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纳斯卡取代 F1，古老的欧洲连同它的精巧文化与腐朽特权制度一同被美国扫入了垃圾筐。

二零二零年，老头拜登和商人特朗普将美国大选变成了一场国际笑话；二零二四年，特朗普在经历了美国国内无数口诛笔伐后竟然再次上位，把美国草台班子的底色全部暴露在全球看客眼里。身边有人疑惑：为什么美国民众蠢到会相信特朗普能够 “”“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政治的衰败有极为复杂的缘由，但关于 “为什么美国民众不喜欢聪明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专家专门论述。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主义》（理想国译丛作《美国的反智传统》）是这一主题的开山之作。中国有句古话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本书要告诉读者的就是美国的 “臭皮匠” 们如何气死一个又一个 “诸葛亮”。既要谈美国的反智主义，就要搞清楚 “反智” 这个概念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的 “智”，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或者名片上印上的学历，而是 “智识”。很可惜，我在霍夫施塔特的论述里没有看到关于 “智识” 的具体定义，只能给出我自己的理解：智识，就是拥有将散碎的智识抽象归纳为规律，并利用这种规律实现跨领域知识流通的能力。譬如计算机行业，一个单纯有知识的学生或许会写基本代码，但一个智识分子能够通过编程归纳总结出一套 “计算机思维”，并将这种思维用于创业乃至社会工程。于是我们又要说到 “反智”，反智，难道是指一个人厌恶教育和受教育的人吗？显然这样的人很难存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霍夫施塔特也指出，学术界内部的 “文人相亲”，或者欧洲哲学界 “反理智” 的思想论辩，虽然也有反对过度知识化的要素，却不能称之为 “反智”。事实上，反对智识分子的人可能在短短几年前还是网络上 “专家大 V” 的拥趸。结合本书中的各类描述，我认为 “反智” 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 “非人化”——“反智” 的人往往会强调高级知识分子思想的独特性和他们对社会的影响，进而鼓吹一种对于知识分子 “入侵” 普通人生活，“伤害” 普通人利益的愿景。将一个人或者一个抽象的概念二分为 “正义 / 邪恶”，不需要具体的理由，只需要某种朦胧的感受。而美国作为一个宗教社会，满溢着酝酿这种思维的土壤。巅峰时期的美国常被我们认为是一个高科技的现代国家，但美国的创立实际上就具有极强的宗教性质，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是手按《圣经》的，在美国有 “信仰自由”，却没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最早的美国人几乎都是新教徒，新教是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从天主教分裂出的异端，新教徒实际上比天主教更加 “原教旨”，以美国主要新教派系加尔文宗为例：它一是鼓吹 “双重预定论”：上天堂和下地狱都是天生注定而不能改变的；二是鼓励 “人人释经”，每个人都有权从宗教典籍中读出自己想要的内容。这就导致新教徒在政治领域对一切成文秩序冷漠不合作，在对待与自己信仰不同的群体时又残忍无情。第一代清教徒抱着在美洲新大陆建立 “地上天国” 的愿景，尚讲求基督教伦理道德和重视教育的理性，可是在后来的 “大西进” 运动中，新教徒建立传教机构的速度赶不上美国新教徒殖民新领土的速度，原本已经成型的新教基层组织便出现了松动。西进运动中的主流移民都是性格粗暴而又未受过教育的 “莽夫”，一部分牧师为了传教方便，将新教的教义进行了大量修改以满足西进移民的精神需求。这就相当于将长篇电视剧剪辑成 “短视频”，在内容变得 “短平快” 的同时，宗教文本中的礼仪和思辨性也被牺牲了。到 19 世纪，美国的国土扩张基本结束，“宗教市场” 也从过去的无效扩张转为自由竞争，好消息是新受教育的信徒可以转而选择更加 “智识” 的派系，坏消息是商业文化一旦干涉宗教，宗教也自然而然出现了娱乐化和粗俗化的倾向。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世俗化的抬头，面对这一场现代性危机，原教旨的福音派教会再一次掀起 “反智” 大旗：福音派反对男女平等，利用《圣经》典故强烈反对女性和少数族裔参政；福音派反对进化论，乃至将正常教学的老师都告上法庭；共产主义兴起后，福音派基要主义更是与极右政治派系一同站在 “反无神论” 的立场。可以说，宗教势力的存在活生生在美国这样一个现代国家，造出一大块传统保守的、政治反动的、抗拒变化的 “法外之地”，为美国政治与文化埋下大量隐患。宗教并不只是 “穷人的鸦片”，新教伦理早就已经融入美国的社会文化之中。今天谈到美国，我们都会想到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事实上美国本以农业立国。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最早一批逃到美洲大陆的，都是因为信仰不愿留在欧洲大陆的农民，而原教旨色彩浓厚的新教又天然排斥商业这种 “犹太人的技艺”。