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规则的悖论》。规则有空可钻，规则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公平的假象，规则时常沦为特权者暗度陈仓或堂而皇之大肆掠夺的工具。在经典著作《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中，社会学家史蒂文・卢克斯区分了权力的三重维度。其中，第一维权力就是做出决策的权力，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之上的能力，我们可以从决策制定过程中找到真正的大权在握者；第二维权力是设定议程的权力，这种权力让掌权者有能力使某些选项根本不被提上议程；第三维权力则是最隐秘、最 “高级” 的权力，因为它是塑造他人意愿和想法的权力，是让他人接受甚至喜好有损其自身利益之物的权力，也就是意识形态权力。格雷伯无情地戳破了这种假象。我们谁都知道，规则有空可钻，规则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公平的假象，规则时常沦为特权者暗度陈仓或堂而皇之大肆掠夺的工具。市场并不是作为独立且对立于国家当局的自治的自由领域而出现的。情况恰好相反。历史上的市场通常要么是政府行动（尤其是军事行动）的副产品，要么是由政府政策直接创造出来的。至少自发明货币以来就是如此，它最初是作为供给士兵的手段被创造和颁布的；在亚欧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通人采用的是非正式的信贷安排和诸如金、银、铜这样的实物货币，它们成就的非人格化市场主要还是服务于动员大军、洗劫城市、索取贡品和处置战利品。现代中央银行体系起初同样也是为战争融资而创建的。自由主义铁律表明，任何市场改革、任何旨在削减繁文缛节和促进市场力量的政府举措，最终都会增加规章制度总量、文书工作总量和政府官僚总量。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重组。这是一场文化变革。在此背景下，金融和企业圈子里发展起来的官僚技术（绩效考核、焦点小组、时间分配调查……）得以入侵教育界、科学界、政府等其他社会领域，并最终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上，谁都知道系统有一千种空子可钻。许多人之所以能跻身其列，只因沾了某个亲戚的光，对此，大家心知肚明。共谋成了忠于组织的首要评判标准。职级晋升的基石不在于优绩 (merit)，甚至未必在于你是谁的亲戚；归根结底，它在于愿意维护 “晋升基于优绩” 的假象，即便人人都知道并非如此。好比亚伯拉罕・林肯：劳动先于且独立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成果，若没有先在的劳动，它便不可能存在。劳动高于资本，也更值得重视。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似乎开始了一次大转向，投资不再针对有可能带来别样未来的技术，转而针对强化劳动纪律和社会控制的技术。资本主义的捍卫者通常持三个宽泛的历史主张：第一，它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第二，不论它会为少数人带来多么巨量的财富，它都能增进所有人的整体繁荣；第三，这样做可以创造一个更安全、更民主的世界。事实上，就连资本主义的拥趸也逐渐不再声称它是一种绝佳的制度，转而声称它是唯一可能的制度，或者至少对于一个复杂的、技术上先进的社会（比如我们的社会）而言，它是唯一可能的制度。的确，对于 19 世纪后期的德国邮政，人们无以名状，唯有叹服。在各大城市，每天有多达 5 次乃至 9 次投递，而在首都，多条长达数英里的气动传输管组成了一个庞大网络，运用空气压缩系统瞬时远距离投射信件和小包裹。曾在 1891 年至 1892 年间短居柏林的马克・吐温对此深深着迷，并撰写了他仅有的一篇非讽刺文章 ——《邮政服务》，就为了赞美它神乎其神的高效。为之折服的外国人不止他一个。就在俄国革命爆发前几个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道：19 世纪 70 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样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样式的组织……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 “工人工资” 的报酬，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有凭有据。苏联的组织结构直接效法了德国邮政。16 世纪，马尔西利奥・斐奇诺 (Marsilio Ficino) 通过圣托马斯・阿奎那和但丁的阐释，借鉴了一位真名不详的 4 世纪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成果，列出了如下的天使等级：炽天使 (Seraphim)：揣度上帝的秩序和旨意。智天使 (Cherubim)：揣度上帝的本质和形式。座天使 (Thrones)：同样负责揣度，尽管其中一些会降格去工作。主天使 (Dominions)：类似建筑师，设计方案供其余人执行。力天使 (Virtues)：执行，推动诸天，充当上帝创造奇迹的工具。能天使 (Powers)：守护神治秩序不受干扰，其中一些会降格去从事人间事务。权天使 (Principalities)：照顾公共事务、国家、君主、地方政务官。大天使 (Archangels)：指导敬神事宜，照看圣物。天使 (Angels)：料理更小的事务，作为守护天使照看个人。天使是 “天国的智能”(celestial intelligence)，由从事纯粹的思考到关注尘世事务的实际治理依次排序。就在欧洲的实际治理已支离破碎到无以复加时，它的知识分子们正忙着探讨在一个单一的、宏大的、统一的、想象的宇宙行政体系中的确切权力划分。这个意义上的主权作为产出游戏的生成原则，根本上等同于玩。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它也是最可怕的、宇宙形式的玩。有人称之为 “自上而下” 的玩的概念，最明确发展了这一概念的似乎是印度神学，其中宇宙本身实质上就是众神力之间的玩耍。但正如布莱恩・萨顿 — 史密斯 (Brian Sutton-Smith) 在《玩的模糊性》(The Ambiguity of Play) 一书中指出的，这是整个古代世界的主流观点，人在其间只是命运的玩物；在这样一个宇宙中，典型的人类游戏就是赌博，我们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众神的心血来潮。在这样一个宇宙中，自由是名副其实的零和游戏。神或国王的自由就是人类受奴役的尺度。

