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又一力作，从优绩主义出发，探讨我们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对此做出分析和反思，延续了他在《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反对完美》等著作中的理论立场和论述风格。优绩主义，又称为贤能主义，是指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靠实力说话，成绩优秀者获胜。我们传统的科举、考试、晋升、录取都遵循这一基本原则。这原本是个公平的机制，它靠实力而不是靠关系。但现实却是残酷的，优绩主义反而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加剧了阶层固化的趋势。2019 年，美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涉及的学校有耶鲁、斯坦福等世界名校。联邦检察官指控富豪、明星、领袖们通过行贿高校人员，从而为自己的子女获得入学资格。这件事被曝光后舆论哗然，因为大家认为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方式损害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一种社会理想，就是大家公平竞争，靠实力说话。在高校录取上就是看成绩，择优录取。桑德尔在本书中通过理论、案例的分析和论证，指出这件丑闻的的问题不在于违反了优绩主义的原则，而在于这种规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种残忍的暴政。2019 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马科维茨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在强烈批判优绩制这种制度。马科维茨认为，优绩制度的前提就是错误的，这种制度认为只要创造出一种靠实力和成绩，而不是背景、身份、金钱等条件决定成败的环境，就能保障公平竞争。可是事实上，按照这个规则来行动的话，会产生两种严重后果。第一是即便每个人都按规则出牌，但最后也只有富裕的人才能赢。因为他们有能力占有更多资源，享受更多机会，因此能抢占先机。就拿上大学来说，即便学校只看成绩择优录取，但富裕的家庭能给子女提供更优越的学习条件，更丰富的教育资源，不论是老师还是学校，不论是知识还是视野，都不是普通家庭能比的。这种看实力说话的规则，不仅仅伤害了普通家庭，更是让富裕的家庭之间也陷入了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里，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马科维茨评论说，当前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苦，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就是错误的。优绩制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进入了军备竞赛的状态，每个人都想通过努力换取更大的成就，却忘了学习、工作的初心是什么。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游戏。第二点就是，优绩制还会改变人的自我认知，让成功者变得傲慢，让失败者变得愤慨，让社会的公正和精神受到严重伤害。桑德尔和马科维茨认为，优绩制的励志效果是一种神话，具有一种道德感召力，让你认为你的成就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争取来的，你配得上这些奖赏。但是事实上，一个人的成就，不仅仅是靠个人的努力，还要靠环境和运气。努力应当只看做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不是充分条件。影响成功的因素非常多，性别、种族、地区、国家、家庭、时代、健康、天赋等等等等，都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你现在的成就是你所有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是优绩制却告诉你说你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你的努力、你的认真、你的付出和你的汗水，完全忽视和摒弃了其他众多你掌控不了的条件，让人有种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感。但这是一种错觉。人类这种生物对确定性和掌控感有一种病态的需求。英国工党作家安东尼・克罗斯兰在其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中写道：“当人们认为机会不平等，并且选择明显偏向财富或血统时，他们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适当的机会，以此安慰失败的自己 —— 制度就是不公平的、天平的另一端太重了。但是，如果显然是根据个人作为优劣来挑选的，这种舒适的来源就消失了，失败就会引起完全的自卑感，没有任何借口或安慰；这是人类天性中的怪癖，实际上增加了对他人成功的嫉妒和怨恨。” 桑德尔认为，这种自利性的感觉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对其他那些环境没你好、运气也没你好的人是不公正的。主流社会不会从道德哲学角度来看待成就，大多数成功人士也非常乐意将成功归功于自己，为自己骄傲，进而对失败的、底层的人群心生鄙视，认为他们是自食其果。这种观念的盛行，就造成了民众的撕裂，社会的分裂和不平等盛行，严重损害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也严重伤害了普通人的尊严。目前优绩主义在美国社会已经根深蒂固，精英用此来宣扬自己成就的正当性，并借此推卸、否认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这是一种对普通群众恶欺辱和压迫，是一种不公正、不道德的行为。桑德尔担忧的是，当人们习惯于将成就归功于自己的付出和努力，否认环境和运气的作用，否认社群、文化的纽带对人的塑造，当优绩主义成为普世的价值观以后忽视，会滋生成功者的傲慢与自大，对社会和他人变得冷漠、不在乎，对那些没能成功的人失去关怀，甚至贬损，这样一来我们赖以生存的情感连接与道德精神就会变得脆弱，直至消亡。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桑德尔作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持有相似的看法。社群主义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是由他所在的社群决定的，是先有社群，才有的个人，而不是先有了个人，再组成社群。没有人能够孤立与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存在，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必须群居，个人需要在社群中定位并寻找价值和意义，社群的文化、习俗、传统、历史等都和个人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个体也只有通过社群才能发现自我，构建自我。社群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麦金泰尔就认为，人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如果要回答 “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需要什么，就必须把成长的故事、起源的故事讲好。只有通过这些故事、这些历史，才能回答上述问题，才能找到自我。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不能离开社会关系的塑造。是社群的纽带关系塑造了个人身份认同、生活理想和道德责任意识，是社群决定了 “我是谁”，而不是自己选择了 “我是谁”。社群和个人紧密相连的关系就决定了个人有作为社群成员应尽的义务。只有把个人和社群利益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找到幸福。这和阿德勒倡导的 “共同体感觉” 有异曲同工之处。实际上社群主义的另一个名称就是 “共同体主义”。阿德勒认为个人幸福与成就的来源在于你对社会共同体的关心和付出，并且以奉献感为指引，找到归属感，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以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坚决批判罗尔斯所说的 “权利优先于善”，他们坚定地认为善与公正是第一位的，他们强调家庭、社区、国家的价值，强调社群的重要性和主导性，提倡一种集体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希望借此驱散当前社会的冷漠与自私，重建社会信任与公正，再度弘扬公民精神和道德责任。所以社群主义强调，人要学会感恩，要认识到个体和自我是共同体的产物，没有人能孤立地存在，也没有人能只靠自己就获得成功。你越能意识他人、家庭、环境、国家、时代、运气对自己成就的影响，你就会越清醒，越谦虚，就会主动回报社会，建设社群，承担义务，弘扬和发展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帮助和激励更多的人，整个社会就会更有活力，也更公正，更幸福，创造更多更大的价值。时代环境对人意义重大，没有人能脱离时代谈成就。就像工业化时代造就了一批工业巨头：钢铁大王卡内基、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金融大王摩根。在信息化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同样也造就了一批巨头企业和世界富豪：IBM、微软与比尔盖茨、AT&T、苹果公司、因特尔、阿里巴巴、腾讯、Google、亚马逊、字节跳动等。那为什么工业时代没有这些信息巨头企业诞生呢？为什么信息时代没有工业巨头诞生呢？脱离时代谈成就，毫无意义。人民日报就曾经发表过评论：“不是马云造就了时代，而是时代造就了马云。” 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反思。罗伯特。弗兰克在《成功与运气》一书中就认为，世界上运气最好的人是比尔盖茨。盖茨正好出生在 1955 年，如果晚出生几年，他就无法在青年时代赶上个人电脑的第一波浪潮。如果早出生几年，那他就太老了。其次，盖茨的家境优越，这才让他有资格上私立高中，而他上的那所私立高中，是当时美国唯一一所给学生提供免费的计算机终端的中学。如果没有这种机会，盖茨在年轻的时候就没办法刻意练习他的编程技术。再次，盖茨大学退学的时候，又正好赶上了 IBM 需要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IBM 和其他公司又没谈成合作，盖茨的公司又正好成功低价地收购了一个现有的操作系统 QDOS，盖茨改进后授权（而不是卖断）给 IBM 使用，赚了第一桶金。现在回想起来，盖茨真的太幸运了，上面这些情况如果有一件不成立，他也绝对成不了世界首富。就相当你去买彩票，连买几十次，次次都中头奖，这个概率简直小得可怕。努力和天赋当然很重要，但是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承认运气的巨大影响。小成果靠努力，大成就靠天赋，极端的成功靠运气。就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说的：“当你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企业家时，你可以认为自己配得上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当你作为这个世界上真实的人时，你应该知道那都是胡说八道。” 总而言之，社会不平等本身已经是问题，但更严重的是我们对不平等的认知。桑德尔说，如果我们把人们的不平等看作是各自应得的、正当的，这会瓦解共同体的团结，让分裂的社会更加撕裂。优绩制对所有人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伤害，没有人是赢家。我们需要看到它的弊端，需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反思和批判的意义就在于此，让我们改善和进步。

