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教授不厌其烦的论证了中国目前关于向中西部投资，关于土地指标向中西部倾斜的弊端，建议强调人均 GDP 的概念，改变目前户籍制度的阻碍，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如农民工进城特别是进了东部城市的，户口也随走，用地指标随走。通过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农村人均 GDP，以实现效率均衡，土地的规模经营等等。我认为他对保护农民的土地，不让资本进入农村宅基地市场的批评，没有高站位理解高层的用心，只从经济和发展的角度考量，没有站在政治家的高度，从农民有地种，有饭吃就能保证政权稳定的角度考虑，一旦有大萧条，大的经济衰退，有大的灾情疫情，农民只要有土地就可以回乡生活，保证社会稳定。

我上高中的时候听到，欧洲的年轻人可以在周末乘飞机出国旅游，自由在欧盟内流动，当时让我心生向往。直到后来逐渐长大，有一天我突然才想到，中国和欧洲其实不是超级类似的么，他们国家面积小，出国就相当于我们的跨省一样，我们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中国大地上遨游，这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中国的各种制度在时间的放大之下，逐渐和初衷发生一点偏离。以前都是无产者，可以大刀阔斧地干，现在一部分人成了有产者，就开始和无产者有分隔了。很多道理懂的人多，践行的人少，这才是真实的人性。一个国家要想真正伟大，就是需要在不断的改变中，寻找集体最优解，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但也给了我们时间去真正适应和创造这种真正的大国形态。伟大的国家因每一个公民的自强不息而伟大。

中国的城市化有很多地方我看不懂。比如日本东京的人口密度比北京还大，汽车的数量比北京还多，但为什么东京的交通拥堵不像北京这样严重呢？

这是本过时的畅销书，作者是国内知名学者，本书也有听书解读版，内容数据图表洋洋洒洒。给人很专业的感觉，关于 8-10 年前的热门论点，赞成和鼓吹取消户籍制度，人口自由流动，比较推崇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经验，恰恰是这点没有认清中国的国情特殊性，以欧美发展路径，中国的环境是不能承载中国人口的，温铁军团队近年的研究和观点正是与之相反的结论。中国农村土地原住民形态，而城市土地出让是一次性收取，没有房产税。城市政府出售土地后，旧城没有新增财政收入，维护起来入不敷出。南美，印尼和印度的贫民窟化。今年的全球疫情，也突出高密度城市的弊端。中国的老龄化，现在除了特大城市，一般城市已经在争夺人口了。作者鼓吹人口自由迁徙，但没有注意各国各地都是吸引青壮年，外来移民老弱被迫还乡。新一届政府反而是走出和作者呼吁相反的路径，全国的扶贫和乡村振兴，特大城市的房住不炒，人口户籍限制，发展城市带和城市集群。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经过 30 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快速的发展之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与众不同。如果用国际比较的视角，无论怎样看中国都是一个奇异点。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 GDP 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 “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更大，城乡收入差距更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更小。这么多的 “世界之最” 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国经济的多重失衡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格式引文：【陆铭著。大国大城】世纪文景.2016:43. 得到电子书：https://d.dedao.cn/DlTqs2vPbAYrNGLX

这本书深入浅出，论证严肃的同时也不乏可读性。关于城市的人口规模应当扩展到何种地步这个问题，相信大多数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即便嘴上不说，也会默默在心里设置一个上限。但 “设置上限” 这回事恰好反映出国民的确深受计划经济荼毒，还不善于或者说不习惯于用市场经济思维考虑问题。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基于政府的公信力，当人们看到一个政策发布之时，倾向于倒推政府是通过一个科学、合理、严密的机制和过程进行决策的。因此，只要不触及自身利益，人们通常会自然而然地接受政策，但这些政策里有多少依然隐含着计划经济的观念？以建设用地指标倾斜和政策导向下的产业转移为例，这些都是贯彻区域均衡发展理念实施的具体措施，在民众看来都是好事，都应该支持，但许多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在我看来，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并不是最坏的后果，最坏的后果是这些干预经济的行政手段由于符合了民众对于 “好事” 的定义而被普遍认为是正确的，从而使得计划经济持续具备观念基础而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很有感触的一点是，作者基于实证分析之上的人文关怀尤其令人动容。若仅仅是人文关怀，未免流于空洞且说服力不足；而若仅仅是实证分析，则容易陷入冰冷的数据统计和精英主义陷阱，不易与普罗大众产生同理心。唯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用，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作者做得很好。“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在本书中不难感受到作者的苦口婆心和循循善诱，在某些段落甚至可以感受到气馁和愤懑的情感表达。章节之间的确存在一些重复的内容，但对于一部致力于扭转民众固有观念的作品来说，或许作者认为一些重要却被普遍误解或忽视的常识和原理再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吧，此处也只作臆测。

