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越来越多的家长成为 “直升机父母”，盘旋在孩子头顶，在育儿上花费更多的钱和时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越多。二、不平等现象加剧，会让父母更看重教育的投资回报。不同的社会形态，推崇不一样的价值观。对中国家庭来说，勤奋是写到我们基因里的价值观。三、要实现真正的阶层跃升，需要把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这样的潮流，只有技术变革，才能深刻地改变阶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则是相信稳定和长期的回报，医生和律师向来都是好的职业选择。四、珍爱孩子，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现代家庭更看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更平等地对待男孩和女孩。

书中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什么样的背景产生怎样的育儿策略。文中并没有专断的给出哪种育儿策略最佳，而是每一种都有其合理性。虽然没有最佳策略，但给予我自己的启示与对于未来育儿方式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书试图解释育儿环境是如何影响父母的教养决策的。重点是试图理解父母行为背后的动机，而非直接给出育儿建议。理解家庭如何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进行多少教育投资，以及选择怎样的教养方式。许多美国白人用一种既恨又爱的眼光看待亚裔社区的严格教养方式，担忧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卓越和成功地位被亚裔赶超

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对育儿无能为力的人？一是选择一份单调的工作。把 “敢于质疑” 视为对职业的阻碍，并把这种思想以专断的方式灌输给子女，拒绝沟通与讨论。二是完全摒弃对财富的追求。让自己日夜为生计奔波，没有时间陪伴子女，没有钱改善子女的教育。三是严格限制孩子的社会交往。让孩子过 “家 —— 学校” 两点一线的生活，少参加社会实践，少与同伴打交道。

这本书结合了教育的各种边界条件，只有应对不同边界条件的变化，我们才能给孩子更适合的教育！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对不同时间和国家的不同教养方式的前因后果提供了引人入胜、富有见地的分析。两位作者解释了父母如何以及为何塑造孩子的喜好和技能，以使他们适应成年后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现实。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基本经济理论，整合和阐释了来自多个学科的大量证据。这本雄心勃勃的书详细论证了家庭会如何影响孩子的社会和经济命运。

（写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对比孩童时期和为人父母，育儿方式已深刻变化，是什么影响父母的教养决策呢？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专家 Baumrind 概括了三种教养方式：放任型、权威型和专断型。前两者同为高响应教养方式，而后两者同为干预孩子选择的密集型教养方式。父母对孩子的爱主要包括两种驱动力：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前者的父母时刻准备成本高昂但能增进孩子整体福利的行动，而后者的父母则时刻准备做出减少孩子当前幸福感但符合其长期利益的代价高昂的行为。而父母与孩子最大的分歧也正是当下乐趣和未来投资之间的权衡。父母的决策和与子女的互动方式不仅受父母时间、认知等约束，更受到经济环境影响。“直升机育儿” 指的是过去 30 年变得十分普遍的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儿童抚养方法。而这一转变 “发生在一个以不平等加剧、教育回报率提高以及抚育子女的重要性上升为特征的时期”。研究筛选了人们认为孩子所需的最重要的价值观：想象力、独立性和勤奋，并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发现 “在不平等的国家，比起想象力和独立性，父母更倾向于强调勤奋的美德”，而在国家内部不平等也随着时间推移反映在育儿强度的变化中。更高的教育回报率更加强了密集型教养方式的使用动机。诚然，勤奋可能对经济增长具有价值，但密集型教养方式也极可能以限制自发性、创造性及孩子的整体福利为代价。“当中上阶级的父母们面对不平等的增加和教育回报率的上升时采用了密集型教养方式，而弱势群体进行相同规模的投资的能力可能正在恶化。” 不平等加剧正恶化社会中的育儿差距，而育儿差距将产生更多的不平等 — 育儿差距变成育儿陷阱。作者在此谈到能提供帮助的两类政策：一类旨在解决育儿差距背后的不平等，如减轻对弱势家庭约束的干预措施，另一类特别侧重于支持弱势背景的孩子。关于中国，作者认为 “中国的教育系统是高风险考试催生强有力激励的一个极端例子”，高考为学生提供了公平的竞争机会，但通常以扼杀学生的想象力和独立性为代价，且公平的竞争环境亦有被夸大的嫌疑，包括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地区录取率差距等。“教育系统加强了教养方式选择的回报差异，中国家长有更强的激励去采用密集型教养方式”，而独生子女政策下的 “小皇帝” 效应也加剧了这一选择。中国的经济模式经历着从 “制造” 到 “创造” 的转型，那么与之对应的对学生的价值观导向是否也有所变化？在这本书里，作者没有武断地指出最好的育儿方式和详尽的育儿指南，而是分析不同育儿方式的利弊、随时间的变迁及父母做出此选择的背后驱动。“标尺竞争” 提到 “社会规则如果不能公平地让人们分享利益，这个社会就可能陷入高度竞争的陷阱，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和努力想要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想要胜过别人而进行的这种投入，可能会大到压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潜在好处的地步”。作者认为 “育儿战争” 亦是如此，并且我们有理由担心将来的经济趋势还会扩大育儿差距，加剧社会不平等程度，并进一步限制社会流动。教育公平当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在现如今的教育系统和社会育儿回报的情况下，偷懒的孩子十分不利于获得高学历文凭，放任型教养方式助长这一行为，权威型教养方式或专断型教养是相对正确的选择。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从中世纪讲到现代社会，从美国、英国、北欧讲到中国和日本，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养方式，探讨了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的问题。本书的核心内容：不平等，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不平等的状态下，教育孩子成为一场 “育儿战争”。这本书的研究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上都较大，看似和日常养育没什么关系，实际上绘制了一幅 “育儿战争” 的战略地图。一、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越来越多的家长成为 “直升机父母”，盘旋在孩子头顶，在育儿上花费更多的钱和时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越多。二、不平等现象加剧，会让父母更看重教育的投资回报。不同的社会形态，推崇不一样的价值观。对中国家庭来说，勤奋是写到我们基因里的价值观。三、要实现真正的阶层跃升，需要把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这样的潮流，只有技术变革，才能深刻地改变阶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则是相信稳定和长期的回报，医生和律师向来都是好的职业选择。四、珍爱孩子，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现代家庭更看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更平等地对待男孩和女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对养育子女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条件决定了当下的教育投入和能获取的在外资源的优略，越富有，可付出和可获得的越多，反之亦然；二是，投资教育可获得收入与其投资呈正向的相关关系，相较于其他投入，它可相对容易实现收入与阶层的提升。模式不唯一，你需多了解与尝试。不同国家，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文化传统等，均在不同程度影响教育和养育孩子的模式，当然对自由、平等和创造性等的普遍追求短期是不变的。那么，对于个人来说，一方面，多了解与尝试，另一方面还需有长久的耐心。此书不易阅读，你需要有耐心。相比于小说、散文等这本书不怎么容易阅读。