在本书中，作者虽然立足于当下的美国社会，但却有着更为广阔的全球和历史视野。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于当下社会问题的呈现，也可以看到他对优绩制理念的探源；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于优绩制的反思，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不同理论家对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桑德尔通过优绩制这一个支点，让我们看到一个超越时空的、更为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本书核心内容：一、优绩制是完美的理想，还是骗人的神话？二、为什么桑德尔说优绩制会分化人心，分裂社会？三、面对分裂的社会和人心，桑德尔有什么补救的良方妙法？第一，优绩制不是完美的理想，而是骗人的神话。它强调个人的努力，却也走向了过犹不及的局面。当大家都认同这种理念的时候，成功者就会变得傲慢和冷漠，而失败者则会在自我否定中越来越消极。这首先就在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画下了一道鸿沟。第二，优绩制对个人努力的强调也并没有给整个社会带来向上的流动性，反而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精英身份得以世袭。同时，这样的社会没有赢家，失败者无所事事，日益消沉，而成功者却被迫身心俱疲地参加这场精英的军备竞赛。第三，那要如何应对这个局面？桑德尔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要打破隔膜，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成功者要看到运气的作用，学会谦卑与感恩。高校应该回归它本来的育人使命，而不是无情的选拔和分类。工作的最大价值在于为社会和同胞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书能看到优绩制的不足，指出优绩制带来的各种弊端，难能可贵。但优绩制确实是实现美国梦的最大动力，可以说没有优绩制就没有今天的美国。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缺的就是优绩制。当时我在农村，因为没有多劳多得，优胜劣汰，大家都出工不出力，整个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想吃大锅饭，锅里都没饭。后来改革开放了，能者上劣者汰，拯救了农村，也拯救了经济。优绩制确实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他会带来两极分化，也会让社会阶层固化。要抱着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心态对待优绩制，不能一棍子把优绩制打死。要知道任人为贤任人为能永远比任人为亲任人为友好！

