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好书，翻译太差，书比较专业，翻译完全是属于机器翻译，读起来有些涩，啰嗦。说结论：作者非常详细数据分析了，欧洲先一步发展进入工业化，并不是因为商贸主义，制度，等优势才先行一步，300 年前大家情况都差不多，西欧人的优势在于勇于开拓创新的民族性，让其发现新大陆，因为对新大陆的殖民掠夺，棉花贸易（见棉花帝国，白银帝国，1493），让欧洲国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不再依赖土地，完成了地主向资本家的转变。只有完成土地革命才能真正进入工业化，因为这样国家才有资金完成现代的全民教育，为工业化准备好劳动力。也有资金完成土地征用为工业化土地厂房，道路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准备好，更不要说重工业的基础投入。欧洲并不是制度优势，只是先行了一步。

每日一书：《大分流》。加州学派彭慕兰代表作。本书中考察了旧世界欧亚两洲各个主要国家经济发展，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为什么中国和欧洲走向不同道路？如果说《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学代表作，这本书则是欧洲、中国、日本的社会对比集大成之作。内在驱动力在欧洲的成长中具有关键的作用，不过同时也强调，直到将近 1800 年为止，这种内在驱动力和其他地方的状况，尤其是东亚，都还是很接近。虽然的确存在一些举足轻重的差异，但我会提出论证，说明那些差异只有在特定时空环境下，才会产生像 19 世纪那样的大转型。欧洲有特权取得海外资源，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这个时空环境的形成。例如说，西欧很可能有较管用的组织机构，能调动庞大的资本，因此相对愿意等待较长的时间来回收获利；但直到 19 世纪为止，法人形态的组织（corporate form）除了用于武装长程贸易和开拓殖民地之外，并无多大用处，而长期联贷在欧洲则主要用于替战争提供资金。更重要的是，18 世纪时的西欧已在多种节省劳动力技术的运用上领先世界其他地方。我们该承认以下三个事实：第一，在荷兰和乌克兰之间，或甘肃和长江三角洲之间，都只存在少许共通的基本特色；第二，像是长江三角洲之类的地区（约 1750 年时长江三角洲人口约 3100 万至 3700 万，视精确定义而定）肯定大到足以和 18 世纪的欧洲国家相提并论；第三，包括长江三角洲、日本关东平原、英国和荷兰、古吉拉特（Gujarat）等，这几个零星分布于旧世界的核心地区彼此之间共同享有某些重要特质（例如较自由的市场、庞大的手工业和高度商业化的农业），但这些特质却并未出现在它们所在大陆或次大陆的其他地方。杉原薰和我一样，强调不该把 1500 年至 1800 年间东亚人口的高增长视为阻碍 “发展” 的病变。相反的，他主张这是在供养人民、创造技能等方面的一场 “东亚奇迹”，其经济成就完全比得上 “欧洲（的工业化）奇迹”。杉原薰也和我一样，强调 18 世纪日本和中国（在他眼中低于日本）的高生活水平，以及当时两地的先进制度。当时中、日虽然没有对财产与合同给予官方保障（许多欧洲人所认定的形成市场的先决条件），其先进的制度仍制造出许多有益的市场效应。这一主张既符合晚至 1750 年两地仍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发现，也符合我要把 “为何英格兰未成为长江三角洲” 和 “为何长江三角洲未成为英格兰” 这两个疑问同等看待的决心。欧洲之所以没有走上这条路，乃是因为它碰上了重要且剧烈的断点所致。这些断点以化石燃料和有机会取用新世界的资源为基础，并在这两者的共同加持下，使西欧没必要以集约的方式管理土地。山东省在 1800 年时人口约 2300 万（比法国人口稍多），商业化程度不是特别高，但也不特别落后。18 世纪时，该省一般来讲一年输入足以喂饱 70 万至 100 万人的谷物（比波罗的海贸易量还高），同时也输出约略相同数量的谷物。因此，如果把山东这个大小相当于一个国家的省份的进出口谷物量当成欧洲境内的 “国际贸易量”，就会发现该省所从事的谷物贸易，足以比得上欧洲境内所有长程谷物贸易。就连 1800 年前欧洲人往到处有新土地的新世界的迁徙，都比不上中国人的迁徙。1800 年前迁徙到美洲的欧洲人总共大概不到 150 万。此外，从英格兰移过去者，有将近三分之一是契约仆役，而诸多殖民地里的政策，使穷人难以随心所欲利用新世界的机会。移入美洲的欧洲自由民数量，光是和英国境内的剩余劳动者数量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完全无法像正要出清的劳动力市场所会有的作用那样，使大西洋两岸自由白人的生存机会均等。