五味杂陈，一种无力感非常强烈，丝毫没有办法，官僚制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现代文明恰恰就是官僚制的结晶，相当于是硬币的正反面，很难想象没有官僚制的存在…

任何指挥关系 —— 成人之间一方将另一方持续性地当作自身意志的延伸 —— 都被视作有悖道德，本质上只是奴隶制或者国家的变体。

阅力有限，后半部分太理论了实在看不下去

我第一次读大卫・格雷伯是读他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读完没多久就辞职了，项目经理是日常游走在狗屁和牛屎之间的。大卫在新冠期间去世了，令人惋惜，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笔和叙事方式。这本《规则的悖论》只有三个（非常长）的章节，分别讨论了官僚制结构本身的愚蠢和暴力，官僚制对技术和创新的影响以及官僚制和规则内在的悖论。我在读这本书之前还挺难想象能把它读完的自己的，毕竟这三个主题听起来不是那么有趣。这本《规则的悖论》只有三个（非常长）的章节，分别讨论了官僚制结构本身的愚蠢和暴力，官僚制对技术和创新的影响以及官僚制和规则内在的悖论。我在读这本书之前还挺难想象能把它读完的自己的，毕竟这三个主题听起来不是那么有趣。然而我读得很欢乐，欢乐一小部分来自于作者的幽默，另外一小部分我自己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的愚蠢的无情嘲笑，最大的部分来自于我最近申请加拿大签证陷入的官僚主义球场。没错，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皮球。书里面大卫讲了一个官僚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案例。大卫的母亲中风了，卧床不起。母亲中风后，他需要去帮忙获取银行账户授权，以便支付房租和医疗费用。并非儿子不愿意帮母亲付钱，而是为了保住医保补助的资格，母亲的账户余额必须低于 6000 美元。为了达到这个门槛，母亲至少每个月需要把该花的钱花掉。获取银行账户授权成了足球世界杯。大卫辗转了无数个电话，接通了很多部门，见了业务员，柜员，经理，得到了一个结论：需要您母亲过来手写签字。=====” 呃，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全部签字人在场，我们连这些表格都不收的。”“我母亲中风了，卧病在床。所以我才要申请授权啊。” 她说她去跟经理核实一下。10 分钟后她回来了，经理就站在听得见我们说话的不远处。她宣布银行不能接受目前这样的表格 —— 除此之外，即使表格填好了，我还要让母亲的医生出具一封信，证明我母亲的精神状况允许她签署这样的文件。我提出，先前可没人说过需要这样的信。“什么？” 经理突然插了进来，“是谁给了你表格又没告诉你信的事的？” 鉴于肇事者在众多银行员工中算是比较有同理心的，我躲掉了这个问题，转而指出存折上分明印着 “由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代管”。不出所料，他回复，那个要等她死了才能作数。一语成谶，整个问题很快成了一纸空谈：我母亲真的在几周后去世了。====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以研究愚蠢制度和社会现象出名的大卫，该是什么心情。那些每个国家都看得到的，如机器一般运转的公务员，到底有多少存在价值。或者说，作为人民公仆，这些人获得权力，地位，和金钱的代价是人性的永久缺失？果然命运在暗中为一切标好了价格，只不过这些代价对于有些人来说一文不值，也就谈不上失去了。