每日一书：《精英的傲慢》。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理解成功的新方式，变得不那么焦虑，更宽厚、更谦逊，这种方式让我们对公共利益有更强的责任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取得成功的那些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完全是自己的功劳，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成功带来的回报。他们也倾向于相信那些成就不如自己的人应该承受他们目前的境遇。对才能和成就，以及谁应该得到高薪与社会尊重的这种思考方式，必然会损害社会团结。这种思考方式在赢家和输家之间挖掘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扩大了精英阶层和同胞之间的距离。桑德尔早年因其对哲学家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蜚声学界，坚持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被视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部著作是其社群主义视野的最新延伸。他论证的主要观点是，优绩制造成了一种 “暴政”，让社会撕裂、背离正义，也让工作丧失了尊严。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 20 倍，而现在达到了 360 倍。贫富差异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小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阶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 “橄榄型社会” 消失了。马丁・路德・金在被刺杀前夕给田纳西州孟菲斯罢工的清洁工人演讲时曾说：“清洁工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清洁工，疾病就会蔓延。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尊严。” 如今的疫情更说明了这一点。它揭示了我们多么依赖那些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劳动者：快递员、维修工人、杂货店店员、卡车司机、护士助理、育儿工作者和家庭护理员等。富有的父母不仅让自己的孩子参加 SAT 预备课程，还聘请私人招生顾问为他们的大学申请书润色，让他们参加舞蹈课和音乐课，并让他们练习击剑、壁球、高尔夫、网球、赛艇、长曲棍球和帆船等精英体育项目，以便他们更容易获得加入大学运动队的资格。这些都是富有、勤勉的父母用来为自己的子女争取入学资格的昂贵手段。美国人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发挥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出人头地，这种信念已不再符合现实。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不像过去那样鼓舞人心。流动性不再能补偿不平等。任何对贫富差距的严肃回应都必须直接考虑到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不是满足于设计方案帮助人们爬上梯级间隔越来越大的梯子。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如今，我们看待成功就像清教徒看待救赎一样，我们认为成功不是靠运气或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是优绩至上理念的核心。优绩至上主义颂扬自由 —— 凭努力工作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 —— 和应得的权利。

和《公正》一样，这本《精英的傲慢》也脱胎于桑德尔的公开课和演讲。就阅读体验，本书和《公正》相比有较大差距，不过其价值在于剖析的问题备受关注。作者基于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发现曾经支撑美国梦的优绩制如今正在造成美国社会精英与底层的巨大撕裂。与其他分析同类问题的观点不同，桑德尔把这种分裂归结于优绩制。   优绩制在上个世纪的美国以美国梦的形象被社会各个阶层所追捧，实际上彼时优绩制确实发挥了正面作用。随着二八定律导致的代际累积，优绩制的弊端便越来越显现。优绩制的重点在于提供机会的平等，但由于每个人起点的不平等，比如天生智力不同和出生家庭不同，相同的机会下，更聪明更富有家庭孩子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更不要说美国常春藤名校招生越来越趋向富有家庭。优绩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代代相传的世袭制。世袭贵族制的不平等并不会让底层民众产生自我否定和绝望，但优绩制则从身心上否定了他们的价值。因为机会平等的暗示，让精英们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失败者则感受到竞争失利的绝望。同时，受教育程度与工作环境的高度相关性，进一步加深了赢家与输家的鸿沟。    作者认为，进入 21 世纪，美国社会的撕裂除了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政治党派之间，更大的撕裂发生在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表现为民粹主义、对移民的歧视、对全球化的反感，这一切主要源于优绩制带来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差距的累积。这种状况并不仅仅在美国发生，欧洲也同样，比如英国的脱欧、特朗普的上台、欧洲其他国家左翼政治势力的上台。在全世界都赞同优绩制的今天，桑德尔的批判显得与众不同。    那么什么样的平等值得追求？起点的平等人类无法控制，结果的平等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灾难，似乎机会的平等是唯一合理的选项。但优绩至上背后的冷酷和暴政已经显露无疑，其对精英和底层的双重伤害让所有人不堪重负。优绩制最大的问题是通过残酷的竞争，筛选出赢家和输家，以单一的文凭高低加工作性质来定义人的价值。工作价值感的丧失正在侵蚀着人们的自信，消费社会里金钱成为唯一的度量衡。     面对这种状况，桑德尔对机会平等做了一些改良，给优绩制打上一些补丁，提出了同他的社群主义一脉相承的生活环境平等的概念，即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阶层获得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让每个人感受到他是这个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共同创造了美好生活的一份子。针对这种理想，桑德尔从教育的异化和工作的异化入手，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策略，企图回归教育的本质和工作的意义。他的策略是否真的有用还有待验证，这种社会层面的改变属于系统工程，一切还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中，不管是主动还是倒逼，精英显然是首先应该反省和改变的，放下傲慢并意识到自己的幸运是因为其他人分担了不幸。