如果乡村中国真是个内卷的经济体，照理乡村家庭几乎不会为了减少女人的工作量而花钱，因为在这样的经济体里，至少女人和小孩之劳动的机会成本，低到让他们只要有机会多干活、有机会即使多赚一丁点儿工资，都几乎绝不会白白放过；但其实有许多乡村家庭都会这么做。例如，从 1350 年至 1850 年，棉衣几乎完全取代了麻衣。黄宗智指出，由于大麻纤维较短，需要 “相当复杂精细的过程” 才能制成适合制布的纱线；棉在这方面就容易得多。中国全境，一如欧洲全境，蜡烛购买量的增加，证明人们愿意花钱来减少操持家务所需的劳动。17 世纪的小说《金瓶梅》对当时形形色色的昂贵食物、家具、衣物、装饰品乃至房事助兴用品，有着极详细的描述，而小说的背景设在华北的中型城市临清（在华北这个相对较乡村的大区，1843 年它是该区第十大城市，在 17 世纪时排名大概更高）。这部小说也对 “品味” 的规则提供了一些最清楚的例子，说明了较老一辈的精英如何在新的消费主义世界，利用这个规则来替自身地位辩解：小说中经商的主人公西门庆，书中不断借由他缺乏品味的消费行为（就像柯律格笔下那些手册所认定的低俗行为）来贬低其地位。中国的性别规范，则可能是一个更加牢不可破的因素。女人在室内工作（尤其是纺纱与织布），被认为比起下田干活来得更加 “得体”。要不是这种心态（和对妻子缠足的偏好）的存在，则内陆家庭本可能会找更大的土地耕种或以更集约的方式耕种（从而有更多剩余谷物可卖），并且生产较少的布。

作者主要的观点認为，欧洲在 19 世纪与旧大陆的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煤炭资源方面享有地利，煤炭替代了木材，有利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增长。同时，由于跨大西洋贸易的展开，新世界（美洲）比任何亚洲周边地区都更能为欧洲提供发展所需的初级产品。大量输入的外部资源使西北欧克服了自身的生态限制，人口急剧增长，制造业进一步专业化。煤炭、新世界和全球形势相结合，共同让欧洲沿着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节省劳动力的道路往前走。与此同时，亚洲的经济发展却陷入停滞。东亚经济核心地区被迫走上了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的道路。

内容详细，深入浅出，木材，燃料，糖，粮食，棉花....… 了解了以前不知道的发展过程，😎又涨姿势啦

何刚老师《财经大课》介绍的第一本书《贸易打造的世界》，作者是美国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先生，这里，我向大家介绍彭慕兰先生的代表作《大分流》。《大分流》实际上就是解决一个比较史学的重大问题，中国到底为何落后于西方？本书第一部分把 1800 年前后的中国江南地区和英格兰放在一起，通过社会经济指标、市场经济自由度、奢侈品消费，还有金融、经济政策这四个方面的对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跟欧洲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其实非常相似，中国并不像之前人们认为的那样落后，而是同样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条件。但是，煤炭的合理使用，西方殖民地的开发，和现代政治制度（代议制），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和金融制度的形成，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值得注意的是，彭慕兰并没有把科技的发展做为西方崛起的主要因素，而是强调细节的领先对发展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本书的独特性在于作者并没有现在居高临下的角度强调西方各方面的优越性，而是用冷静地态度来分析对比东西方的近代差异的根本原因。我们现在用彭慕兰的视角看当代世界，好像东西方又走在新的大分流的起点上，双方在下一个五百年谁能领先对方，细节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本书通过三个部分探讨了一系列影响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关键问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什么中国和欧洲为什么走上了不同道路？本书的引用的资料和数据实在太庞大了，学术意味十足，难以畅快的读下去。另外本书翻译是台湾学者，可能受地域原因影响翻译的非常生硬，降低了本书的阅读体验。

