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教授不厌其烦的论证了中国目前关于向中西部投资，关于土地指标向中西部倾斜的弊端，建议强调人均 GDP 的概念，改变目前户籍制度的阻碍，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如农民工进城特别是进了东部城市的，户口也随走，用地指标随走。通过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农村人均 GDP，以实现效率均衡，土地的规模经营等等。我认为他对保护农民的土地，不让资本进入农村宅基地市场的批评，没有高站位理解高层的用心，只从经济和发展的角度考量，没有站在政治家的高度，从农民有地种，有饭吃就能保证政权稳定的角度考虑，一旦有大萧条，大的经济衰退，有大的灾情疫情，农民只要有土地就可以回乡生活，保证社会稳定。

我上高中的时候听到，欧洲的年轻人可以在周末乘飞机出国旅游，自由在欧盟内流动，当时让我心生向往。直到后来逐渐长大，有一天我突然才想到，中国和欧洲其实不是超级类似的么，他们国家面积小，出国就相当于我们的跨省一样，我们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中国大地上遨游，这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中国的各种制度在时间的放大之下，逐渐和初衷发生一点偏离。以前都是无产者，可以大刀阔斧地干，现在一部分人成了有产者，就开始和无产者有分隔了。很多道理懂的人多，践行的人少，这才是真实的人性。一个国家要想真正伟大，就是需要在不断的改变中，寻找集体最优解，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但也给了我们时间去真正适应和创造这种真正的大国形态。伟大的国家因每一个公民的自强不息而伟大。

中国的城市化有很多地方我看不懂。比如日本东京的人口密度比北京还大，汽车的数量比北京还多，但为什么东京的交通拥堵不像北京这样严重呢？

这是本过时的畅销书，作者是国内知名学者，本书也有听书解读版，内容数据图表洋洋洒洒。给人很专业的感觉，关于 8-10 年前的热门论点，赞成和鼓吹取消户籍制度，人口自由流动，比较推崇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经验，恰恰是这点没有认清中国的国情特殊性，以欧美发展路径，中国的环境是不能承载中国人口的，温铁军团队近年的研究和观点正是与之相反的结论。中国农村土地原住民形态，而城市土地出让是一次性收取，没有房产税。城市政府出售土地后，旧城没有新增财政收入，维护起来入不敷出。南美，印尼和印度的贫民窟化。今年的全球疫情，也突出高密度城市的弊端。中国的老龄化，现在除了特大城市，一般城市已经在争夺人口了。作者鼓吹人口自由迁徙，但没有注意各国各地都是吸引青壮年，外来移民老弱被迫还乡。新一届政府反而是走出和作者呼吁相反的路径，全国的扶贫和乡村振兴，特大城市的房住不炒，人口户籍限制，发展城市带和城市集群。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改革与革命是破除既得利益者的阻挠的两种方式。改革尊重春风化雨遵循人性，革命疾风暴雨伤筋动骨。

经过 30 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快速的发展之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与众不同。如果用国际比较的视角，无论怎样看中国都是一个奇异点。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 GDP 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 “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更大，城乡收入差距更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更小。这么多的 “世界之最” 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国经济的多重失衡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格式引文：【陆铭著。大国大城】世纪文景.2016:43. 得到电子书：https://d.dedao.cn/DlTqs2vPbAYrNGLX

这本书深入浅出，论证严肃的同时也不乏可读性。关于城市的人口规模应当扩展到何种地步这个问题，相信大多数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即便嘴上不说，也会默默在心里设置一个上限。但 “设置上限” 这回事恰好反映出国民的确深受计划经济荼毒，还不善于或者说不习惯于用市场经济思维考虑问题。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基于政府的公信力，当人们看到一个政策发布之时，倾向于倒推政府是通过一个科学、合理、严密的机制和过程进行决策的。因此，只要不触及自身利益，人们通常会自然而然地接受政策，但这些政策里有多少依然隐含着计划经济的观念？以建设用地指标倾斜和政策导向下的产业转移为例，这些都是贯彻区域均衡发展理念实施的具体措施，在民众看来都是好事，都应该支持，但许多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在我看来，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并不是最坏的后果，最坏的后果是这些干预经济的行政手段由于符合了民众对于 “好事” 的定义而被普遍认为是正确的，从而使得计划经济持续具备观念基础而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很有感触的一点是，作者基于实证分析之上的人文关怀尤其令人动容。若仅仅是人文关怀，未免流于空洞且说服力不足；而若仅仅是实证分析，则容易陷入冰冷的数据统计和精英主义陷阱，不易与普罗大众产生同理心。唯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用，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作者做得很好。“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在本书中不难感受到作者的苦口婆心和循循善诱，在某些段落甚至可以感受到气馁和愤懑的情感表达。章节之间的确存在一些重复的内容，但对于一部致力于扭转民众固有观念的作品来说，或许作者认为一些重要却被普遍误解或忽视的常识和原理再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吧，此处也只作臆测。