这是一本看得我很纠结的书书的主要观点不复杂，讲的是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经是要进行跟进一步的大型城市建设。从观点来讲，我是同意作者的判断，毕竟大型城市的效率更高，分工更细，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机会更多，空间更大。但是从一个生活在大型城市里的人来说，体感却并不是那么好。城市的效率高，也意味着节奏快、压力大，分工更细，也意味着人更容易孤独和压抑。当视角放在不同的层面，总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所以，虽然观点上和道理上我很赞同作者，但是在作者的写作方式和行文方式中，确实有一些并不是很同意的地方。学者大多有一个状况，就是太过于相信知识和数据，因为他们是它们的受益者。有道理，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当问题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的问题时。在数据和知识中，一个一个微观的人很容易被牺牲。然后呢？有的时候，人真的不能用数字来代替。比如当作者提到对于一些不太发达的城市，“关键的措施就是减少人口，给钱还是次要的”，有的事只从数据上看是对的，但如果回到人自身呢？我们当然从头脑中很容易就想清楚减少人口的好处，可是假如我是那个需要被减少的人口呢？我需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我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生存并且生活，我在数据上仅仅是一个 1，甚至是 0.001，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理论只能是指导，最终还是要靠实践来解决真正的问题。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经常说” 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出发 “、” 最简单的经济学理论 “告诉我们，等等。但是，当经济学发展到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经济学在解释人类社会上，要比预测表现得好的多，就是当我们把许多复杂得因素排除掉的时候，我们总能够用供需、成本、稀缺等等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比经济学描述的世界要复杂的多，需要处理的问题也要多的多，而且当社会的问题化成一个又一个的个体的微观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又会整合起来，在经济领域之外还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只用一种理论、一种观点来解释这个世界是不够的，同样当我们以一个目标为目的的时候，我们或许也容易忽略太多离我们稍微远一点的人、事和关系，而简单地把他们约化为数字和概念，然后就要太多太多的一个个鲜活的人在为数字和概念买单。当然这里面存在我与作者的之上的不等量的偏差，毕竟能写书的是作者，在看书的过程中我也在自省和反思，因为有太多的事实我是不知道和看不到的，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短视。还有，我也承认，我以上说的很多只是情绪的表达。所以这里要提醒自己的是，以后在自己做表达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的是不要下过多的言之凿凿的判断，比如不要斩钉截铁地说别人就是：要么不明白、要么装糊涂，不要简单地以为政府出个政策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现实的人问题，不要把现在大多数人的做法就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对 100 年后的事情不感兴趣。尊重他人、尊重事件、尊重现实，是表达者很重要能力。