非常值得阅读，深入剖析各国育儿。

了解不同国家的教育体制

本书全书都在使用大量研究结果和数据说明各种因素与育儿决策之间的关系，看得有点累，甚至觉得枯燥。但近期 “直播一哥” 翻车事件导致 “反精英潮” 又在主流媒体活跃起来时，本书的所有理论和证据都成了对于人们思考阶级问题和价值追求差异的很有价值的参考。

这不像经济学，好像进化论

本书帮助我用上帝视角回顾自己当年所处的教育环境，思考现在面临的子女教育问题。当年父母对待我的学习要求严格，对待品格教育更是近乎苛刻，不妨将其称之为 “仕女” 教育风格。今为人母，即便采用的教育方式有所不同，愿爱继续传递。

最好的保护孩子的方式是为将来做好准备，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并用技能、工作习惯和自信心来武装他们 "

一切的育儿方式选择都可以从经济不平等，教育回报率，和教育制度设计这三个因素找到答案。这不是一本育儿指导书，但是可以启发我们对当下育儿选择的思考。

分配不平等 + 高教育回报，一定会带来密集式的教育。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两位作者都是经济学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孩子。一位是马赛厄斯・德普克，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另一位是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对孩子的教育给予过度的关注，把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一大部分都花在孩子的教育上？本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教育投入，给你更理性的视角。书中的经济规律：“不输在起跑线上”，这就是我们的育儿环境。在更平等的社会，父母更倾向于放任。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虎妈虎爸更为常见，不平等现象增长得越快，密集教养的方式就普及得越快。孩子，变得越来越 “昂贵”；教育，投入多少才算够？耶鲁经济学者重新理解育儿这场国家战争背后的逻辑。在不平等的时代抚育子女。从美国到中国，无论富裕抑或贫穷，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快乐成长，有所成就。然而，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千差万别。美国和中国的父母越来越权威、专断，“育儿战争” 日益激烈；而北欧的父母相比之下更为宽容。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从美国、英国、北欧到中国和日本，本书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养方式。

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担心在不久的将来，经济趋势会扩大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之间的育儿差距，因而加强社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限制社会流动。然而，这些结果不是无可避免的。正如我们在本书中从始至终所强调的，尽管社会的经济条件是家长教养行为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但是政府政策也能起到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已经提到过，像美国、德国和瑞典，这些富有国家受到经济发展和技术变化的影响是类似的，但其制度、社会和教育政策上则有所不同，这些国家中的父母的教养方式也因此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高不平等性和低社会流动性看作对政策制定者的一个挑战，他们需要调整制度和政策来应对经济变化带来的挑战。准确地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认为完全解决不平等问题就是终点。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益的，因为这能给企业家和创新者提供激励。而且在一个重视个人自由的社会中，个体结果的部分差异应该被接受。但是当谈到育儿上的不平等时，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自由主义不是最好的状态，一些政府干预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