如果从经济逻辑出发，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在欧元区，各国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希腊不能单独让欧元贬值来刺激经济。这就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层经济学道理。当代中国的分权体制就得分两面看了，它的好处是激励地方政府去发展经济，它的坏处是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 —— 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也不想注册地在 “外地” 的企业到本地来参与竞争，所以地方政府就要分割市场来保护自己本地的经济。在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是三大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直到今天，中国这三大要素市场其实都是分割的。地方政府债务的背后本质上是债务转化成投入之后没有带来相应的产出。要知道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投入了经济建设，这的确和欧洲国家的债务大量用来支付社会保障不同，但中国地方政府以债务支持的投入不能根据它们的去向而简单地被定义为 “具有生产性”：大量超标建设的新城和工业园恐怕永远都不会有回报了。这其中的效率损失不会因为中央对于地方的救助而消失，最终由此造成的福利损失还得由中央来承担，而说到底则是由全体人民来共同承担。不要认为中国在表面上不会（或很少）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大家就安全了。实际上，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自行偿还债务，又不能破产，那么任何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最后都是要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一起还的，不是通过税收就是通过通胀。世界银行作过研究，考察世界上这些国家都是如何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他们的基本结论可以总结成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所有实现了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都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第二句话是，凡是通过经济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去追求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为什么多年来全球最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国家是美国？经济学里面缺资本和不缺资本的标准是谁的投资回报高，而不是谁的资本数量少。资本往美国流，因为美国投资回报最高，所以美国最缺资本。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机制之下最重要的市场失败就是 “外部性”。如果你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好处，但是没有增加你的收入，这叫做 “正外部性”，比如教授免费开讲座，传授知识给社会公众，或者高技能劳动力在一起相互影响、学习，并且受益者都没有为此付费。而反过来，如果你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是你却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称为 “负外部性”。比如一个人去买车的时候只是考虑车本身的价格和使用车的花费，但是不会考虑当使用车的时候可能增加了城市的拥堵 —— 拥堵的增加就给别人带来了负外部性。另外，当存在正、负外部性的时候，市场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有效的城市边界。还有一种荒谬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教训是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导致土地兼并，以及产生大量失地农民。这种看似深谙国情的观点完全不合时宜，中国早已不是农业经济，农业占 GDP 的比重已经降到 10%，创造就业的主体已经是城市经济，而且，在规模更大、人均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失业率更低。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意味着，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创造在空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一些地方和一些城市比别的地方更加具有经济发展的活力，就会成为人口流入的地区。而反过来，另外一些地区相对缺乏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优势，就会成为人口流出地。这恰恰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结果，请不要忘记人口本身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美国的人口在空间上是高度集聚的，大约 80% 的人集中在大约 4% 的国土面积上。根据人口统计，美国总人口为 3 亿多，其中，9 个人口最多的州拥有略多于一半的总人口，25 个人口最少的州拥有的人口占比不到六分之一。实际利率低，企业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发展了大量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果是国民收入中被资本占有的部分比率高，且呈上升趋势，而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却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于是，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就是，收入提高速度跑不赢 GDP 增长速度。中国出现的这种 “地理决定论” 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 —— 特别是劳动力 —— 的跨地区自由流动。迄今为止，由于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市场分割，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仍然受到制约。