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一个民族文学演变的过程，也就是这一民族精神发展的历史。作者还说，一种民族文化形成的标志，是产生了体现民族精神主要特征的 “元典”，这些经典的某些核心要素会长期影响后人的思想与情感，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诗经》正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之一，这部文学史即从《诗经》开始说起，这同钱穆的《中国文学史》从诗歌说起一样。因为已然发生的事实无论用怎样的方法研究都不可改变。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因为极简，故篇幅短小，约是钱著一半的体量，有大家小书的感觉，对门外汉这本身就足够友好。第二，读起来更加流畅，盖因钱师 “之乎者也” 之类的用语，门外汉对此总有些不适；也因为钱作本由笔记整理而成，不免有喃喃语状。第三，情绪不同，这缘于时代差异 —— 山河破碎走来的宾四先生自是充满忧国忧民的伤感与悲壮，带着修史以振国魂的使命，所以字里行间透着凝重；而在新时代成长中人，已树立起自 19 世纪以来逐渐缺失的文化自信，故轻盈、故美妙、故充满诗意也更加理性。这就引出第四个不同，那就是骆书在晓其然之后，对文学样态和文学流变之所以然的更用力处，以更宏大的视角分析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文化取向下的文学发展逻辑，这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面发展、方法的丰富提升，同时也是后人站于巨人肩膀登高远望的必然。如果要凑够五个不同的话，那就是结构了，相对于流水方向的陈述，骆书在时间框架里又划出四个象限，分而叙之，曰人间诗意，曰锦绣文章，曰剧坛春秋，曰小说天地。因是择其要点，故称极简。以下斗胆以诗歌的发展做挂一漏万的输出。汉语天然就是诗性的语言，它结构松动，修辞灵活而丰富，便于构造意境、激发情感，并容易形成明朗的节奏、精巧的对偶。在温柔敦厚和思无邪的《诗经》里，它崇敬 “上帝和祖先”、展现 “美与刺” 的意图、记录战争与和平，书写恋爱与婚姻，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根源。与此同时，别样的水土与社会条件孕育出华丽的楚辞，屈原奏出忧愤的长歌、优美的神曲，告诉后人：正直和高贵的品格，很可能恰好带来不幸，但也提出问题 —— 此时此境，人应该如何选择。乐府民歌关注凡间烟火，开创了新的诗歌母题，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又一个重要源头，这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扩展，它用朴素的语言关注艰困的人生，直接而强烈，在功能上除了抒情之外开始建立叙事的传统。时间把南北朝推到前台，北国声与江南曲并行，一边是阴山下风草牛羊，一边庭院里男欢女爱，不同气质的文学元素离散交融。魏晋以后，文人逐渐成为支配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他们追求个性、精致，诗体开始分化，文人们为摆脱凡庸、为现实社会关系所羁累的世俗生活，在田园中完成高尚的生存体验，或东篱采菊，追求自由；或寄情山水，创新艺术。在体式上，四言不再流行，五言七言变换出不同组合，归根结底，是诗歌中的情感表现的丰富和深化，它们各有不同的抒情和表现功能。诗歌至唐进入全盛，宋人努力寻求突破和不同方向上的发展，变得高度成熟，唐音与宋调成为后人学诗效法的两种选择，其区别根源在于历史的变化和社会制度及思想文化的差异。经历了数百年分裂、动荡、冲突之后重建大一统局面的唐王朝，形成了多元、开放、活跃的唐文化，豪迈自信是唐人常见性格；宋朝的经济繁荣与外交军事危机并存，造成文化上的相对保守，更加谨慎，更善于思考，趣味更加精细。于是唐诗偏重感性，富裕激情，语言华丽，而宋要多一些理性，情绪更加冷静，语言趋于平淡，前者重于丰神情韵，后者胜在筋骨思理。唐宋诗人就在这不同的风格里，歌咏江山胜迹，穿过边关风尘，感怀人生何似。由于诗歌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如何记录生活真实，而在于怎样表现生命的期望，于是还要追忆蓬山梦远，只不过宋人用了另一种形式 —— 词。起初在严肃的文人眼里，作为大雅之堂的诗不该表述浪漫的恋情，温庭筠之后，文人们在花间与尊前嗟叹秋云与春水，贡献雅趣与俗调，区分豪放与婉约，那参差的长短句是他们通过歌女之喉抒情的好地方，并在苏辛的引领下和对格律的追求中，逐渐脱离音乐而成为书面文学，词不再用为通俗性、大众性的歌谣，词余之后需要一种新的东西来替代，那就是散曲。元代一度废除科举，依附于朝廷的文人不得不向市民社会谋求出路，他们更远离传统士大夫的人生轨道，以坦然的态度观看世俗生活，赞美世俗享乐，为古典文学的拓展提供了活力。这其中有一个热爱自由而又能以自己的才华保障这种自由的人所感受到的快乐，他们表现隐士式的洒脱，描绘优美的自然意境。诗词在宋以后、散曲在元以后，仍然有很多发展变化，不过作者没写，也就不能复述了。​另三个象限里的文学流变也各有发展轨迹。如文源于史，后独立存在；戏剧则是大众性娱乐需求扩大的和文人下沉到市井的结果，从优孟衣冠、到宋杂剧与金院本、元杂剧，民间悲欢成为主流；而难登大雅的小说起源于志怪传奇，它刻画名士风流，记录奇人奇事，憧憬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恋爱，沉迷于狐鬼想象，逐渐在白话的发展中走向创作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