记录下从这本书学了些可能不太用的上的概念："SNAFU 是 Situation Normal: All Fucked Up（一切正常：全部搞砸）的缩略词，表达的是当前情况非常糟糕，但这就是常态。有说法称该俚语出自" 二战 "时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译者注"" 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首度观察到了如今被我们称作 "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的现象。他提出，正常情况下，人类不仅倾向于想象性地认同自己的同伴，而且会因此自发地体会到彼此的喜悦与悲伤。然而，穷人长期处于悲惨境地，导致原本具备同情心的旁观者不堪重负，只好在不知不觉中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结果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想象顶层的视角并发自内心地在乎他们，而相反的情况几乎从不会出现。"我清楚记得他曾又惊又喜地告诉我，他刚刚被要求修一门叫作" 价值无涉伦理学 "（value free ethics）的课。这从表面上听来很荒谬。但的的确确，官僚角色所秉持的观念 —— 他们是公仆，而仆人的职责就是听从主人的任何吩咐 —— 必定会导致上述概念出现。然而，鉴于他们的主人是所谓的" 公众 "，这就造成了某些问题：怎样才能确切弄清公众究竟想让他们做什么？" 价值无涉伦理学 "课程是这样教导初出茅庐的公务员的：比方说，规划师需要设计一套高速公路系统，就可以应用定量方法来确定一些事项在公众心目中的相对重要性：（a）上班不迟到，（b）不在车祸中丧命或残废［套用经济学行话，就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再参照结果设定限速。"

笔记：我们谁都知道，规则有空可钻，规则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公平的假象，规则时常沦为特权者暗度陈仓或堂而皇之大肆掠夺的工具。 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官僚制的 “愚蠢” 其实根源于结构性暴力。 不断置身于新的情境之中，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你在做决定时摆脱习惯、习俗、法律或偏见的惯性 —— 而这些情境要靠你去创造。” 事实上，谁都知道系统有一千种空子可钻。许多人之所以能跻身其列，只因沾了某个亲戚的光，对此，大家心知肚明。 那些被迫跟官僚行政机构打交道的人总感觉自己遇到的人都强行戴上了一副只能展示眼前 2% 事物的眼镜。 无权者最终不仅承担了大部分维持社会运转的实际体力劳动，同时还承担了大部分的阐释性劳动。 再好的官僚程序，也不过是以蠢制蠢的方式。 在破坏工作保障的同时增加工作时长，当真能造就更富生产力（遑论创新和忠诚）的劳动力吗？大量关于培养 “想象力” 和 “创造力” 的文件，诞生于旨在把任何实际表现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扼杀在摇篮里的环境中。 官僚机构很少是中立的。它们几乎总是受某些特权群体（通常是种族群体）支配，或更偏袒某些群体；而到头来，它们总是会赋予管理者巨大的个人权力，方式就是制定极度复杂和自相矛盾以至于无法被照章遵守的规则。 因为无论如何，暴力才是法律和政治秩序的真正来源。任何对暴力的成功运用都自成一种形式的制宪权。 杀死所有人的计划是先有的。革命是一种粉饰性的马后炮。

人类的很多理想都具有反身性，人存在本身可能就是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