特别是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体系在地区间的分割，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仍然是不自由的。如果生产要素 —— 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 —— 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实现了，虽然经济和人口的集聚程度会提高，却同时可以缓解地理对于人均 GDP 增长的重要性。这就是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的道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国际经验都揭示了这个规律。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 “人力资本外部性”。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够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于是，别人的收入也能够有所提高。人力资本外部性” 不只是大学生才享有的，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城市中也能够得到知识、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移民也常说，在大城市能够长见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吸引高技能人才的同时，如果采取政策限制低技能者进入，这不仅妨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而且在采取这样政策的城市也会出现低技能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怪现象。齐夫法则（Zipf’s Law），根据这一法则，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此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 N 大城市的 N 倍。在《改革内参》上，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作者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工，来自豫北农村。文章提到政府想以发展小城镇来启动内需，但作者认为 “一个没有二、三产业和大城市带动的城镇，无法吸引人们聚居”。他呼吁：“政府不要再为农民做这种理论上的人生规划了。每个农民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到哪里去发展。” 人们习惯于用一个数字来表示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却看不到人口规模不断突破 “承载力” 恰恰体现了城市的 “生命力”。廉租房的覆盖往往只针对户籍人口，那就不对了。廉租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可用这种 “公共服务” 的提供来缩小城市常住人口的福利差距，如果大量城市内的低收入者是外来人口，而廉租房却仅覆盖户籍人口，那么，这种福利在本质上就不是 “公共服务”，而只是特权，其结果是扩大了常住人口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福利差距。如果允许农民将其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以市场价转让给就业所在地的城市，那么，这个用地指标本身就在城市面积扩张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增值收益，可以成为农民进城的资源。在这件事上，中国要做的是政策突破加制度建设，而不是一味地以禁止建设用地指标异地交易来回避问题。《绿色城市》（Green Metropolis）一文中有这样一个脑筋急转弯。几年前，纽约的副市长在谈到环境问题时，曾引用数据说，纽约的温室气体排放中 79% 来自楼宇，而美国全国的平均值是 32%。他提醒人们 “需要深刻地反思我们在大楼里工作的方式”。欧文反驳道，上面这个数据恰恰说明纽约是个环保的地方，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来自汽车尾气。纽约的大楼之所以在温室气体排放中占比如此之高，是因为相对其他地方来说，纽约人口密度高，开车少，汽车尾气少。“如果要清楚什么因素构成宜居性，那么就要首先了解什么是人性”。换言之，生活方式越是与人性一致，这样的城市才越宜居。追求物质富足仍然是人性的首要因素，然后才是对自然环境、安全、社会和文化条件，以及公共治理的追求。截至 2008 年，36% 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 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另外，2011 年英国的人口普查显示，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 37%，外籍居民占 24%。而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白种英国人比例从 2001 年的 58% 减少到 45%，不到一半。影响拉美国家犯罪率的主要就是三个因素：不平等、出警状况和监禁率。换句话说，犯罪是一个公共管理问题，如果运用合适的政策缩小不平等，加强打击力度，犯罪就可以得到有效治理。外来移民不能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反而会增加犯罪的可能性。大马路、地铁出行比例不高、职住分离、公共服务（特别是优质教育）集中在市中心、旧城改造过程中的人口疏散、中心城区建筑限高，这几个因素北京占齐了，上海也只差中心城区限高了，但上海有容积率管制。这些导致城市拥堵，并增加汽车尾气排放的原因与城市人口规模没有直接的联系，更值得城市的规划者们有所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变化也有利于单位 GDP 的减排。服务业是相对较少耗能的产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比重越高，而服务业又更多集中在大城市。因此，经济活动和人口的集中程度提高，就能通过提高服务业的比重而降低单位 GDP 的排污量。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纷纷提高企业落地的环境标准，一些污染和能耗较高的企业只有转战中西部，从而把污染也带到了中西部。不幸的是，欠发达的地区往往离沿海较远，这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地区在河流的上游，污染物顺流而下，危害的是全流域的环境。对于造成负外部性的行为，可以征税，汽油税、拥堵税、车牌税都可以。但是，政府不能说，同样一件事，张三能做，李四不能做。

