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达观仅一人】因有灵气，文化史，千年才得一东坡而已。东坡灵气，不止于聪明，更臻于醒志明识，若说，境遇顺遂之时，开宽阔胸襟，展辽远气魄，东坡未必第一，而要说时运乖蹇之时，仍旧能够保持清通朗达的灵气、志气和意气，东坡当推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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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心性修养，得自家庭环境熏陶最多，祖父苏序，就是一位用心关注子女，但绝不刻意要求子女多少岁必须如何如何，与今天焦虑重叠的父母相比，苏序显得对子女太过放松，也许是蜀中独有的闲适自然的环境，也许是苏家几代人长居蜀中，就算不着意读书仕进，也可以从身边熟识的亲友宾朋那里自然习得对于读书学问十分关键的 “专心却不拘泥” 的随任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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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岁，才开始读书，也没掩饰得了苏洵的政论史论之才，结集作品《嘉祐集》，一本被低估的政论史论大作；从这种环境里熏陶出来的、培养出来的精审思考、明锐认知，自然传给了苏轼兄弟：读书，用功；学问，用心；但读书学问，乐在其中，并不以汲汲于名利的目的，而丝毫干扰到学问文字的水准。如今，资源和信息的门槛低到随手可得，我们也很难做得到，以这种淡然、清醒的明智来求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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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宋代繁荣的假面】达观二字，于一般人不易，于读书人家，尤其难得。赵宋一朝，没有今人吹捧得多么政治昌明、人民幸福；达官显宦，为满足一己私欲，拐卖绑架两家子女而为奴为婢，贯穿整个宋代，赵光义做晋王时，肆掠民间良家女子，为了得到心中所想，不惜直接刺死发妻符氏，而符氏父亲是后周曾经的重臣，入宋之后，地位也很高，但照样被赵光义用各种卑鄙手段攻讦。王公大臣尚且被如此对待，更别说卑贱如微尘的一般士民。宋之 “文明”，积聚在盛世繁荣的表面，真正享有特权的人物，才是那时唯一生活得舒服安适，没有任何生存焦虑的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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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其身份，除达官显宦，尚有天潢贵胄的皇家和宗室、军功阶层，或者兼有财阀和军头的双重身份的家族，或者单纯是巨商大贾，平民生活，并不容易，小商人小手工业者，打铁的、做木匠的，都得时刻面对兵痞、混混、恶霸、劣绅等的骚扰欺侮；即便是朝中大员，假如不会或不善于或不愿意，与此等人较真，仍旧不免被骗被讹诈，而为我们熟悉的 “背诵天团” 成员，没有一个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我们理解不了，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直感，只能是范欧梅苏离我们太远。假如我们穿越到那个时代，大概率还是会成为城东头小门里贩卖浆水的小生意人，或者在土地里刨食的种田人，一辈子恐怕都见不到几个大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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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叠加的社会区隔】了解到这些，自然不会一厢情愿地以为，苏轼过的日子，就是我们能过得上的日子，因为他不是那个一般的宋朝平民的生活，那是上层，至少不在中上层之下。在东坡的圈子里，往来无白丁，文化学识和身份地位上，都不会出现一般平民；正式进入士人官僚都必经的科考路径之前，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去见了蜀中的长官张方平，他们之间的见面，肯定不是聊聊天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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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再讲苏轼达观，或豪放，或诗文清通朗隽，或词作如何境界不凡，不能不考虑他的出身、经历，这些，更不是一般庶民所能理解，因为，一般庶民，单单是生存下来，已经费尽全部精力，哪来的闲暇去理解？因为被小事情耗尽心力，闲暇，对一般庶民而言，就是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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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上下不同阶层人群的阻隔，并不比唐五代弱，反而因为 “不抑兼并”，故意让军头放纵享受聚敛财富，出现一批财阀性质的各地方实力派，老钱新钱不合，北派南派互斗，受害最大的，正式普通庶民。就算没有王荆公激进变法，宋还是会毁于上层的败坏，无非是有这么个人过早、过于暴烈地把这些矛盾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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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时代，已经错过了变法更制的好时机，因为早在真宗仁宗朝，宋代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长成，整个社会已经划定 “片区” 了，动一个环节就是动一条链，动一条链就是动了整个网。变法初期，支持王安石的不单纯是政治投机分子相当多的是还没有获得政策认定的固定利益的人群，等他们也穿上了鞋上了岸，可就到了变法后期，早期的支持者也强力反对变法深入，因为，再深入下去，这些刚刚站稳脚的新钱就会利益受损，也只有苏东坡这样的性情中人，才会真的就事论事，为王安石说几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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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灵气不是聪明，以达观喂养，胜过聪明】从大受欧阳修赞赏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开始，苏轼的灵气就流溢不可掩，东坡下笔成文，胸有全竹，不见东坡文字，你想不出，文章还可以这样写。讲到苏轼，独有的，就是『达观』，你说达观，我也说达观，问明究竟，似乎也不能给达观下个定义，难定义，不好描述，偶尔能描述，抓得住的瞬间，也偶尔能说给别人听，却真真切切地学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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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可教，涵养可学，唯独对宏大概念、广阔存在的 “体认”，学不得也教不得，苏门四学士，没有一个得到了东坡的达观。