《精英的傲慢》围绕着 “优绩” 两个字，阐述了精英为什么会产生傲慢以及产生傲慢的原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作者是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除此以外他还写过《公正》与《金钱不能买什么》。你一定听说过：2019 年美国爆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对 50 人提出指控，富有的父母涉嫌贿赂为子女 “购买” 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这践踏了美国坚信不疑的 “优绩主义” 理想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 “优绩” 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其实不仅是美国人，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现代社会都认同优绩制，认为这才是理所当然的公平原则。然而作者指出 “优绩制” 的傲慢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分化，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他论证的主要观点是：优绩制造成了一种 “暴政”，让社会撕裂、背离正义，也让工作丧失了尊严。为什么优绩制会让社会分化撕裂呢？因为民粹主义的怨恨。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 10％的人，而收入居于后 50％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这不主要是民粹主义者愤怒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容忍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认为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他都有可能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对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的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然而现在阶层跃升的话语听起来很空洞：出生于贫穷家庭的美国人在成年后往往会一直贫穷。那些出生在收入最低 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约 5％的人能够进入收入最高的 10％的行列，大多数人甚至连中产都做不到。除此以外，只有不到 4％的常春藤联盟高校学生来自收入最低的那 20％。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与其说是承诺，倒不如说是嘲讽。这造就了社会的撕裂。社会的不公平体现在美国英才治国的技术官僚，这切断了英才和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在经济领域，英才假设公共利益是由 GDP 定义的，而人们贡献的价值在于他们出售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值。例如：经济学家作为政策顾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不惜违反道德。英才眼中的优绩提升了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阶层的声望，贬低了大多数工人的贡献，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还以这些方式重新界定了获得社会认可的条件。正是如此的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的两极分化与愤怒对抗。技术和外包导致工作岗位流失，因此社会对工人阶级所做工作的尊重程度也降低。随着经济活动从制造转向金钱管理，对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专业人士来说。传统意义上对工作的尊重已经变得脆弱。英才们忽略了政治这一层面。他们认为市场驱动的全球化的问题仅仅是分配正义的问题。那些从全球贸易、新技术中获益的人并没有充分补偿那些失败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目睹的情况。40 年来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掏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内涵，剥夺了普通公民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工作会失去尊严的原因。为何如此，人们还向往优绩的社会？也许这与我们的某种自由观契合。这种自由观相信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的成功不受制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而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命运的主人，只要我们努力，我们想飞多高，就能飞多高。因此，优绩至上的社会在两方面都令人向往：一方面与强大的自由观契合，另一方面也给予人们他们因为自身努力而应得的东西。尽管很振奋，但优绩至上原则可能会发生转变。优绩至上理想的副作用却是那个最诱人的承诺，即掌控自己的命运并实现自我的承诺。随着对上帝信仰的消退，对人类能动性信心的增强，我们越认为自己可以自我实现，就越没有理由对自己的成功感到羞愧或感恩。而这会让失败者感到屈辱，这反应了天命论信念，而这种信念其实一直存在于社会的道德话语中。那么精英的傲慢体现在哪里？精英的傲慢反应了成功人士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那些居于底层的人是咎由自取。但优绩至上的原则几乎没有为休戚与共的意识留下任何空间。精英们如此看重大学文凭 (大学文凭既是取得进步的途径，也是获得社会尊重的基础)，以至于他们很难理解优绩至上制度所能产生的傲慢，它给予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的刻薄评价。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这么认为，那么这就让原则变成了事实。将健康和财富看作上帝的赞扬或批评，这是优绩至上主义看待生活的方式。优绩至上主义不承认运气，也不承认恩典，想让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认为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对我们所做的选择和生活方式的奖励或惩罚。这种思维方式颂扬了绝对的关于掌控和支配的道德，并最终助长了精英的傲慢。优绩至上的思维方式导致人们对遭遇不幸的人抱持苛刻的态度。痛苦越激烈，人们就越怀疑受害者是自作自受。这样会让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很难换位思考。书中提到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在过去十年，作者在中国访问了很多大学的学生。学生们认为：那些成功人士赚的钱是他们应得的。尽管美国和中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可作者认为这些中国学生和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一样，是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社会背景下展开的高度竞争的录取过程中的赢家，所以他们会抵制 “我们的成功另有原因” 这一想法，相反，他们会认为 “我们赢得了成功，无论制度对我们的努力与天分给予什么样的回报，那都是我们应得的。” 然而，奥地利学家哈耶克指出，一个人天分或是才能对社会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的功劳。善良的内心，甜美的声音，或是机敏的头脑。很大程度上都与个人的努力无关。这种情况下，他因此获得的报酬，也可以称之为优绩的东西都没有关系。也许有人会说，哪怕天分和运气有关，但他们也可以凭借努力和辛勤工作获得一切。但罗尔斯并不同意，他说即使愿意努力，但其本身也取决于原生家庭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哪怕是一些上流人士自我欺骗，认为自己完全赢得了在最高层的地位，他们的下属也不会有这样的幻想。这些下属知道：许多老板之所以在那里，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懂什么，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认识谁，他们父母是谁。如果优绩至上是问题所在，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①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看待成功的方式。②我们不能完全的认为大学的分类功能，不能认为所谓的 “精英荣誉”③我们应该认可工作的价值，需要知道人类根本的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霍华德・布赖恩特在一次对棒球运动员亨利・亚伦评论中心酸地写道：“可以说，击球代表了亨利在生命中第一次展现了卓越的才华。” 如果把成为精英视为对不公正的终极解决方案，就能读懂这句话，他们心目中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以卓越的才能克服包括偏见、种族主义和机会不平等带来的不公正。因此，也许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优绩至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他们只要发挥才能和努力奋斗就能得到提升。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衷心维护优绩至上，我们应该鄙视一种只有打出全垒打才能逃脱的种族不公平制度。机会均等是对不公正在道德上的必要纠正，这是补救原则，而不是美好社会的恰当理想。人们常常认为，机会平等的唯一替代方法就是结果平等。但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让那些没有获得巨额财富或显赫地位的人也能够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 —— 在工作中发展和发挥自己的能力，分享传播学习文化。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回顾一下，我们讲了为什么优绩会造成暴政，精英有哪些傲慢以及我们的解决方案又是什么。听完这本书，我希望你能知道工作的意义不在于金钱，衡量一个人也不是金钱，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与失败，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的奔跑，应该享受这个一个过程。要深深的理解 “若非上帝的恩典，我绝不会如此幸运”。这种谦卑是我们从残酷的成功伦理中回归的开始，这种谦卑超越了优绩的暴政，为我们走向少一些敌意、多一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明了方向。