这是一本看得我很纠结的书书的主要观点不复杂，讲的是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经是要进行跟进一步的大型城市建设。从观点来讲，我是同意作者的判断，毕竟大型城市的效率更高，分工更细，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机会更多，空间更大。但是从一个生活在大型城市里的人来说，体感却并不是那么好。城市的效率高，也意味着节奏快、压力大，分工更细，也意味着人更容易孤独和压抑。当视角放在不同的层面，总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所以，虽然观点上和道理上我很赞同作者，但是在作者的写作方式和行文方式中，确实有一些并不是很同意的地方。学者大多有一个状况，就是太过于相信知识和数据，因为他们是它们的受益者。有道理，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当问题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的问题时。在数据和知识中，一个一个微观的人很容易被牺牲。然后呢？有的时候，人真的不能用数字来代替。比如当作者提到对于一些不太发达的城市，“关键的措施就是减少人口，给钱还是次要的”，有的事只从数据上看是对的，但如果回到人自身呢？我们当然从头脑中很容易就想清楚减少人口的好处，可是假如我是那个需要被减少的人口呢？我需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我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生存并且生活，我在数据上仅仅是一个 1，甚至是 0.001，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理论只能是指导，最终还是要靠实践来解决真正的问题。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经常说” 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出发 “、” 最简单的经济学理论 “告诉我们，等等。但是，当经济学发展到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经济学在解释人类社会上，要比预测表现得好的多，就是当我们把许多复杂得因素排除掉的时候，我们总能够用供需、成本、稀缺等等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比经济学描述的世界要复杂的多，需要处理的问题也要多的多，而且当社会的问题化成一个又一个的个体的微观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又会整合起来，在经济领域之外还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只用一种理论、一种观点来解释这个世界是不够的，同样当我们以一个目标为目的的时候，我们或许也容易忽略太多离我们稍微远一点的人、事和关系，而简单地把他们约化为数字和概念，然后就要太多太多的一个个鲜活的人在为数字和概念买单。当然这里面存在我与作者的之上的不等量的偏差，毕竟能写书的是作者，在看书的过程中我也在自省和反思，因为有太多的事实我是不知道和看不到的，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短视。还有，我也承认，我以上说的很多只是情绪的表达。所以这里要提醒自己的是，以后在自己做表达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的是不要下过多的言之凿凿的判断，比如不要斩钉截铁地说别人就是：要么不明白、要么装糊涂，不要简单地以为政府出个政策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现实的人问题，不要把现在大多数人的做法就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对 100 年后的事情不感兴趣。尊重他人、尊重事件、尊重现实，是表达者很重要能力。