19 世纪的中国不像欧洲有着那些能够抑制生态衰退的改变。中国没有从效率极低的土地使用模式所产生出的闲置资源，例如公地共有制、三田制或专供爱马贵族使用的牧草地。中国也没有像欧洲一样从重型铁犁技术的传播中获得好处（深犁地有助于减缓土壤侵蚀），即便这项技术在中国已盛行数百年。中国同样也未能如欧洲一般引进植树造林的思想与技术。此外，贫困的农民也无法像欧洲一样，以工业城市或美洲作为另一条出路。而且诚如第二章曾提过的，尽管边陲地区的人民希望前往正在发展原始工业的长江三角洲寻觅赚钱机会，但社会习俗减少了其对当地生态所可能提供的纾解作用。中国既没有勃兴的煤业来取代薪材的使用，也没有来自新世界的大量土地密集型物品。从 1800 年至 1850 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大概低于欧洲（1750 年至 1850 年间的增长速度则差不多），且人口增长都集中在华北和长江中上游地区，而这些地区本来都是长江三角洲取得初级产品的重要来源地。因此，如果我们把中国在 1800 年左右时可能已在生态上变得比欧洲脆弱的几个方面（肇因之一是纤维生产仍自给自足）加在一块，并考虑到中国没有制度性的闲置资源、较难以改善土地的管理方式，也没有美洲那样提供人口出路和初级产品的地方，则中国与欧洲在发展上突然分道扬镳也就没那么叫人意外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某些地区的生态在 1800 年左右时和欧洲差不了多少（尤其是中国的核心地区），甚至恶化速度还比欧洲来得慢；然而，当欧洲的生态开始趋于稳定时，中国却开始迅速地大幅恶化。反过来说，我们似乎可以因此想象，要不是欧洲具有多种纾解生态压力的来源（或至少具有大部分纾解来源），无论是来自新技术、迎头赶上的技术，或来自新世界的意外收获，则欧洲本来也有可能会陷入经济转型较少和环境较为苦难的境地。

这那是书啊！这是学术论文啊！但是感觉哆嗦！看不下去！

这本写于 1998 年的著作主要讨论了欧亚大陆核心地区，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而演化出了不同的社会结构。西欧进步的原因，是对新世界的掠夺，推动了技术进步；中国之所以当时没有发展起来，是由于长期劳动力成本太低，没有动力做技术革命，从而 “内卷”。作者通过详实可靠的资料加以论证，严谨治学程度令人钦佩。

社科领域名著。英文原版出版于 2000 年。引用大量资料，量化比较 17-18 世纪中国（尤其是长三角）、日本、欧洲（尤其是英国）、印度的经济政治条件，分析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结论是：对新世界的剥削是英国能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有利条件，18 世纪初期的长三角和英格兰的情况与面临的问题及其相似。书中作者对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的其他多种解释，都给出了反驳理由，比如对产权的保护（实际当时中国更优），欧洲人更勤劳（实际中日欧接近），欧洲人更会经商（实际更依赖武力）。此外英格兰的煤矿更接近工业区，长三角周边则需要从华北运煤过去，这也是英国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此外，风向和风型、疾病抵抗能力上的落差、欧洲国家间的竞争、中国对白银的需求等也是欧洲比中国更有利的条件。翻译太差，像是把 2019 年台湾出的版本直接繁体改简体，读起来比较晦涩，跟读黄仁宇的书的感觉很像。另外作者喜欢用长句子也是本书读起来不顺畅的原因。2019 年出的《大分流之外》探讨同样的问题，英文版是 2011 年出的，我正在读，翻译比本书好多了，内容也与本书有关，对本书话题感兴趣的话建议直接读《大分流之外》。总体评价 4 星，不错。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导论 欧洲经济发展的比较、关联与叙事如果我们同意人口增长和其生态效应使中国 “衰落” 的说法，我们也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欧洲在获得海外资源挹注与英格兰在运用地下蕴藏能源上的突破性进展（部分拜地利之赐）这两项因素的加持之前，正处于 “起飞” 的前夕，不如说欧洲内部也正同样因为人口增长和生态效应而面临非常接近于中国的险境。不过，杉原薰还表示这两个 “奇迹” 间有根本差异，那就是，早在 1500 年时，西欧就已走在资本密集的道路上，而东亚则走在劳动力密集的道路上。我的主张与他正好相反，我认为欧洲本也可能和 “东亚” 一样走上劳动力密集之路。欧洲之所以没有走上这条路，乃是因为它碰上了重要且剧烈的断点所致。