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这本书的影响力巨大，在这之后的政治寓言小说，电影，剧作中多多少少都能找到《一九八四》的影子。比如奥斯卡得奖片《窃听风暴》就把事件发生的年份定在了 1984。只这一点，就让整个影片的格调往现实的荒诞上更靠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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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虚构了一个大洋国，虚构了管理该国的四大部门 —— 真理部、和平部、仁爱部和富足部。听起来饱含爱与和平的名字做的却是监视，压榨、奴役之类丑恶的事情。主人公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公民，他每天重复的工作是消灭以前的历史，填上政治正确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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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家里面，人民的思想被高度统一，不许拥有自己的表达，不许拥有私人的感情。人人都以告密成功为荣，并且觉得这样的社会制度毫无问题。“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的标语出现在每一栋大楼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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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是不是似曾相识？我们从各种媒体的报道，各种文学史料中可以知道，苏联在解体之前，和早已被统一的东德，就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时期。历史也证明了，这样的制度也终会被时代纠正。过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首看奥威尔的这本书，你会惊叹他预言一般的想象力。书名虽然叫做《一九八四》，然而还没有到 1984，相同的事情就在全世界轮番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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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在虚构了这样一个背景之后，又给了读者一点希望。主人公温斯顿与另一名党员朱莉娅恋爱了。这点爱情在一片灰色的废墟中犹如一支微弱的小火苗，点燃了温斯顿的生活希望，也照亮了周围的环境，引发了他对于国家制度的质疑。眼看人民逐渐要开悟了，这时候作者却给了温斯顿一个悲剧结尾。温斯顿被捕之后被施加各种折磨，最终被改造成了一个 “思想纯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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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悲剧，就是给了你一点希望，再把这点希望在你面前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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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何没有让开始觉悟的人们去推翻这样的统治？因为作者深深的明白，在一种高度被洗脑的社会制度中，打破被奴役的惯性思维是多么的困难。电影《窃听风暴》在取景的时候曾经被东德监狱博物馆馆长拒绝提供帮助。拒绝的理由是，在东德被西德统一之前，像电影中那样默默帮助受难群众的人物一个都没有。所有人都选择了随波逐流，默不作声。我们再回头看《一九八四》中温斯顿的结局，也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奥威尔选择了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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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纳曾说过，每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都不是独立的产生的，它必定包含于某一个艺术群体之内。文学作品亦然。在奥威尔生活的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曾经产生过一大批优秀的政治荒诞小说。比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米・布尔加科夫的《不详的蛋》等等，他们共同为底层人民发声。《一九八四》是其中长的最高的那一根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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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各种主义萌芽，很快变成了一个个新兴的政治流派。从这本《一九八四》中，很明显能感受到奥威尔对于未来的担忧。迫于不能宣之于口的焦虑，作者写成了这样一本预见性的寓言小说，意在提醒人民发现这种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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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布尔加科夫曾经谈过他之所以成为作家的原因， 文学不应该仅仅是记录和再现，它的最高品味应该是发现和思考，它应该早于社会学和历史学，关注到社会进程中的负面现象，给人们敲响警钟。在这一个意义上，奥威尔可说是完成了一个文学家最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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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曾经对茱莉亚说过，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他憧憬中的光明并没有到来。奥威尔为当时的社会点燃的希望之光却照亮了之后的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