贡义务和贸易权利。这样看来，义满朝贡、明进军安南和郑和远航，都可以理解为明朝对外政策同一实质的不同体现。《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中引用了名为《歙县风土论》的文章，将开国至弘治的大约一百四十年比喻为春，而将以后至嘉靖初的不足二十年间比喻为夏，长度比例明显失调。然而没办法，这是当时人的实际感受。读了这段文章，如果能够看出嘉靖以后骤然出现异常并导致明的没落，就足够了。努尔哈赤的活动最初开始引人注目，是在俺答汗和张居正相继去世的次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 年）。这一年，努尔哈赤于图伦城打败了仇敌尼堪外兰，但此时他的势力还十分微弱，只有兵百人、甲三十副。逐渐趋于隆盛，乃是和日本丰臣秀吉的朝鲜战争有关。中国天子亲征外蒙古，是明永乐帝以来首次。但永乐帝当时并未使外蒙古臣服，而康熙因外蒙古受准噶尔部侵略而发起保护，得令准噶尔部发誓完全服从。这实际上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之后两百余年，外蒙古也完全是清朝的领土。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中华民国，继承的是清朝的领土，所以外蒙古也应当完全是中国的领土；外蒙古以武力独立，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雍正帝的政治原则，是如王安石那样的合理主义。中国的官吏薪俸，向来被控制得极低，不足以生活，于是就在租税之外私自强征称作 “火耗” 的附加税，再自行平分。雍正帝修改此法，设定限制，公开征收附加税，其中一部分用来给官僚加薪，称作 “养廉银” 民国十四年（1925 年），孙文病逝于北京，留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的遗嘱，享年六十岁。他虽是革命家，可更是政治家，通晓世界情势，对中国人民的处境最是优先考虑。他的哲学，正如《建国方略》所言，“行易知难”，是将王阳明的 “知易行难” 颠倒的新学说。他主张 “心理建设”，革命的根本目的到底还是立足于此

看看外国人如何看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