这些断点以化石燃料和有机会取用新世界的资源为基础，并在这两者的共同加持下，使西欧没必要以集约的方式管理土地。第一部分 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世界第一章 欧洲领先亚洲？ 从人口、资本积累与技术解释欧洲发展但事实上，只有少许证据显示西欧的资本存量在 1800 年前曾经享有量的优势，或存在使欧洲在资本积累上大占上风的持久情势（无论是人口或其他）。欧洲人也不大可能比亚洲较发达地区的人更健康（亦即在人力资本上占优势）、更有生产力，或者有在其他方面承继了多年所缓慢积累的优势。欧洲在陆上运输的资本设备上享有重大优势吗？与牧地极稀少的东亚相比，欧洲或许享有优势，但中国和日本发达的水上运输肯定抵消了自身陆运上的劣势，使这两个地方在运输上与欧洲同样拥有有价值的资本；亚当・斯密就曾注意到东亚在运输上的整体优势。欧洲以外的几个社会在许多领域里依旧处于领先态势，先前已提过的灌溉或许是最显而易见的领域；而在其他许多农业技术上，欧洲也落后于中国、印度、日本和部分东南亚地区。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类似，都存在着需要纾解本地木头供给吃紧情况的诱因，也存在着先进技术和高度商业化的经济。而当我们拿两者相比，就会发现欧洲的优势之处主要是在整体的技术水平与地理上的偶发事件，而非在整体经济的市场效率上有什么优势（这种优势大概不存在）。西欧在 18 世纪领先世界的重要技术，也就是英国独步世界的技术。采矿技术是其中之一，但像时钟制造、枪炮制造和航海仪器等其他技术，其重要性则非一目了然。相较之下，欧洲前几大煤矿床，好几个都位于前景好上许多的区域：英国。这使它们靠近完善的水路运输、邻近欧洲商业活力最强劲的经济体，同时其他区域里有着许多技术熟练的工匠，而且距离一个在 1600 年或甚至更早就遇上木柴严重短缺问题的社会不远；而木柴的严重短缺，使解决煤的取得和使用问题更加刻不容缓。第二章 欧洲与亚洲的市场经济体就连 1800 年前欧洲人往到处有新土地的新世界的迁徙，都比不上中国人的迁徙。1800 年前迁徙到美洲的欧洲人总共大概不到 150 万。在中国，朝廷一再为集体移民到劳动力稀缺地区之事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以允许垦殖者保有自主地位为条件推动此类移民，而在欧洲，肯定没有类似的情况。中国农民把自家许多农产品拿到市场上贩售时，至少比伦敦、巴黎周边的农民较不可能遇上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结构。欧洲诸国政府非常在意城市的安定，知道城市垄断地位的迅速消失会导致社会动荡，于是常查禁乡村生产活动。在德意志许多地方，17、18 世纪时德意志诸邦致力于强化城市的垄断地位。在欧洲，差别在于女人可以离家工作。因此，初期的工厂能雇到与竞争对手一样便宜的劳动力，实现新机器的获利潜力。于是，尽管中国女人也是在为了市场而生产，但她们足不出户一事就因此影响甚大。这使中国几乎没有工厂，尽管其他每个因素（可取得的资本和技术创新等）使中国和欧洲一样是工业化的理想地点。在规范发明市场的制度上，其他地方虽与欧洲有差距，但这一差距太小，不足以说明欧洲为何在 1830 年前就在经济上取得领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探究了多种强调欧洲在 19 世纪中期之前在生产力上享有内生性优势的论点，并且发现它们全都有待商榷。第二部分 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投资、消费与资本主义导论在第一、第二章中，我们探讨了一连串普遍获得认同的论点，这些论点用 1800 年前西欧的制度来解释该地区何以能早早步入工业成长之境。而透过晚近对其他区域的研究著作，我们发现这些论点全都无法让人信服。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市场时，就会赫然发现，若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有效率经济制度观来衡量，中国符合该观念的程度，似乎至少和 1800 年前的西欧一样高。较可能的情况似乎是，没有哪个区域会 “理所当然地” 走向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断裂、避开共有的资源限制，或是扮演起 “世界工厂” 的角色。新世界最终变得至关紧要一事，与其说是因为新世界（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对资本积累来说至关紧要，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的资源有助于欧洲摆脱生态限制和劳动力密集的发展路径（也就是中国、日本所走的路径），并使欧洲得以走上大量使用能源和土地等转型作用大上许多的路子。