但是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在各地区之间进行资源交换又是国家统合稳定的根本需求，因此商人在美国的扩张与发展中发挥了比一般农业国家更重要的作用。美国商人的反智倾向，似乎并不令人奇怪：新教徒知识分子排斥商业作为一种智识活动，将商人在认知上打上了 “劣等” 标签；美国普通的农民既不受教育又笃信宗教，一个好的商人必然要顺从他们的买家们的 “反智” 需求。商人一旦获得财富，便要用金钱换取社会地位和精神追求，可是绝大多数白手起家的商人一来缺乏高等教育，二来不能像旧欧洲大陆的同行们一样寄生于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美国可是个新兴国家！），他们能选择的只有宗教。商人们的宗教走的是与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 “野路子”：一方面，“商人宗教” 推崇现代化、科技化和商人文化；另一方面，“商人宗教” 的推广却毫无智识含量：初代美国企业家虽然大力推广工业化，却忽视乃至仇视正统的学校教育，他们或是用 “励志故事” 将自己的成功全部归结于自己的虔诚、或者开办 “用经营企业的方式来管理你的灵魂” 这种近乎 “灵修” 的商学院。美国商人对于新教伦理的改造，并没有随着美国的现代化而衰微，甚至还扩散到了底层的工农群体。我们可以从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失败案例中看出端倪，美国曾经尝试过两种红色道路：“社会民主主义” 不出所料成为了知识分子的自娱自乐，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指导了美国的劳工运动，但受美国商业文化熏陶的工运领袖和他们的老板一样不相信知识分子，他们只是在工会组织中将知识分子作为技术工人，而不愿意去听从任何超出他们认知范围的建议。因此美国的劳工运动既没有高效的党组织，也没有什么 “统一战线”。直到今天，美国农场主还在用非法劳工进行传统小生产，码头工人还在视全自动起重机为自己的敌人。但哪怕是极端的宗教势力与现代化国家势不两立，愚昧的农工百姓不理解国家发展的艰辛，只要一个国家有稳定的统治阶级和目光长远的精英团体，这个国家依然可能逐步跨越这些难题。问题就在于，美国是一个 “民主” 国家。单从政治制度而言，美国的统治阶级可谓是 “违背了初心”：美利坚草创之时，以华盛顿为核心的国父们原先的计划是创建一个由精英贵族领导的新共和国，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多都是有精英色彩的知识分子，但随着华盛顿的去世，美国统治集团分为了 “联邦党人” 和 “反联邦党人” 两个集团，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个深受欧陆古典自由主义影响的绅士，他在任内贯彻权力平衡，发展工商业，却也因此遭受到了宗教势力和他政敌的反扑。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成功利用民间对于知识分子型领导人的 “反智” 情绪，炮制了 “杰克逊式民主”，操弄民粹口号发动对于（除他本人外的）特权阶级精英的清算。虽然 “辉格党” 最终将杰克逊赶下了台，但他们也不得不模仿杰克逊迎合下层百姓的癖好，就这样，美国开国元勋一代的 “知识分子型政治家” 彻底消失在美国政坛。至此，我们熟悉的 “给群众画大饼 + 道德攻击政敌” 的民主制度政客成为了美国的主流。真正让美国政治免于自毁的，是美国内战、大萧条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这种全国性的巨大危机，也只有在国家百废待兴之时，知识分子气质浓厚的改革者才能进入政治圈。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兼具男子气概浓厚的牛仔形象和礼贤下士的改革家形象；杰克逊总统派出知识分子组成的外交团尝试为美国带来和平；小罗斯福的新政更是将大学知识分子直接组成了总统 “智囊团”。可是美国民众对于知识分子的警惕和恐惧从未消失，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或者改革出现阵痛，群众就会用选票威胁政府清算知识分子的 “罪过”。美国知识分子一旦加入政府，民众就会害怕 “专家政府” 统治自己；美国知识分子一旦加入大企业，民众就会认为他们在利用技术剥削自己。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和他们背后的智识力量，从来只是作为权力天平上最后的那个小砝码，而从来没有在美国的政治合法性中占有一丁点席位。俗话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纵使美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文化中不被待见，他们大概还可以通过教育孩子获得一些基本尊重吧？恰恰相反，美国的教育也是反智主义最为肆虐的领域。与国内很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想象不同，霍夫施塔特认为美国 “注重教育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益处”，简单来说，美国一经开国就极其重视大规模的义务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什么 “公民意识” 或者 “民主精神”，而是让学生们能够尽早走入社会找个班上。