每日一书：《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我越是相信，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人们常常担心中国经济会 “拉美化”，比如出现收入差距持续恶化和社会不稳定，直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实际上，是否 “拉美化” 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结果，在我看来，中国真正应该担心的却是另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 “欧洲化”，确切来说，是 “欧元区化”。如果从经济逻辑出发，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古代的中国分分合合，最终还是走向统一，为什么呢？古代的皇帝无非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税。《诗经・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于这一观念，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是越大越好了。第二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分散风险。同样一场地震，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于生活在都城的皇帝来说，修建连通首都和其他地方的道路和运河，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皇城里的粮食供给不会受到个别地方自然灾害的影响。第三方面是安全。中国的 “中原地带” 以平原为主，没有什么特别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因此，中国古代历朝，一旦分成若干小国，就战火不断，而一旦国家统一，则相对长治久安。古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怎么才能够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分权，比如说西汉，皇帝打下江山以后，把全国各地分封给皇亲国戚。另外一种是集权，秦朝建立郡县制，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地方官的任免权力收归中央。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 GDP 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 “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更大，城乡收入差距更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更小。这么多的 “世界之最” 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国经济的多重失衡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中国已经到了呼吁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人放弃本地思维，顾全公共利益的时候了。当然，比呼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来约束政府的行为，让中央政府更多追求全民福利，让地方政府的做法更多考虑全局利益。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自由移民本身就是缩小区域差距，并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重要保障。地方政府有非常严重的 “产业升级” 倾向，总喜欢搞 “高大上” 的项目。我在一个西部省份调研的时候，当地的学者就跟我抱怨，说当地领导要发展汽车工业，全然不顾当地完全没有相应的产业基础。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有严重的资本深化倾向，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当前仍然是城市化刚刚过半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的状态。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秘密就在三个 D 里。第一个 D 叫 Density，即密度，密度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城市就是规模经济最为重要的体现。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第一是分享（sharing）—— 分享固定投入。生产者有固定投入，比如说基础设施，比如说开发区建设，都有大量固定投入。人口越密集，分享基础设施投资的企业和人就越多。第二个效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matching）。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效应是学习效应（learning）—— 劳动力专业化以后就越做越好，这叫自己跟自己学，积累经验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 D 叫 Distance，即距离。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不同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每个地方距离经济的中心城市不同，其发展的潜力就不一样。第三个 D 是 Division，即分割。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收敛未能实现，这是因为分割持续存在。东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在那里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东京人口密度可以达到世界最高之一，是因为它能够把拥挤、污染和犯罪水平都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而拥挤、污染和犯罪就是《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讲到的三个 M——Time、Grime、Crime。只要把这三个 M 的成本降下来，一个城市就可以不断提高它的宜居程度，从而不断地壮大。至于城市的极限，其实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取决于日本人中有多少愿意承受高房价而生活在东京，不迁移到其他城市。美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比较小，它的中部各州在干什么？其实主要就依靠三种资源：第一是玉米，第二是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第三是铜矿。这三个例子分别是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的代表。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依赖的核心投入品分别是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能动。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只能减少人。美国中部的州都人烟稀少，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很富。中国有一条线称为爱辉 — 腾冲线（又称胡焕庸线，图中红色斜线），这条线自 1935 年被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以来，线两边的人口分布几乎没有发生变化。2011 年 3 月 12 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的 “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Regional Disparities: Gaponomics）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对比上海和北京，不难发现上海街道有很多窄马路，因此沿街商业比较丰富，居民生活半径比较小一点儿；但是北京道路宽，因此它的沿街商业相对比较少，服务业分布在一些点状的购物中心，要享受这些服务往往需要长途开车，而这种通勤需求的产生跟城市规划有关。如果人口密度较低，人口流量不够高，那么，有限的需求就不能支撑服务业经营的成本。相比之下，高密度且有很多小马路的城市往往在社区有更完善的商业配套和服务，人们没有太多开车出行的需求，可以减少城市的通勤压力。也许是因为在短短的执政时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肯尼迪总统为他所做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与另一位献出了生命的人 —— 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起，改变了美国。用金的话来说，“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正体现在有权利为正确的事情发出抗议”。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在于它为每一位公民提供了平等的权利，无论你是黑人、亚裔、穷人还是残疾人。在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城市纽约，既有富人的奢华，也有穷人的梦想。在中国，没有美国式的种族冲突，却有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我总是认为，无论如何，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应该不至于像种族矛盾那样难以解决。我相信，中国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实现公正而有效率的发展。