桑德尔教授在呼吁一种以公共利益为主要的公民道德教育，书中从教育的目的，工作的价值，成功的定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和思辩，特别是就美国而言，优绩主义和国粹主义（所谓精英）产生的原因和底层逻辑，用一种残酷的竟争方式破坏和伤害了公平本身，撕裂了社会共识，让人毫无尊严的工作，也就是一种以自我中心化，缺乏一颗温情而充满敬意的谦卑心态，这就是精英的陷阱，由于这种陷阱本身是一个悖论，看样子是在打破阶层，其实是在固化阶层。同样书中对制度和人心的合理性提供了反思。如何公平正义的定义？中国人讲究学优则仕，德才兼备，同样，中国文化中又有潜规则，而当潜规则变成明规则时？

虽然是一本写美国的书，但是我觉得在当代中国也适用精英们如此看重大学文凭（大学文凭既是取得进步的途径，也是获得社会尊重的基础），以至于他们很难理解优绩至上制度所能产生的傲慢，以及它给予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的刻薄评价。这种态度是民粹主义反弹和特朗普获胜的核心。这些官僚根本不考虑培养公民之间的团结、加深公民关系，只是一门心思想要满足以 GDP 衡量的消费者偏好，这导致了公共话语的贫乏。这些工人阶级选民似乎对阶层跃升的承诺不太感兴趣，而对重申国家主权、身份和自豪感更感兴趣。他们憎恨主张优绩至上的精英、专家和专业人士阶层，这些家伙颂扬市场驱动的全球化，从中获益，迫使劳动人民接受外国竞争的挤压。他们似乎更认同全球精英，而不是他们的同胞。今天有文凭的专业人士阶层已经找到把特权传给他们的孩子的办法，不是靠给子女留下大庄园的方式，而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拥有在优绩至上社会中能够成功的优势。

《精英的傲慢》… 精英不过是贵族的代名词，成为新贵的手段自有阶级以来一直没有变，无非是暴力、资本、色相和知识，新贵们更推崇知识罢了，知识就是力量，就是什么力量呢？获得权力的力量，走向极权的力量… 与色相、暴力与资本相比并无优劣之分。工具理性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帜为知识获得极权而量身订做的… 分裂是历史周期性的宿命，推翻各种形式极权的是换了身马夹的各种力量… 当然知识似乎是唯一可以温柔体面而傲慢的力量，除了与暴力一样有权，与资本一样有力，与色相一样迷人，她更让人心甘情愿拥护…（石木翻书每天翻本书）

