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和思想都很特殊，不同于通过肌肉练习可取得的成绩，个体差异极大，结果很难整齐划一。文学、音乐、绘画和雕塑等艺术都是如此，从唐传奇的形成到鼎盛到式微，划时代的作者对其贡献巨大，相应地，时代亦促成了这些作者以传奇而名。
 
以李剑国先生《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三卷来看，他划定的 “初兴期（武德初至大历末）” 阶段，鲁迅收进《唐宋传奇集》的传奇仅两篇，汪辟疆收进《唐人小说》的传奇为四篇；而在 “兴盛前期（建中初至大和三年）”，鲁本收录 22 篇、汪本收录 23 篇。程毅中先生的阶段划分标准大致相同，结果也基本一致。
 
这种数据分布关系，清楚地说明了作者与时代的关系 —— 第一阶段，一流作者都在创作唐诗，直到第二阶段，才开始有一流作者进入唐传奇创作阵营，而唐传奇创作者显然已不是诗人。单以史传文学和志怪小说家发展视角来看，继承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传奇，理应比较均匀地分布于隋唐各个时期，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显然是时代在等待合适的作者。
 
此前读本书作者孙昌武先生的《道教与唐代文学》，很清晰地看到这么三个强关联 —— 一是道教向唐传奇输送了神仙体系为素材，二是道家思想和美学作为重要的审美观全面进入唐传奇，三是李唐皇室与道教的密切关系构成了唐传奇中重要的伦理体系之一。
 
因此，就文章所显示的结合程度而言，唐传奇看似与受道教影响甚于佛教。单看《道教与唐代文学》一书，的确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过，若从这本《唐代文学与佛教》的内容来看，还会看到被隐蔽起来的一面 —— 佛教之于唐传奇的意义，并非直接塑造文本塑造，而是发生在作者思想之中、改变唐传奇作者的精神面貌。依孙昌武先生在后记中记叙本书的形成过程，本书是一个文集而非建立体系的专著，不同于上面提到的《道教与唐代小说》及他另外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佛教文学十讲》著作，然而文集的特性，恰恰显示出佛教与唐传奇之间那段作者与大时代相互驯化的共生关系。
 
王维、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僧皎然、唐代诗僧，是本书主要描写的作者群。单从佛教文学视角，这些人当然只能代表局部，但是除王维之外，其他人都同唐传奇兴盛期作者群关系密不可分。
 
韩愈和柳宗元，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可两人对佛教立场不同。在古文运动兴起之前，就有沈既济以《任氏传》和《枕中记》开创了唐传奇的大时代，此时，科举考试主要以诗和骈文为文体。以《任氏传》和《枕中记》而论，前者主要使用了道教 “妖” 的概念，后者则已经具有 “三教合一” 以及 “成住坏空” 的影子。
 
此时，正值佛寺 “俗讲” 和 “变文” 在长安长期流行，佛寺又是参军戏、百戏等唐戏弄主要的表演场地，因此，佛教文学融入传奇本就是一个大趋势。大时代的环境加上沈既济这样的作者共同作用，朝廷又适逢在安史之乱后重建文化，在科举中舍弃骈文、策试注重散文、以及盛唐著名诗人相继离世，与传奇小说中同时期发展的散文，就成为古文运动最有力的文学利器了。
 
正是这一因缘，既是沈既济族孙又是韩愈高徒的沈亚之，以史学家身份继承了韩愈对古文的开拓，又与 “诗鬼” 李贺为好友，杜牧与李商隐皆对沈亚之颇为推崇，由此，以沈既济到韩愈、再从沈亚之对韩愈的继承来看，大致能看清这其中着实包含了古文运动参与者对佛教的态度转变。这个过程比较复杂，很难三言两语概括，总之根本就一点，韩愈与柳宗元在 “反佛” 这个问题上的反复争论，充分地普及文人对佛理的认知、用散文推动了佛理的普及率。
 
客观地说，古文运动一方面极大地消除了隋及唐初《金刚经灵验记》、《冥报记》等笔记传奇中的崇佛思想，一方面又吸收了禅宗的思辨思维和境界（就是王国维使用的那个词 “境界”）并将其输出到文章写作中，这就使自沈亚之同时代开始，唐传奇创作在 “儒释道三教合一” 时代大潮中多了一番独特的境界。这个结论，几乎可以作为本书的中心思想。
 
当然，仅提及韩愈柳宗元肯定是不够的。白居易，大概是另一个将佛学推向唐传奇的代表性作者，这倒不在于白居易自身的传奇创作，事实上他存世的传奇文仅有一篇《记异》。他的贡献，大概是在两者间做了一个负责任的结构洞。
 
众所周知，元稹是白居易的铁杆知己，白行简是白居易弟，而白居易与诗僧皎然交往甚深，自号 “乐天居士” 便是他从精神和思想到生活中全面接受佛学的一个标志，因此，元稹、白行简等都与僧皎然往来频繁，而且皎然的顶级流量朋友圈颜真卿、韦应物、孟郊、刘禹锡几乎覆盖了当时长安文坛的半壁江山，不仅如此，著名才女诗人薛涛也是皎然的粉丝，薛涛也不免吸收了皎然的禅宗思维。从皎然到白居易再到元稹、白行简，他们与沈亚之又构成了一个双股绞合的创作潮流。
 
这股潮流，显然是唐传奇与古文运动并行过程中，由这些重要作者同时运用散文创作技世和儒释思想及审美，共同塑造的。
 
因此，即使作者无瑕在本书中展开唐传奇与佛教关联互动的论述，但是，依然能得出我在开头得到的那个结论，即，佛教之于唐传奇的意义在于影响作者精神面貌和审美观。
 
由于本书大部分文章写作时间较早、不成系统，所以作者后来讲授创作了更为系统的《佛教文学十讲》，专辟有一章《古典小说、戏曲与佛教》算是以概论方式、在佛教文学这个体系内进一步阐发了佛教与唐传奇之间的直接关系，那就是另一本书的内容了。
 
由此可见，缺憾亦有缺憾之意义，若是成体系地论述，便显示不出韩愈、柳宗元、皎然、白居易等人的 “结构洞” 角色。这种站在中间往两边看的视角，往往才显示得出时代的真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