当我打开这本书，准备写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读书笔记时，看到有一条 2 星的低分书评，说这是过时的畅销书观点（2016 年的书）。是吗，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在第一条评论可是有经济学家何帆老师打的五分，说是讲城市化的书最好的之一，也是 19 年打分的。竟然何帆老师是在书出版后两年多打的分，现在又过了两年他会怎么看？关键是我自己怎么看？该听谁的，应该看观点是怎么分析的。剥离开观点与提出人的联系，甚至是颠倒过来，如果是何帆老师说他过时，那我该怎么看？说它过时的观点，提到中国跟欧美国家不同，不能搞人口户籍制度自由流动。而且政策也在引导人口返乡，均衡调配。结合书中讲的，我觉得这个站不住脚，中国没有特殊，其实都一样，之前受表面政策的影响，短期呈现的结果。作者也列出了很多数据的不合理之处。开头作者就提出了鲜明观点，人类发展有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而我们置身其中，为中国的伟大、独特而自豪，是不是会过分夸大了自己的独特性。像罗胖之前见投资人会说我们公司的模式不一样。投资人只是平静地说，不是这种，就是这种，新物种，总是可以在更大的框架被归类的。同时，作者里面有很多大胆的建议和推论，用中国要警惕欧洲化问题，这个角度实在高明！还有国家靠 GDP 总值来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造成地方短视，同时更加压制人口流动。如果按人均 GDP 来考核，对人口流出地也有数据提升。各个区域就有更大动力发展当地独特产业，而不是千城一面。对我的启发是，尊重历史，尊重常识。颠覆历史的时刻是有的，但很少。在把普遍规律摸清之前，还是要学会谦卑。当然碰到不同的观点，是非常难得的，在卡片笔记法一书中，刚看到这个观点。我们要赶紧把反对意见记下来，思考，对比，尽可能多角度地去看待一件事。

“35 岁以后就很难找到工作了，60 岁还不能退休”，这样的表述震撼到我了。陆铭教授这本书包括上篇《大国之难》和下篇《大城之解》，对诸如此类问题进行了系统疏理和解析。按客观规律办事，找到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在百年千年大变局中要有前瞻意识，勇敢作为担当。距离大港口 450 公里范围内发展大城市，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产业配套，以劳动力素质提升来产业升级，各地不搞 GDP 竞赛式盲目消耗资源和土地，一步步打通国内流通屏障，做到整体效益最大化。

看到大家阅读这本书挺多的，昨晚散步到今天终于听书完，感觉和之前看的王志纲老师的书大国大民，还有乡土中国等等题材内容大同小异。

这本书挺好的，打破了我之前的很多认知。

《大国大城》中对政策合理性的批评，并不是唱反调，发牢骚，更不是为了破坏社会稳定。而是一个学者从专业角度，尽职尽责地提出了对我国过去的一些发展政策，就其不合理的一面，提出了中肯的改进意见，其目的是为了国家和城市的整体发展。更大多数的个人可选择的发展空间越大，生活越富足，城市和国家的发展自然水涨船高。从我国过去 30 多年的城市治理经验看，政府做得成功的地方，都是在对市场存在问题的地方及时进行了改善，给市场让出更广阔的空间。不太不成功的地方，常常是因为政府希望用管控手段取代市场的自我调节，违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正如布坎南所说，市场失灵不是转向市场的充分条件，政府也会失灵，而政府的失灵有时候甚至会带给市场巨大的扭曲，从而不仅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还造成更大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众多的人口，庞大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如果一根筋地追求区域平衡却导致人口、土地和资本三大生产要素都不能自由流动，各区域之间不能发挥比较优势，会极大阻碍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这种对市场的扭曲，才是所谓 “大城市病” 的根本原因。即便作者的观点和当前主流发展观不太一样，也能为执政者提供一些全新的思路和参考。

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有旅游和文化价值的村落会被重新开发，获得新生。人流出来，钱流进去。市场经济会引导资源流向最有回报的地方，甚至对文化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生活在城里的人，很容易会对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和留守儿童心生同情，但人们很少意识到，产生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千里之外。施展老师的中国史纲里面也有提到，润总的商业洞察课也有讲到在大城市边上，有个平庸的酒厂。说它平庸，是因为它的酒其实口感一般。但是因为离大城市很近，附近也没有其他酒厂，所以生意一直都不错。这家酒厂的老板，很注重品质把关，也非常注重管理，员工福利特别好，他还很有社会责任感，常年被评为 “优秀企业家”。同时，在中国一个很偏远的小乡村，有一户人家，那酒酿得是真好。十里飘香。但是这个村子只有方圆十里，飘不出去。所以，只有本村人才能喝到这么好的酒。然后，中国开始 “要想富，先修路” 了。因为修路，小乡村里这个偏远的生产节点，连接到全国的交易网络里，并通过无数中间节点，快速触达海量的消费节点。很快，大量消费节点认识了这户酿酒的人家。哇！这酒也太好喝了吧？我要买，我要买。很多中间节点也非常振奋：这么好的酒，这么卖太浪费了，我帮你装瓶，我帮你扩大产能，我帮你卖到全中国的超市里去。因为这些优质的生产节点的接入，整个中国商业网络的交易结构，开始悄悄地、不可逆转的发生变化。这户人家的酒越卖越好。而那个大城市边上的平庸酒厂，生意越来越差。--- 润总

