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工业王冠上的明珠”，代表着人类应用科技最尖端的领域，也是对普通人而言最为望而生畏的知识类型的一种，如今前所未有地受到中国大众的关注。因为它代表着一种被不公正对待的激愤，以及对于突破与自主的希冀。因为围绕着芯片而展开的叙事，与中国 180 多年的自强历史实现了一种当代对接。自 2018 年起，华为遭受美国制裁，以及美国盟友的配合打压。这一事实清晰地告诉中国人两点。一是中国的实力已经引起世界最强大国家的足够重视，说明我们并不弱小；二是当下竞争的核心在于芯片，尤其是先进制程芯片，而且不是某种产品的问题，是从装备、设计、封装、制造到市场应用的一整条产业链的问题。社会层面，我们过去很少意识到，在一个电子化的时代，几乎每一项产品都以芯片为核心，大到火箭、高铁、重型装备，小到一个小玩具、一个智能烧水壶、一张电话卡，乃至每个人都有的身份证。因此，中国科技、中国制造其实一直潜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在政府层面，自 90 年代开始就已经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半导体产业格局。我们在中低端芯片的供应上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在高端芯片以及与之相关的装备、设计、制造等领域，始终是一块短板。正是华为的被打压，让中国从政府到社会普通个体，普遍意识到了危机，加速了赶超的紧迫感。也正是华为 Mate 60 系列为代表的高端手机的问世，让中国人增强了信心，以及蓬勃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贸易和竞争是局部真实的，自由则一直都是有条件的，一向如此。这不算一个新颖的领悟。围绕芯片领域，这几年发生的事实足以惨痛地证实这一点。当国家经济、科技竞争以及背后的国际影响力竞争来到一个白热化阶段的时候，来自强势者的压制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必须继承一种百余年的精神，必须迎接这一场无可回避的硬仗。中国没有退路，必须突破。芯片背后是所有的制造业，所有的科技服务业，所有领域的技术与生活进步，是输不起的。在这个关键问题暴露的时候，正好芯片产业也来到了一个特殊时刻。芯片制程已经来到了一个几乎无解的局限，极紫外光刻技术可能是摩尔定律生效的最后阶段，人类已经很难通过现有科技模式继续推进晶体管的缩小。芯片的脚步本身在慢下来，这正是我们加速接近和赶超的良机。

而这几位青年作家考编惹人厌，主要是因为两宗 “罪”。一是嫌他们作为社会竞争中的优胜者占了本就抢手的编制名额，如同当年易烊千玺被曝出考取国家话剧院的编制，激起一众网友强烈反对，最后这位 00 后明星迫于压力放弃了到手的编制。另外，是认为他们这种 “写现实主义题材，却吃了现实的红利” 的人，背叛了某种东西。有读者就说，他们本是造梦的人，现在亲手把读者的梦毁了。班宇那本写东北沈阳产业工人下岗失意的《冬泳》被调侃为 “冬泳，一直游到上岸”。

今天，中国已经出现了三种过剩：资本过剩、制造能力过剩和建筑能力过剩。供给过剩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人均 GDP 已经到达三四万美元的水平，基本内需几乎饱和。再要发展，中国就需要关注 GNP，而不是 GDP。出海，成了必然的选择。中国人，天然的商业群体，自己主动就会寻求发展。但过去和现在不同的地方在于，如今的经贸掺杂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当地的政治风险，或许每一个出海的企业、个人都有良好的愿望，却不是一定做得成。毕竟，因为无法确保政治承诺兑现，政治不稳定会对入驻企业造成极大的商业风险。这依靠个人或者单个企业很难解决。所以中国人、中国企业在海外必须团结。

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这些方面，一个人到了 25 岁或 30 岁以后，很少再能接受新的理论，所以，公职人员、政客，甚至鼓动家所运用的思想，不可能是最新的。但是，无论早晚，不管好坏，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