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2 周听完了吴晓波的《浩荡两千年》这本讲诉了中国工商文明是怎样形成的，在过去皇权就是一切，而经济就成了皇权的牺牲品，不管是商鞅、管仲的变法都是为皇权的集中，更好的统治。所以我们看到古代成功的商人几乎都跟政权有点关系，这也是在今天的中国是很难看到 100 年的企业的原因，所谓的富不三代不是因为商业智慧，而是关系是很难维持的与政权的变革。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改革开放了，还是有过去工商文化的影子，毕竟这是一个由 2000 多年文化而形成的体系，而新中国的文化形成不到 100 年，要与之抗衡还是需要时间的迭代，但我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改变旧的文化体系，而商和政会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要做就是不断发出新的挑战，加速商业文明的进步，不去评判历史的对错，我相信当时选择一定当时最好的选择，这个认知有关系，但我们要了解历史，因为这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验证最感谢吴晓波的分享

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我们会发现许多经济思想的实践和今天发生的经济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我们有重要启示。国家兴衰的逻辑，从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研究就会一目了然，更接近真相。历史发展，不仅仅是征战、外交的作用，更是经济的推手活跃在各个重要场合。经济能奠定国家强盛的基础，也能把国家推向衰亡。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经济思想初具雏形的时代，殷商时期的好商之风再度兴起。在很多道学家看来 “礼崩乐坏” 的年代，产生了蕴含经济学智慧的治国理政思想。齐国管仲崇尚自由贸易，鼓励许多产业的发展，放活了微观，有自由主义的影子，经济思想与亚当斯密遥相呼应。而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价格、税收调控以及财政政策，和凯恩斯主义高度契合。管仲也鼓励以消费刺激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重视商品和货币的流通。管仲注重全面就业，主张国家在收成不好的时候兴修土木，真的非常像小罗斯福在经济危机后 “以工代赈” 的经济政策，把田纳西河的水利工程修建起来了。这样做，可以扩大内需并增加就业来刺激经济发展。管仲也善用经济武器打败小国，企业家的经营生产，商人的活动，对国家强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越王勾践的强盛，离不开当时天下首富范蠡经济智慧的辅佐。范蠡以自身财力修建了各种生产基地和军事基地，奠定了越国强大的基础。但是，史册上很少记录企业家的名字，从《史记・货殖列传》以后鲜有记载，范蠡这样的富商在古代史上再也看不到了。商人是被妖魔化的群体，因为他们似乎威胁到集权统治。从秦朝开始的封建集权统治，以色彩鲜明的政府干预、指令生产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指导了一切生产活动，这导致商人群体被边缘化，因为他们的崛起 “富可敌国”，会危及大一统政治的根基。这一切都是商鞅变法奠定的基础。而秦朝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的根源在于，打击了一群掌握土地的富豪，将民间财富连根拔起，挫伤了农业生产，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爆发农民起义。所以，西汉建国之初，就连高祖刘邦出门也配不齐六匹颜色相同的骏马，列卿大夫和诸侯乘牛车出行。高祖刘邦还是沿袭了前朝压抑商业的统治策略。但是，朝廷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放开了商鞅以来对商业全面管制的策略，让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显现，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同时，也实施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生产力水平提高，奠定了文景之治的经济基础。国库充实同时做到藏富于民，基础在于盐铁业、运输业、养殖业以及铸币业的兴起，财富流通起来自然就能积累大量财富，极大提高生活水平。《货殖列传》对商人的经营理念，财富观念以及商业规律做出精辟的论述，放在今天也是先进的经济思想。但是，商人阶层的崛起的确危及封建统治。中央集权旁落，得到分封的同姓和功臣利用经济资源扩张势力范围，商人变成地方豪强，权贵和商人勾结在一起也败坏了吏治。在平定叛乱以后，国家又回归了铸币和盐铁专营。桑弘羊主张对盐铁铸币实施集中、规模化的经营，这不仅提高了冶铁技术，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加强了集权统治力量。技术进步和财政充盈，为汉武帝开疆拓土奠定坚实基础。但是盐铁生产国营化也带来弊端，对今天也有所启示。国营意味着寻租腐败。不必要的保护补贴，缺少市场竞争的垄断经营，也意味着产品质量差，不符合市场需求。而且国家垄断经营的思想饱受诟病，因为与民争利不符合执政为民的理念，不符合儒家思想的道德规范。但儒家思想主导的统治阶级也提不出更有建设性的策略，在知识分子对桑弘羊做法的一片骂声中，统治者仍然采用了这样的经济思想治理国家。能够赞赏桑弘羊的做法的历史名人，只有曹操和王安石。宋代商业如此发达，企业规模如此之大，经济总量巨大。在这样的商业土壤和和平环境下，宋代出现了中国企业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有分离，第一批股份制合伙公司诞生；世界上第一张纸币 —— 交子出现；定金制度得到广泛的运用，以及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萌芽。定金制度，也构建了期货交易的雏形。但是宋代没有诞生像范蠡、吕不韦、子贡一样大的商贾，因为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延续了国有专营的策略。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正是一直以来国有专营的垄断地位和政府对市场的强力干预，导致商人阶级高度依赖、仰仗政府的支持，不能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在这一工商模式之中，商人彻底地丧失了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阶层。” 民营工商业至宋时的平均规模已达到最高峰，宋以后，许多行业反而是规模愈来愈小。城市化规模也在宋以后越来越缩小。大清的太平盛世下，也暗藏经济危机。虽然 GDP 总量大，但是人口增长没有技术进步的支撑，所以生活水平很差，人均 GDP 水平很低。商人精神没落，富商追求奢靡享乐而不是用资本扩大生产，更不是科技创新。国家也失去了进取心，在日渐拥挤的平原上悠闲前行。与此同时，欧美的商人阶层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环境下崛起，注重科技创新和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制度，重视建立并完善金融市场，带动了国家的强盛。中国的落后导致后来挨打，用了一百多年才走出帝国主义霸权的控制。这本书，帮助理清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的脉络，介绍了一些贯穿千年的重要经济思想，讲述了重要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现象和规律。吴晓波老师在书里说：“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原来，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发生的经济现象以及背后的经济规律，总能在古代历史找到原型。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如影随形，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经验、智慧、启示、教训。

在经济史上，历朝历代从来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汉唐明清莫不如是。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30 年可出现盛世，50 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无数英雄俊杰，在这种轮回游戏里火中取栗，成就功名，万千市井繁荣，在这个历史搅拌机里被碾成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