应该取消农村户籍、应该让人口自由流动、大城市人口都不是问题，因为户籍政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人口无法完全的自由流动，大部分出来打工的农民老了之后，都要回到户籍所在地。2、一线城市始终在限制人口增长，反而带来很多问题。想起《落脚城市》里的观点

在陆教授的书中，城乡矛盾，中央和地方，本地和外地，长期和短期，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相互裹挟，曾经高速的增长掩盖了这些矛盾，政策在纠结中一步步试探。最近盛京城投的破产可以说是本书的预言，增长放缓终有一天要开始清算。不得不说，陆铭教授敢说，而且观念市场正在一步步开放。

作为一个城市规划研究者，有幸参与了几次城市研究蓝皮书的调研与撰写，陆铭教授的这本《大国大城》对于我们的影响非常巨大。我们也有幸请到了陆铭教授作为课题组外部顾问，对蓝皮书的制作给予指导和帮助。再次感谢。

《大国大城》出版于 2016 年，本书出版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获奖无数。作者陆铭认为，中国应该发展大城市，而且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特大城市，要允许老百姓自由地向这些城市迁徙。因为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中国政府有一个核心使命，就是把这个国家的十几亿人拢在一起，只有拢在一起才能带来人口红利，我们要享受这个红利，就必须重新安排我们的内部结构。本书核心内容：一、特大城市人口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派生出来的。二、人口自由流动不是导致大城市出现 “城市病” 的原因，“城市病” 的问题出在规划、技术和管理上。三、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是可以好好相处的，如果把人群分成不同身份并差别对待，最终对大家都不好。对 “城市病” 的恐惧是许多人的心病，这本书就是一剂 “心药”。作者陆铭说：“在这本书交稿的时候，我特意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我越是相信，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作者认为，只有遵循市场规律，发展大城市，才能在发展中寻找均衡。第一，人口规模。特大城市人口不能简单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派生出来的。我们的很多公共服务，都是根据十几年前估计的人口规模来建设的，因此应该提高城市规划的准确性。第二，城市病。人口自由流动不是导致大城市出现城市病的原因，城市病的问题出在规划、技术和管理上。人口规模增长，可能会滋生一些城市病，但是人口增多，本身也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在某些方面对于缓和城市病的作用恰好是正向的。比如，增加地铁的建设，提升环境污染的治理手段和技术，这都有助于缓解拥堵和污染。人口规模增长还可以促使产业结构调整，因为特大城市更倾向于发展服务业。第三，户籍制度。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是可以好好相处的，如果把人群分成不同身份并差别对待，最终对大家都不好。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因为户籍制度区分而造成的二元分割，会是一个社会隐患。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问题的确是当前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同时也充满了争论。需要申明的是，这些观点，只是对于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个视角，但不是唯一的视角。我们不以管理部门为喊话对象，只是想提供一个思考维度，以及认知角度的多元化。本书作者陆铭也承认，也许他的有些观点在很多人看来，太过理想。不过他认为，理想的意义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它。理想的意义在于指明一个方向，理想的状态就是一个参照系，一个国家的发展将逐步向这个目标靠近。

这本书几年前读过一次，今年将它列为六月读书会的书目，再重读一次加强印象。这类好书，读的人越多，社会才会越有希望。

之前看这本书是在两年前，当时刚刚把薛老师的课听完。看到这本书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十分的迅速，北上广深这种超大型城市就是城市化中的典型。当时相比于西方的城市化发展，咱们的时间还是太短，速度又太快，大家对于城市化的发展都有一种担忧。书中将中国的大城市与西方的城市化进行对比，分析了中国大城市的特征，提出了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之路。书中有很多专业的数据，同时语言对于非专业的读者也很友好，面向广大群众来说也不失为一本很好的了解中国城市化现状的知识普及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