查理・芒格是美国投资人，公司收益和个人资产都名列前茅。投资上成功后，他开始写书做演讲，在《穷查理宝典》中提出多元思维模型，俨然跻身学者和哲学家的行列。芒格有句话说：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让自己配得上它。然而国家成败，原因常不可言说。就像资本主义完成原始积累后，将国家现代化归因于民族优秀和制度文化先进，而对于未步入现代化国家，则归因于民族劣根和制度文化落后。个人成败取决于无法掌控的因素，比如时代、地域、政策、家庭和运气等。强调 “努力就会成功”“爱拼才会赢” 会让人以为，像查理・芒格这样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一直很努力，一直在学习。反之，那些身处底层的失败者，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没有学习，是咎由自取。没成功的人，别看成功学。一则成功因素不在掌控，二则成功的人不会轻易告诉别人自己的秘诀。只有成功的人，才需要成功学。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成功归于运气，要从成功学中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努力解释不了成功，也解释不了失败，否则会让学业失败者承受不够努力的污名。（微信公众号：共情时代）

“鸡娃” 是 2021 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指的是父母给孩子打鸡血，为了他们能读好书、考出好成绩，不断安排各种学习的行为。今年七月出台的 “双减” 政策，原本是想让孩子们从繁重的课业压力中解放，让家长们减轻教育 “内卷” 的焦虑。但撤掉了课外辅导这根 “拐杖” 之后，不用 “鸡娃” 的家长们却又产生了新一轮焦虑，核心问题只有一个：担心自家孩子在升学考试中拼不过 “别人家的孩子”，读不到好学校，找不到好工作，一步落下，步步落人之后。网络上关于 “鸡娃” 的段子层出不穷：问：孩子四岁，英语词汇量只有 1500 左右，是不是不太够？答：在美国肯定是够用了，在海淀肯定不够用。而且，“拼爹”“内卷” 这些事情是不分国界的。2019 年，美国曝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提出的指控名单里，不乏知名演员、商业领袖及其他富有的父母，他们涉嫌行贿（金额从 5 万到 120 万美元不等），为子女 “购买” 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新闻报道之后，舆论哗然，公众愤怒，因为这已经不是鸡娃层面的内卷，而是破坏了大家在机会平等条件下的公平竞争。是什么造成了现在的局面？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中谈到了人们正在逐渐陷入 “优绩至上” 的陷阱，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焦虑。01 因为 “优绩至上”，所以你鸡不鸡娃都很焦虑 “优绩至上” 的意思是说，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 “优绩” 来决定。也就是我们所熟悉那句老话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价值标准定义了我们对于成功的看法，被顶尖大学录取、找到好工作、赚到很多钱、拥有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都被看作成功的表现和理所应当的追求。于是，我们开始被 “取得成就的压力” 所包围：拼成绩的内卷，职场中的竞争，对下一代在同辈中脱颖而出的期盼…… 在优绩至上的鞭策之下，压力周而复始的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在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代社会中，人们逐渐坚信，取得成功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辛苦付出，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成功带来的回报，而那些成就不如自己的人就应该承受他们目前的境遇。所以，当你正走在 “鸡娃” 的路上，突然有人告诉你，快停下来，把幸福快乐的童年还给孩子的时候，你会更焦虑。因为只要评判标准依然是好成绩、高学历才能获得好工作、高收入，才是大众眼中的人生赢家，那么还是只有努力这一条路可以走，毕竟要面对 “不成功” 的未来是一件更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02 我们为什么认可 “优绩至上” 美国社会长久以来很流行一种人物典型，叫做 self-made man。《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主人公盖茨比，就可以被称为 self-made man。穷苦出身的他没有社会背景可以依靠，没有家产可以继承，他靠的是拼命努力，一路往上爬，最后跻身富人的行列。这样的人在美国很受欢迎，因为这就是 “美国梦” 的典型代表。这个 self-made man 翻译过来，应该就是指白手起家的 “富一代” 们。而且相比于 “富二代” 的故事，白手起家的故事显然更让我们敬佩和喜闻乐见。为什么 “美国梦” 和 “白手起家” 那么受欢迎？因为它们让人看到希望。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他都有可能凭借努力拼搏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对向上流动可能性的信念是梦的核心，也是大家努力奋斗的动力。绩优至上的原则，正是实现向上流动的保证。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同等机会下公平竞争，那么优胜者就应该获得奖赏。这是一条相对可行的保证社会公平的方法。而且不管我们是否认可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的原则，我们从小到大的确是这么被教育的。比如课本里的那些故事：专心致志读书学习，没空到书房后花园观赏的董仲舒，最终成为了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最初连鸡蛋都画不好的达芬奇，凭借自己多年的刻苦练习，最终成为了著名画家。就连儿歌里唱的也是 “丑小鸭经历了各种磨难，最终变成了白天鹅”。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信念的问题。在如今这个压力和竞争巨大的社会，我们必须得找到一个支撑我们奋勇向前的动力，只有这个动力足够强大，才足以支持我们爬上胜利的彼岸。承认我们的努力不一定是获得成功的唯一因素，无异于告诉一个正在坚持跑马拉松的运动员，“快停下吧，跑这么辛苦也没用，你看跑在前边的人，有的运动装备比你好，有的比你先出发，你坚持到最后也不一定会赢。”03 “优绩至上” 将会引领我们走向何处优绩原则之下，我们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影响是孩子们对于成绩的过分看重。成绩优秀的学生在激烈的竞争和排名中，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成绩和他人的成绩，这种对于分数的全神贯注，很可能会淹没他们原本的求知欲和掌握新知识的乐趣。更严重的影响则会导致他们在经历考试失利之后，因无法面对的挫败感而一蹶不振。然而，优绩至上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60 年前，一位名叫迈克尔・扬的英国社会学家就预见了优绩至上原则带来的傲慢和怨恨。在出版于 1958 年的《优绩至上的崛起》一书中，他问道：如果有一天，阶级壁垒被消除，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实现向上流动，将会发生什么？在大众看来，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我们普通人终于有机会与享有特权的人公平竞争了。但是，迈克尔・扬认为，这场胜利会有副作用，因为这场胜利注定会助长胜利者的狂妄自大和失败者的屈辱。精英们会觉得自己的才能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了更大作用，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更大，而藐视他们眼中 “无用的人”。比如在公开场合语出惊人，说农民愚蠢无用的经济学教授王福重和宣称大部分人都是无用的财经作家吴晓波。他们是何许人也？前者是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后者是知名作家、企业家，但这些知识精英的头衔，带给他们的是不可理喻的傲慢。正如桑德尔所说，优绩主义在精英阶层和同胞之间挖掘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精英分类” 不会给那些被筛选掉的人丝毫尊严。那些没有高学历、被 “优绩至上” 评判为一无是处的人不仅有可能受到藐视，而且生活中的处境也十分艰难。他们不仅拿到的收入十分微薄，而且工作的价值常常被忽略，比如起早贪黑的清洁工人、外卖小哥，辛勤劳作的农民工等等。在辛苦忙碌了一天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乘坐公交、地铁回家的时候，担心自己的衣服会弄脏座位，就在角落里蹲着。这样的场景，让人觉得有些心酸。这也正是万千鸡娃家长们所担心的，万一孩子成绩不好、不够优秀，那他们长大之后很有可能会面对这样残酷的未来，过着这样悲惨的人生。04 结语如何解决优绩至上带来的种种问题，也正是桑德尔《精英的傲慢》这本书副标题的问句：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桑德尔给出的建议是，重新思考公民生活中的三个方面：大学的角色、工作的尊严以及成功的意义。一纸文凭就是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吗？我们的社会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所行动，现在正在推进的 “双减” 政策、一些城市正在逐步弱化学区的概念，这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工作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是人们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源泉。那些经常被忽略的劳动者们：清洁工、建筑工人、服务员等等，他们同样需要被尊重和善待。毕竟，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这些被优绩原则筛选掉的人们。现实世界并做不到真正的公平，而精英们所获得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还与家庭背景、掌握的社会资源、运气，甚至是天气有关。所以成功的精英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成功的意义，收起居高临下的傲慢，保持必要的谦卑。有一天，当我们不需要因为鸡娃或者不鸡娃而焦虑了，那个时候的社会应该就是桑德尔所说的好的社会。