但与美国重视平民教育的国策相反，美国在底层教育上的资源投入是极其缺失的：美国最早的一批教师要么是教会牧师兼任，要么就是一些不能胜任其他工作的失业青年。当然，美国也有很多女教师 ——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尊重女性在教育上的表现，而是因为美国男性认为教育是 “缺乏男子气概” 的行为。于是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有意愿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涌向了高中 / 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变相扩大了阶级化差异。美国也曾经开展过教育改革：改革者希望根据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思想，将高中纳入国家义务教育，然而，化用杜威某位中国门徒的名言：这场运动 “大胆假设，最终却是胡乱求证”，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是 “以儿童为主”，可 “儿童” 这个形象在基督教中具有科学以外的神圣色彩，于是在一群拥有宗教乌托邦情结的改革者解释下，全民普及的 “民主化教育” 唯一的标准就是：孩子上课有没有感到高兴。在 “反智” 色彩浓厚的改革家眼里：美国就是天定的 “地上天国”，美国的孩童也就是 “被选中的人”，因此孩童的选择就是上帝的选择，任何刻意的教学安排都是试图僭越 “上帝意志”。在这种狂热的乌托邦构想下：孩子本应该是教育的核心，他们的权益却被一群完全不懂教育的成年人代表。知识分子本应该是教育改革的生力军，改革者却滥用当时流行的实验心理学，论证传统教育模式对于儿童的 “毒害”。于是，美国基层教育就变成了毫无智识含量的 “快乐教育”，虽然苏联的崛起一度让美国的基础教育有所起色，但苏联解体后，失去共同目标的基层教育变成了各地方政客操纵民意的政治工具，美国底层普通人与贵族精英阶级之间也终于立起了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在本书的叙述中，拥有智识的知识分子群体是美国反智主义的最大受害者。知识分子在这种环境下的主要症状就是 “疏离感”：知识分子已经预期到大众对他们的恶意，他们进而选择与这种恶意共存，最终将自己的人生价值依附在这种恶意上。知识分子的 “拧巴” 其实并非美国特殊国情所致，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思考和主动保持自己与布尔乔亚 / 贵族阶级的距离，以保持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 “独立性”。美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独特困境：是一种政治衰败下对于自我存在价值的迷茫。在欧洲的黄金时代，各国的政治阶级或是接纳知识分子作为其一份子，或者能够脱离小知识分子实现有效国家管理。而美国知识分子在自己国家所看到的却是政治的连续性败坏：失去智识色彩的 “巨头阶级” 不再拥有像美国开国元勋那样临机应变的改革智慧，只懂得重复老祖先死板的政治流程。其中一些知识分子逃亡欧洲，但大萧条后，欧洲与美国所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共同陷入危机，而美国在其中竟然已经是矮子里拔尖子的存在。知识分子于是陷入了精神内耗：他们既不能甘于成为平民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也耻于被政府机构 “招安”。美国知识分子（在他们眼里）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撕去自己知识分子的外皮，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牧师，反复鼓吹和宣讲自己认为正确的某种政治构想；二是成为一个 “波希米亚式的左派文人”：他们要否决一切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要对现有的秩序进行不留情面地批判，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到底在反对什么，他们可以解释说 “美国大众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这部著作，是一部试图从反智的侧面，揭开美国社会政治生活其中一个真实面相的力作。之所以是美国社会生活的其中一个面相，是指与反智传统相伴而在的，美国还有另一个崇智的传统在。这是霍夫施塔特本书一开篇也着力指出的一点。因此，千万不可将《美国的反智传统》读成美国只有一个反智传统而已。反智，是美国崇智与反智相反相成的两个传统之一。并且反智绝对不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主流。而且，反智最普遍的形式是温和的、良性的，那些最恶性的反智仅仅见之于人数不多却很活跃的少数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