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们从单极走向多极，从新自由主义走向新民族主义，从超级全球化走向分割化，一个新的全球格局已经形成。这些结构性变化冲击着一切事物：从低收入经济体面临的诸多困难，到中国围绕全球体系的传统核心修建基础设施的计划等。二战以后建立的原有世界秩序正在瓦解，不再适应新形势。完全基于效率最大化和比较优势构建的全球经济如今无法继续运转。像美国和中国这样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需要认真看待这些变化，并合作建设一套更为成熟的新版全球相互依存体系，尽可能保持开放和包容，并考虑技术服务于不同用途及国家安全的现实情况。我们希望《长期危机》一书能为这一重要目标的建设性对话与讨论做出贡献。解决低速度、非包容、不可持续的增长的办法，不是放弃追求增长，而是改变现有的增长路径。如果把增长目标从不惜代价的扩张转向强调速度、包容与可持续的三位一体理念，对个人和经济体都有好处。合理的国家经济政策要求对中央银行加以改造，明确它们的职责，找到在国家层面协调实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的新办法，并将环境和社会正义的优先事项整合到经济决策之中。当下的世界正在改变，我们必须领悟到当前发生的变革的重大意义：首先是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转变；其次是从超级全球化世界向有管理的轻度全球化世界转变；再次是从经济因素决定政治决策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向新民族主义时代转变，政治和国家安全成为经济决策的支配因素。让十个人给全球化下定义，你会得到十个不同的定义。作为国际事务与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对全球化的定义是：“世界在跨越多个大洲的距离上结成相互依存的网络。”《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把全球化视为：“经济活动通过市场走向一体化，驱动力来自技术与政策变革、运输和通信成本下降、对市场力量的依赖程度增加。” 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由于全球化给各个国家和民众创造了越来越平等的竞技场，世界变平了。” 我们对全球化的定义则是：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这个过程可能通过贸易、旅行、知识和沟通交流来推进，跨越不同距离的相互联系会经常被创建或者被熔断。如今，历史学家亚当・图兹的观点，即 “推动全球贸易的不是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而是协调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受到追捧，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于新冠疫情期间故障频发的背景下。因为俄乌冲突而遭受全球性制裁后，俄罗斯对若干国家和外国航空公司关闭了自己的领空。原来希望借助自身地理位置优势开发欧亚之间最短直飞航线的芬兰航空公司，本已投资十多亿美元修建快捷联运的航站楼，但随着俄罗斯的领空关闭，芬兰航空的整个商业模式被彻底颠覆。从赫尔辛基到日本东京的航班之前只需要飞行 9 个小时，如今增加到毫无竞争力的 13 个小时。爱国者可以接受多重身份认同，民族主义者则不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经常倡导我们和他人处于对立的思想，强调外来者的罪恶，播撒仇恨的种子，煽动敌视外国人。他们贩卖极端思想，仇视外来者，要求单一身份认同。用乔治・奥威尔的话来说，民族主义 “与对权力的渴望密不可分”。民族主义的这种泾渭分明的界限会让我们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无法在民众想要的自主权与世界急需的国际合作中找到平衡。1996 年，正值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顺风满帆的时候，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了 “预防冲突的金拱门理论”，意思是两个都开设了麦当劳连锁店的国家之间不会再发生战争。在过去 30 年的大多数时候，这个理论看似成立。然而，俄乌冲突及其衍生冲击推翻了弗里德曼的结论。例如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的顾虑：“我们不能容许中国那样的国家利用它们在重要原材料、技术或产品上的市场支配地位来干扰美国经济，或者发挥地缘政治杠杆作用。” 撰写本书时，全球贸易本该因为走出新冠危机而喷涌，实际上却处于低迷状态。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 - 伊维拉在 2022 年 9 月表示，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全球贸易的前景不容乐观：从俄乌冲突到供应链瓶颈延续，再到极端天气现象和新冠防疫政策。世界银行则警告，全球经济行走在剃刀边缘，有陷入重大衰退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 2022 年的 3.4% 下降至 2023 年的 2.8%，而且认为五年期全球增长率将达到多年来的低谷。历史上死难人数最多的航空事故发生在 1977 年，一架起飞中的荷兰航空公司 747 班机与一架滑行中的泛美航空公司 747 班机在特内里费机场相撞。这两架飞机当天都不应该出现在那里，但附近的拉斯帕尔马斯机场发生爆炸，迫使许多航班转场，也包括这两架命中注定发生悲剧的飞机。规模不大的特内里费机场的设施难以应付如此多的航班涌入，很快达到了承载极限，迫使许多飞机停留在滑行跑道上。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浓雾使得机场能见度下降，给机组成员在陌生机场穿行以及空管人员的地面交通监控都增加了难度。航班延误让机长们变得愈发不耐烦，因此急于离开的荷兰航班在跑道没有清空的状态下就开始起飞，而泛美航班此时仍在跑道上滑行。另外，飞机与机场塔台的无线电通信混杂不清，等两架飞机能看到对方的时候，相撞已无法避免…… 如果拉斯帕尔马斯机场没有发生爆炸，迫使众多航班转场，事故链条就会中断，灾难就不会发生。如果天气状况良好，两架飞机就总能处在可视范围内。如果泛美航空的航班在滑行中早点离开跑道，荷兰航空的飞机就不会撞到它。如果荷兰航班的飞行员没有违背机场的指令，耐心等待起飞时机，583 条生命就可以幸存下来。这就是整个事故链条。只要链条上的任何一个节点发生偏离，整个链条就会断开，事故就可以避免。当然，链条上也会有负面的连接，从糟糕的运气到糟糕的决策等，但只需要一个明智的选择就能改变整个路径。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也是如此：驾驶这个面临越来越多冲击的世界，断开可能导致更大灾难和分裂的无休止的循环链条。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 “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处于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

解决长期危机的办法，全球秩序的改变。实行一球两制，在各自适应的经济体内发展成长。全球一体化让环境，经济金融，不可能在自己的小范围内自给自足，融合共赢才是未来发展方向。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 “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处于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

一而再，再而三，中央银行家与政策制定者总是准备用昨天的武器打昨天的仗，而非以必要的开放心态和灵活性来应对前方的危险。

书名《长期危机》就已经讲了书里所有的内容。其他的一概都是一堆词语的堆砌，既没有深度的调研，也没有深入的理解。作者认为目前的经济上行已经到达顶峰，将会开始一个均值回归的长期下行阶段，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判断只字不提，该如何解决问题，又完全表面化的归于经济调整不到位，要求各级经济组织，发挥足够的作用来改变方向，迎合金融动荡。作为一本出版不到一年的书，没有讲各国民族主义自闭的根源在哪里，只是要求银行来调控自己的风险，减少经济波动。说要各国增加合作，要不同经济体互相联合，增加联络，没有对各个区域做出任何可行性的建议。个人感觉就是一本联合国学术报告的汇编本，没有根本观察，也没有规划。本来希望在其中能看到，作者对长期危机的思考理解，来对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有些了解，完全是失望。

我们在增长较为迅速、比较有包容性的全球化世界中生活了太久，习惯于将它视为常态，但这不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