这需要并非人人可有的「悟性」，能明其心见其性的悟性，其中，有苏轼同代人、前代文化大家，以及后辈文坛领袖，所没有的 “对人情世俗的敏锐感知和包容”，周子被调侃，二程被戏谑为古板，都是因为对人情世故不通，或者知晓一二但刻意压制，甚至于道学家们板起的面孔恭谨的身段，后面是，自顾自被压抑的真性情，司马温公是其中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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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讲究人情，注重近人情，对道学家冷冰冰的面孔和冷冰冰的处事执政，不认可，因为不切实际，拿着圣人的境界去要求普通人，不是做事的态度。人情的考虑，世俗的关注，也得自父亲苏洵的教导，看《嘉祐集》，分析历代制度利弊、评述历史事件和人物，不会像道学家那样，先带着一个绝对正确的观念或理论，拿这个理论去衡量人物事件，总是能从习见的一般认识上，指出问题所在，这一点，苏轼也继承了父亲苏洵的方法意识，以及对人情的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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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苏子发言新论，全凭天性】自《刑赏论》开始，苏子文章，大不同于时论时文，近似于欧阳修所提倡的文风，但又很不一样，才气富足，写任何文章，都没有障碍，一般文人甚至成名已久的文坛领袖，也难免翻书查证，注意行文规范、资料引用，东坡很少用，我们无法得知东坡为文作论的关窍在哪里，但读其文章，往往只能描述为 “浑然天成”“一气所就”，如何成，如何就，我们倒是不得要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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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家学，核心是东坡的词和文，主干还有苏洵的政论和史论文章，旁及东坡易传，苏辙老子注，而后世之所以不传，因为东坡可望不可即，可亲近而感知其学养文章，但绝难开拓，所谓苏门四学士，也仅限于文学词章，个人思想境界，参差不齐，远不如刻板却容易实操的道学家及其弟子，没有南宋朱晦翁，他的老师，老师的老师，杨龟山，二程，周子，根本不可能被推崇到如此高的地位。道学家尚经轻权，苏子经权达变，学问与人，词章与性情，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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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还不能看出来，三苏尤其是苏轼有多么与众不同，我们更为熟悉的的是哪种士人知识分子，高谈阔论，没有实干能力，略带迂腐，比如，理学宗师周敦颐、二程。苏东坡，与这般巨擘大儒相比，尤为突出另类。假如前比韩愈、王维，后比南宋学人知识分子，就能发现，苏轼即便一些讨论政治、军事、边防的问题，也是多从人心人性、社会风俗考虑，从不谈抽象的概念，从不借助圣人言论来强行证实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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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王安石，拗相公谈论问题，处理问题，很执着，有些一根筋，只要自己认定的事情，一条路走到底，有一股子创业打天下的耿硬特质。这是王安石。同样的问题，苏轼的观点和思路，也许跟王安石相近，但不会用一种决绝不容商量的姿态去推进。《教战守策》是东坡明睿论政的典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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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此，苏轼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苏轼活动的时代，宋朝承平日久，社会上，上自公卿大臣，下到商贾百姓，滋生非常浓重的安逸享乐的思想，一种 “和平、享受” 的意识，弥漫上下。苏轼的忧虑，也是那个时代，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和平时间太久，以至于人人都不认为，会有战争，不觉得，有必要理会战争相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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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虽平，不敢忘战。苏轼这么讲，恰恰说明几乎每个人都忘战了。旌旗鼙鼓、人喧马嘶，几代人都没听过了；兵戈战阵、斩刈杀伐，更是十分陌生。到了什么程度呢？出现一两个盗贼，一村人不得安生，缩个脖子，害怕得不行，” 掩耳不愿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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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宋的边防政策，苏轼也很不以为然，就想我们今天与大漂亮的关系，我们奉之有限，对方求取不满足，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冲突升级，以至于发生战争。明知道是这么个结果，还不做准备，这才是最深的祸患。一旦遇到突变、瞬间崩塌、慌不择路的庶民，任人宰割，只顾着逃命不迭，在靖康之后，全部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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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东坡气象，不可遽得，可徐徐涵养】苏东坡的气象境界，难得难学不可教，是自然的，临机应变、遇难而通达，更是要反复经历，才能习得一二。积极不是达观，达观不是乐观，敏于自识，明于自省，小事大事，临到面前，迅疾可辨，能 “任事”，已属不易，因为这还是需要摸到一点达观的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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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学会，做不到，那就时时事事都试试，慢慢培植、徐徐涵养，快不得，急不得，除了通读苏子文章，东坡易传不可不看，苏洵文章不可不读，毕竟兄弟二人，是自学天才苏洵手把手教出来的，当时的理学、道学了解一些，但，不能照着刻板的形象去理解，只要看看东坡易传就能明白，程朱一派成为宋明官方学问，就是个偶然，一旦去掉神圣性，淡化学问不食烟火的刻板面目，融入人情，五经四书，并没有那么枯燥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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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发现，苏轼解读的儒家经典，内涵丰厚生动，儒学宗师们也不缺性格，不乏世故，个性显白，治学路数可循，而这些，正是达观在东坡治学上的体现。达观，如果是东坡的里子，那么，对道统的坚持，则是其底子。看其文字，特别敬重范仲淹、韩愈，以至于为没有面见过范仲淹而深深惋惜，与文正公的三个儿子，交情不浅。写文论政治学，创新不少，但道统的底子不变，只可惜，蜀学后传无人，再一次进入视野，要到清朝典籍学问整理期，蜀学七子，以及蜀学七子为代表的蜀学学者，才为我们稍稍打开一些蜀学的样貌，而此时的蜀学，早就没了东坡的达观、通朗，反而多了一些神秘、怪异和刻意的的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