非常不错的一本研究著作，值得认真的读一读。对于大国和超大城市的健康绿色发展道路有很深入的研究。

每日一书：《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我越是相信，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人们常常担心中国经济会 “拉美化”，比如出现收入差距持续恶化和社会不稳定，直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实际上，是否 “拉美化” 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结果，在我看来，中国真正应该担心的却是另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 “欧洲化”，确切来说，是 “欧元区化”。如果从经济逻辑出发，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古代的中国分分合合，最终还是走向统一，为什么呢？古代的皇帝无非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税。《诗经・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于这一观念，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是越大越好了。第二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分散风险。同样一场地震，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于生活在都城的皇帝来说，修建连通首都和其他地方的道路和运河，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皇城里的粮食供给不会受到个别地方自然灾害的影响。第三方面是安全。中国的 “中原地带” 以平原为主，没有什么特别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因此，中国古代历朝，一旦分成若干小国，就战火不断，而一旦国家统一，则相对长治久安。古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怎么才能够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分权，比如说西汉，皇帝打下江山以后，把全国各地分封给皇亲国戚。另外一种是集权，秦朝建立郡县制，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地方官的任免权力收归中央。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 GDP 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 “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更大，城乡收入差距更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更小。这么多的 “世界之最” 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国经济的多重失衡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中国已经到了呼吁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人放弃本地思维，顾全公共利益的时候了。当然，比呼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来约束政府的行为，让中央政府更多追求全民福利，让地方政府的做法更多考虑全局利益。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自由移民本身就是缩小区域差距，并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重要保障。地方政府有非常严重的 “产业升级” 倾向，总喜欢搞 “高大上” 的项目。我在一个西部省份调研的时候，当地的学者就跟我抱怨，说当地领导要发展汽车工业，全然不顾当地完全没有相应的产业基础。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有严重的资本深化倾向，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当前仍然是城市化刚刚过半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的状态。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秘密就在三个 D 里。第一个 D 叫 Density，即密度，密度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城市就是规模经济最为重要的体现。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第一是分享（sharing）—— 分享固定投入。生产者有固定投入，比如说基础设施，比如说开发区建设，都有大量固定投入。人口越密集，分享基础设施投资的企业和人就越多。第二个效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matching）。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效应是学习效应（learning）—— 劳动力专业化以后就越做越好，这叫自己跟自己学，积累经验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 D 叫 Distance，即距离。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不同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每个地方距离经济的中心城市不同，其发展的潜力就不一样。第三个 D 是 Division，即分割。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收敛未能实现，这是因为分割持续存在。东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在那里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东京人口密度可以达到世界最高之一，是因为它能够把拥挤、污染和犯罪水平都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而拥挤、污染和犯罪就是《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讲到的三个 M——Time、Grime、Crime。只要把这三个 M 的成本降下来，一个城市就可以不断提高它的宜居程度，从而不断地壮大。至于城市的极限，其实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取决于日本人中有多少愿意承受高房价而生活在东京，不迁移到其他城市。美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比较小，它的中部各州在干什么？其实主要就依靠三种资源：第一是玉米，第二是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第三是铜矿。这三个例子分别是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的代表。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依赖的核心投入品分别是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能动。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只能减少人。美国中部的州都人烟稀少，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很富。中国有一条线称为爱辉 — 腾冲线（又称胡焕庸线，图中红色斜线），这条线自 1935 年被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以来，线两边的人口分布几乎没有发生变化。2011 年 3 月 12 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的 “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Regional Disparities: Gaponomics）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对比上海和北京，不难发现上海街道有很多窄马路，因此沿街商业比较丰富，居民生活半径比较小一点儿；但是北京道路宽，因此它的沿街商业相对比较少，服务业分布在一些点状的购物中心，要享受这些服务往往需要长途开车，而这种通勤需求的产生跟城市规划有关。如果人口密度较低，人口流量不够高，那么，有限的需求就不能支撑服务业经营的成本。相比之下，高密度且有很多小马路的城市往往在社区有更完善的商业配套和服务，人们没有太多开车出行的需求，可以减少城市的通勤压力。也许是因为在短短的执政时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肯尼迪总统为他所做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与另一位献出了生命的人 —— 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起，改变了美国。用金的话来说，“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正体现在有权利为正确的事情发出抗议”。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在于它为每一位公民提供了平等的权利，无论你是黑人、亚裔、穷人还是残疾人。在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城市纽约，既有富人的奢华，也有穷人的梦想。在中国，没有美国式的种族冲突，却有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我总是认为，无论如何，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应该不至于像种族矛盾那样难以解决。我相信，中国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实现公正而有效率的发展。

📚 书籍核心《大国大城》由经济学家陆铭教授所著，聚焦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现实问题。🧐 探讨问题书中提及房价、雾霾、交通等大城市病，以及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窘境等乡村隐痛。💡 核心观点作者反对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力倡发展大城市，认为应让市场调节生产要素，政府要做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 深层意义指出在聚集中经济发展走向均衡，以人均 GDP 均衡取代区域 GDP 均衡，能发挥大国竞争力，提升公共利益 。

当我打开这本书，准备写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读书笔记时，看到有一条 2 星的低分书评，说这是过时的畅销书观点（2016 年的书）。是吗，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在第一条评论可是有经济学家何帆老师打的五分，说是讲城市化的书最好的之一，也是 19 年打分的。竟然何帆老师是在书出版后两年多打的分，现在又过了两年他会怎么看？关键是我自己怎么看？该听谁的，应该看观点是怎么分析的。剥离开观点与提出人的联系，甚至是颠倒过来，如果是何帆老师说他过时，那我该怎么看？说它过时的观点，提到中国跟欧美国家不同，不能搞人口户籍制度自由流动。而且政策也在引导人口返乡，均衡调配。结合书中讲的，我觉得这个站不住脚，中国没有特殊，其实都一样，之前受表面政策的影响，短期呈现的结果。作者也列出了很多数据的不合理之处。开头作者就提出了鲜明观点，人类发展有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而我们置身其中，为中国的伟大、独特而自豪，是不是会过分夸大了自己的独特性。像罗胖之前见投资人会说我们公司的模式不一样。投资人只是平静地说，不是这种，就是这种，新物种，总是可以在更大的框架被归类的。同时，作者里面有很多大胆的建议和推论，用中国要警惕欧洲化问题，这个角度实在高明！还有国家靠 GDP 总值来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造成地方短视，同时更加压制人口流动。如果按人均 GDP 来考核，对人口流出地也有数据提升。各个区域就有更大动力发展当地独特产业，而不是千城一面。对我的启发是，尊重历史，尊重常识。颠覆历史的时刻是有的，但很少。在把普遍规律摸清之前，还是要学会谦卑。当然碰到不同的观点，是非常难得的，在卡片笔记法一书中，刚看到这个观点。我们要赶紧把反对意见记下来，思考，对比，尽可能多角度地去看待一件事。