大学文凭，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文凭，成了精英资格的门槛。高等院校投放极大的精力在分类竞争上，反而削弱了其本职所在 —— 教育职能。第三，优绩至上预设的成功伦理，把人区分为成功者与失败者。优绩至上的逻辑直接贬损普通劳动者，判定普通劳动者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价值更小，相应地把对普通劳动者的贬低正当化了。优绩至上的思维鼓励了羞辱普通劳动者的文化，下层阶级的焦虑与抱怨只得到了精英阶层的嘲弄与漠视。十多年来，普通劳动者 “绝望而死” 的比例大幅上升，反映了优绩至上逻辑剥夺就业市场失利者尊严的黑暗后果。桑德尔顺带批评了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认为这两种自由主义观念都未能有效消除优绩至上主义给精英阶层带来的道德自负。

桑德尔对准了日益分裂的美国社会，思考了它分裂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该如何弥补。

优绩至上的信念是，人们应该得到市场赋予他们才能的任何财富，这导致团结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成功的人要对社会中地位较低的人有所亏欠？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是否认识到，尽管我们努力奋斗，但我们不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发现自己身处珍视我们才华的社会，是我们的幸运，而不是我们应得的。对我们命运的偶然性的强烈感觉可以激发某种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或出生的偶然，抑或是命运的神秘，我也会遭受如此厄运。” 这种谦卑是我们从残酷的成功伦理中回归的开始，而正是这种成功伦理让我们分道扬镳。这种谦卑超越了优绩的暴政，为我们走向少一些敌意、多一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明了方向。