第三章 奢侈性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表 1 人口方面的趋势大大扩大了两地分道扬镳的程度。诚如后面会更详细说明的，中国在 18 世纪 50 年代的人口增长，大多出现在较贫穷区域。于是，即使每个地区的消费量维持在 1750 年的水平，全国人均消费量还是会下滑。而中国这一人口增长的分布情况与欧洲大相径庭。至少在 1750 年至 1850 年间，在欧洲大陆相对较繁荣的地方（加上爱尔兰），人口增长普遍居冠。但欧洲所消费的糖、烟草和咖啡几乎全产自其殖民地，且用得自美洲的白银买进所需的茶叶；于是，从某个意义上说，致瘾食物的消费量日增，完全未像在中国那样，压迫到欧洲的谷物供给。欧洲所消费的大部分棉花，若非来自殖民地，就是来自前殖民地。但这一 “消费社会” 的兴起，并非仅见于欧洲。柯律格（Craig Clunas）已证明，明代中国的上流人家，家里也愈来愈多绘画、雕刻、精美家具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此外，他发现，一如在欧洲，替特定环境、人或目的配上相称的奢侈品，变得愈来愈重要。于是，中国、日本和欧洲彼此相似的程度，似乎比其中任何一地与印度或东南亚的相似程度还要高；如果把它们与东欧、中东或非洲社会相比较，大概也是如此。或者，更平实地说，至少中国、日本的例子表明，欧洲境内新出现的精英消费主义并非举世独有。但我们也必须思考程度上是否有很大差异。表 2　如果说欧洲人的品味真的比中国、日本境内的品味变得快，这一差异似乎可部分归因于舶来品（尤其是异国制造品）在本国受到推崇的程度差异。毕竟，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中国瓷器等东西，都变成欧洲很重要的时尚，甚至在相当低层次的时尚亦然；而在东亚，西方的舶来品没有一样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就这个例子来说，欧洲对海外强取豪夺所产生的成果，加快了时尚改变的脚步，从而使欧洲境内以市场为基础的合意性贸易更快出现；因而，从这方面来说，欧洲在海外胁迫的成果可能相当重要。第四章 看得见的手 欧洲与亚洲境内的商行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 “资本主义” 如果西欧境内新兴的资本主义商行真的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照理这些优势会显现在欧洲商行与亚洲商人竞争的地方。然而，欧洲优势却主要出现在地缘和地方政局中有利于用武力创造垄断或近乎垄断（大部分在香料上）的地域。真正至关重要的并非较高明的商业组织，而是政治力和军事力，而这也才是欧洲商人从印度当地本土商人和菲律宾中国商人手里夺走部分贸易（但仍非全部）控制权时的凭借。一般来讲，在武器无法掌控大局的地方，欧洲商人败给中国、古吉拉特（Gujarati）等地亚洲商人（或和他们携手）的情况，至少和他们打败亚洲商人的情况一样常见。此外，被视为欧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商行的荷兰和英格兰的东印度公司，即使受惠于多种特殊待遇，却还是常常付不出股息，不时需要靠外力援救才不至于破产。1790 年至 1830 年堪称英国史上最威权主义的时期之一，而且似乎在 1832 年结束之前威权程度一直有增无减；但也正是在这一威权时期，英国从失去美洲殖民地的创伤中复原、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最强国，并在经济发展上（一时之间）与欧洲其他地方分道扬镳。但切不可遽然将欧洲的海外成就过度归功于 “军事革命”。欧洲人在亚洲的获益，有许多可归因于其所遭遇的敌人不习惯于为争夺土地而打仗（通常是为掠夺俘虏而打仗），因而主动放弃土地给欧洲人（如在东南亚部分地方所见），或敌人内斗使小股武装精良的欧洲人就能大幅改变局势（如在孟加拉所见）。在疾病的对抗能力上，旧世界优于新世界，而中国、印度没有与此相当的生物性优势。但要不是欧洲受益于诸多因素的结合（传染病、欧洲战争、军事财政主义、奢侈性需求和中国的白银需求等），欧洲也不可能那样利用新世界。第三部分 超越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从生态限制到持续性工业成长第五章 共有的限制 生态不堪负荷的西欧与东亚如果我们检视丹麦这个在大体上往这方向发展的欧洲国家，就会看到劳动力密集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丹麦稳定其脆弱的生态，并维持其生活水平；但丹麦的人口与人均消费却停滞不前，无法替重大突破打下基础。