“35 岁以后就很难找到工作了，60 岁还不能退休”，这样的表述震撼到我了。陆铭教授这本书包括上篇《大国之难》和下篇《大城之解》，对诸如此类问题进行了系统疏理和解析。按客观规律办事，找到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在百年千年大变局中要有前瞻意识，勇敢作为担当。距离大港口 450 公里范围内发展大城市，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产业配套，以劳动力素质提升来产业升级，各地不搞 GDP 竞赛式盲目消耗资源和土地，一步步打通国内流通屏障，做到整体效益最大化。

很多同学亲友外出，他们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从未细想过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应该取消农村户籍、应该让人口自由流动、大城市人口都不是问题，因为户籍政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人口无法完全的自由流动，大部分出来打工的农民老了之后，都要回到户籍所在地。2、一线城市始终在限制人口增长，反而带来很多问题。想起《落脚城市》里的观点

看到大家阅读这本书挺多的，昨晚散步到今天终于听书完，感觉和之前看的王志纲老师的书大国大民，还有乡土中国等等题材内容大同小异。

这本书挺好的，打破了我之前的很多认知。

《大国大城》中对政策合理性的批评，并不是唱反调，发牢骚，更不是为了破坏社会稳定。而是一个学者从专业角度，尽职尽责地提出了对我国过去的一些发展政策，就其不合理的一面，提出了中肯的改进意见，其目的是为了国家和城市的整体发展。更大多数的个人可选择的发展空间越大，生活越富足，城市和国家的发展自然水涨船高。从我国过去 30 多年的城市治理经验看，政府做得成功的地方，都是在对市场存在问题的地方及时进行了改善，给市场让出更广阔的空间。不太不成功的地方，常常是因为政府希望用管控手段取代市场的自我调节，违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正如布坎南所说，市场失灵不是转向市场的充分条件，政府也会失灵，而政府的失灵有时候甚至会带给市场巨大的扭曲，从而不仅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还造成更大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众多的人口，庞大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如果一根筋地追求区域平衡却导致人口、土地和资本三大生产要素都不能自由流动，各区域之间不能发挥比较优势，会极大阻碍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这种对市场的扭曲，才是所谓 “大城市病” 的根本原因。即便作者的观点和当前主流发展观不太一样，也能为执政者提供一些全新的思路和参考。

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有旅游和文化价值的村落会被重新开发，获得新生。人流出来，钱流进去。市场经济会引导资源流向最有回报的地方，甚至对文化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生活在城里的人，很容易会对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和留守儿童心生同情，但人们很少意识到，产生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千里之外。施展老师的中国史纲里面也有提到，润总的商业洞察课也有讲到在大城市边上，有个平庸的酒厂。说它平庸，是因为它的酒其实口感一般。但是因为离大城市很近，附近也没有其他酒厂，所以生意一直都不错。这家酒厂的老板，很注重品质把关，也非常注重管理，员工福利特别好，他还很有社会责任感，常年被评为 “优秀企业家”。同时，在中国一个很偏远的小乡村，有一户人家，那酒酿得是真好。十里飘香。但是这个村子只有方圆十里，飘不出去。所以，只有本村人才能喝到这么好的酒。然后，中国开始 “要想富，先修路” 了。因为修路，小乡村里这个偏远的生产节点，连接到全国的交易网络里，并通过无数中间节点，快速触达海量的消费节点。很快，大量消费节点认识了这户酿酒的人家。哇！这酒也太好喝了吧？我要买，我要买。很多中间节点也非常振奋：这么好的酒，这么卖太浪费了，我帮你装瓶，我帮你扩大产能，我帮你卖到全中国的超市里去。因为这些优质的生产节点的接入，整个中国商业网络的交易结构，开始悄悄地、不可逆转的发生变化。这户人家的酒越卖越好。而那个大城市边上的平庸酒厂，生意越来越差。--- 润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