《精英的傲慢》直译是优绩的专横。优绩的社会意义是指唯才是举。对于中国人而言，一个唯才是举的社会，不用细想必然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但是迈克尔。桑德尔比我们想得更深远一些。有时候，总有一些认能站在不同角度，对我们一致认可的事物发表不同看法。就如许多年前，大众普遍认为美式制度极其优良，而法国贵族托克维尔到美国游历后，从另一个角度表示，美式民主也有局限性，要警惕【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是大众的视觉盲区，也是我们极容易丧失理性思考的时候。当代的桑德尔也发挥着类似托克维尔对我们的警醒作用。优绩主义是社会的进步，但只是一小步。整个社会鼓励以成绩论英雄，倡导阶层对阶层的高流动性，任人唯贤，唯才是举。这有 100 个优点，但是有没有哪怕一个缺点呢？对于有天赋，勤努力的人来说，哪怕是寒门却依然是贵子。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流动。这是精英的视角。但是，如果把目光放在那些人数多的多一般人身上，他们可能缺少一定天赋，少有努力的行动，在倡导优绩主义的社会中是不是该被视为 “活该一辈子在社会底层” 呢？如果寒门出现贵子，这些贵子们都实现了各自理想，他们是不是会把成功全部归结为自己的一切努力，而视那些考不上大学，不是才子的普通人的不成功人生，为命运的必然呢？这是桑德尔给我们提供的问题，如果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社会是好社会，那么那些不是 “贤人”，不是 “才子” 的大多数人该如何求发展与进步呢？在优绩主义社会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时刻催迫着大众，得努力学习，得全力考上大学，得成绩优秀，你得努力成才。成才以后就能实现你的幸福目标。这时桑德尔反问，那么那些学习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的人难道就应该就被社会 “自然” 的抛弃了吗？这种优绩主义者普遍的思维就是《精英的傲慢》。他们或者我们常不自觉的就站在精英者的角度上，傲慢的看待一切 “后进者” 们。相信成功永远是个人努力的必然结果，那些【后进者】都是不够努力的家伙。我们或者他们忽视社会因素和运气其实也共同决定着一个人是否成功。《精英的傲慢》这本书好在哪里，好在大家都说优绩主义好时，桑德尔从公平的角度为那些没有站在舞台中央的 “后进者” 们说出了不曾有人注意的心声。那么既然优绩主义有这种缺陷，改如何克服呢？桑德尔给出自己的见解：在精英大学的录取过程中引入抽签的方法，规定一个最低入围的条件，然后拿出大部分名额进行抽签。这看上去有点像闹剧，但是细想也有它内在的合理性。

正确看待自身努力和时机运气、失败和没有资格的人

作者讲的是美国的教育阶层和资源分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在中国的教育上也是一样的。有钱人就能享受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学习资源，然后就会获得更多的社会的资源，相对来说那些家庭条件没那么好的，他就会想到比较差的教育资源，可能在未来的竞争力上就会显得相对的更弱一点。其实整个社会还是慕强的社会，同情弱者，除非是自己特别有思想，不然都是一种同情弱者的思想，都是自己高高在上去看别人。我觉得让整个社会去摆一个很好的这种态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要实现效率最高化，优胜劣汰的，没有办法所做到公平。只能说相对性的公平吧。

1. 现行的以金钱和消费主义和优绩至上为导向的价值观，伤害了工人阶级，导致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而且单纯的经济补偿无法让全球化中的失意者满意的，没有了工作就象成了废物，他们想要夺回工作机会～～～反抗精英的暴政，工作才能感觉被需要有尊严。 2. 教育的本质是让人养成批判性思考和普及知识，不是做分类的游戏，实在是本末倒置。

书中有很多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批评，个人认为不无道理。作为一名经济类专业的学生，从接触经济学开始，脑海中就一直有个疑惑：抛开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的经济学研究真的有意义吗？还是只是某种类似遮羞布的存在？这本书的观点一定程度上给我解惑了。作者的观点，让我想到《资本论的读法》和《贫穷的本质》两本书，作者跟马克思说不定会很聊得来。关于人应当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关于交换系统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关于人的异化；关于一个人的成功到底该如何归因，贫穷到底是谁的过错；等等好像很宏大，但也不能不说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都可以有多角度的思考，这种思考本身，让我获益良多，推荐朋友们也读一读，说不定也有收获。一个人的市场价值（有多少钱）被等同于社会价值（有多大用），这个命题的真伪很多人不假思索的以为其真，但是，这真的是正确的吗？合理的吗？开始怀疑之后就能想明白很多问题。为什么总是焦虑，其实也是在恐惧被抛下，恐惧落入失败者的境地，因为在 “优绩至上” 的语境之下，失败者不光失败了，接受了一个失败的处境，还要品尝只能归咎于自身的挫败感和羞辱感，不意识到这点，这种焦虑很难停止。每个人都是比上有余比下不足，即是成功者也是失败者，于是，总是经历挫败，也难以避免焦虑。

本书由微博《项飙 × 迈克尔・桑德尔：越努力越幸运是一种假象》推荐，阅读过作者的《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作者在本书中表达了一个人的成功并不一定是仅仅通过个人的努力，而且还有可能是结合了个人所处的环境，机会，运气的结果。 建议阅读，选择性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