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一年中国考古学迎来大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研究、教育与管理机构都有重大的举措。然而，许多人可能都有一个疑问，考古学有什么用？三十多年前我学习考古学时就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中外考古教科书对此似乎都讳莫如深，很少有专门的论述。我们接受的教育更多是 “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不要去问作用，似乎一问就庸俗了！可我还是想问，学生们也忍不住问，社会大众问的就更多了。就此我曾经有过一些思考，而今又有了新的认识。我注意到，不同时期考古学的作用并不相同，考古学的作用实际上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是不能不重视的，当下中国考古学需要考虑不同的 “用处” 问题。一百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就是在这前后，北京周口店遗址的野外工作开始，法国传教士兼考古学家桑志华与德日进发掘了甘肃庆阳的水洞沟与内蒙古乌审旗的萨拉乌苏遗址。因为这几件几乎同时发生又十分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界通常把一九二一年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实际上，单就重要考古发现而论，二十世纪三大文献发现，安阳甲骨、敦煌古卷、流沙坠简，都始于一九〇〇年前后，只是此时还没有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若以中国人自己主持考古发掘为标志，则要从一九二六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算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出现是以田野考古的开端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又称 “科学考古学”，其内核是科学，即以客观的态度发现并分析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同时运用合乎逻辑的方法，揭示真实的人类过去。由此，考古学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现代的（或称考古学的前身）与现代的。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西方是古物学），金石学兴起于北宋时期。金石学家吕大临在《考古图》的开篇就讲到了金石学的宗旨：“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 常见的解读是，北宋的金石家们希望从三代的器物中寻找完美的政治理想。这种解读稍嫌狭窄，金石家寻找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理想社会的思想基石。换个更简洁的表达，就是 “道”，实现理想社会的道。金石学的出现改变了从前的格局，此前都讲 “文以载道”，道只可能存在于语言文字之中，而金石学暗含的主张是 “器以载道”（或称物以载道），道在器物之中。或是说，在器物遗存之中，更可能发现真实的 “道”。理由很简单，因为器物是古人生活真实的遗留，相反，文字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抄解读，错讹不断增加，反而可能失去了古人原初的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