这使我们必须把重点摆在中国、日本和西欧。这三个地方正好是 “打破生物性旧制度” 且能在 1800 年前达到新人口密度水平的区域，绝非出于巧合。至少在它们的核心区域，稠密人口和大量的资本积累使精英（相对来讲较能随意运用具生产效益之资产的人）得以不需要依附性劳动力，且仍能以有获利空间的工资来找到工人。同样的，这些地方拥有最少的闲置土地，最少的遭不当配置之劳动力以及其他 “闲置生产能力”。由于森林被辟为可耕地，燃料短缺在欧洲、中国和日本三地最发达之地都构成了重大难题。在欧洲，可想而知木材短缺最严重的地方，就是采行集约耕种的区域（从西西里到丹麦），但欧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木材短缺的问题；到了拿破仑时代，木材短缺已被视为严峻的全欧洲危机。最后，因为过度放牧之后又砍伐森林，土壤也消失了。在 18 世纪匈牙利、普鲁士、瑞典、丹麦、英格兰、荷兰和法国沿海地区等大量砍伐树木的地方，漂沙和巨大沙尘暴（有时把土壤带到超过 50 千米外）相当普遍。表 3　表 4　表 5 只有通过后见之明，我们才能较清楚地知道欧洲的问题之所以比中国更易解决，是因为有技术变革、制度上的迎头赶上和新世界资源这三者的共同加持。18 世纪晚期的东亚，相较于欧洲，无法被判定为 “人口过剩”，因为东亚有较多的人生活水平和欧洲人一样高，而且在许多方面其生态吃紧的程度还低于欧洲。整体而言，欧亚大陆两端都碰上了严重的麻烦。两地所遭遇之麻烦的程度（单单以国内资源为基础），差异很可能相当小。欧洲的主要优势在于拥有闲置资源（闲置资源是对密集使用土地一事设下制度性障碍而留下的），而不是因为有较高明的经济条件而得以实现渐近积累。世界体系理论家一般把 “封建” 东欧与 “资本主义” 西欧之间的这些交换视为转型的关键时刻，全球劳动力分工的时代由此展开。但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乃是这些交换在形态上或规模上都不算异于平常，而且其成长受到极重要的内在限制，限制了西欧通过这些交换扩大其食物、燃料、纤维和建材储量的能力。第六章 废除来自土地的限制 美洲这个新型边陲地区在所有核心地区中，就只有一个地区逃出了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并在技术允许时将手工业转化为现代工业：这个地区就是西欧。而西欧之所以能做到，主要得拜剥削新世界之赐，使其不必多动用庞大的劳动力；换言之，在当时大部分人仍与自给式生产离不开关系，且世界也尚未步入大部分生产活动均需昂贵资本商品的时代，新世界人口的锐减、殖民地法令和蓄奴这三项因素合力打造出了一个新型的边陲地区，能够替他地提供愈来愈多的原材料。同样都是 “市场”，有些市场就是比别的市场还重要。新世界的市场就是这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因为它提供了日益扩张的母国市场所无缘拥有的东西：新世界和奴隶贸易能在无须动用英国土地的前提下，将其生产的制造品以合理（甚至日益下跌）的价格转化为愈来愈多需要大量土地才能产出的食物与纤维（以及后来的木材）。于是，对新世界的剥削和对被押到那里工作之非洲人的剥削，除了在前述幽灵地面积的数据里起了重要作用，似乎很可能还在许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把所有指标都纳入考量之后，我们发现这一剥削对于使西欧与旧世界其他核心地区分道扬镳所起的作用，似乎很可能比欧洲依靠自己境内市场、家庭体系等制度所产生的任何据称可以凌驾其他地区的优势，都还要大。19 世纪初期代表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极重要分流时刻。拜先前讨论过的诸多因素之赐，当时的英格兰不致沦为长江三角洲的翻版，而且这两个地方日后差异变得如此之大，让人很难看出它们在相当晚近时还颇为相似。但即使有这种种改变，英国至少仍得间接倚赖强取豪夺的形式，来支应其在 19 世纪大增的新世界资源进口物品的大部分开销。事实上，即使在 “世界工厂” 的声名最盛之际，英国在美洲所卖出的东西也很少足以抹平其从大西洋彼岸进口的数额。西欧人所享有的优势，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他们在组织探险活动与长期征服上的创新，在打造兼具创业精神与高度强取豪夺性质的制度上的创新，还有受诸多因素影响（从美洲原住民无法抵御天花到新世界白银的大量供应，以及规模同样庞大的中国重新货币化计划）而塑造出的有利于欧洲的全球形势。除了这些制度，还有好几个全球形势也有利于欧洲势力在新世界的扩张，从风向和风型、疾病抵抗能力上的落差，到欧洲国家间的竞争和中国对白银的需求等，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