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分及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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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农业社会基层政府

    作者祖父是清朝军机大臣瞿鸿機,1910 年出生家学渊博,本书是 1962 年在哈佛出版的英文版再翻译的,本书主要是详细讲述清朝行政单元的基层单位县政府的运作和组织模式,因为清朝属于 “皇权不下县”,县官是皇帝(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最低一级官员,清代到光绪有 1303 个县,到今天扩展到 2844 个县级单位,中央内部文件传达一般是到县团级,县官虽然戏称芝麻官,但可真不是芝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属于 “青天父母官”。这是本工具书级别的详细专业书,有些枯燥。农业社会县虽然是最小行政单元,但在所有官员层级里,知县却是唯一的行政官,是直接管理民众的 “父母官”,处理具体的事务。本书以西方和现代社会角度认为如此设计是官场腐败风气的根源,但这是现代语境,这已经是农业社会管理庞大帝国的最低成本的统治结构,世界其他帝国是 “包税制” 更是无法无天。县衙门的主要职能是司法和税收。靠自己聘用的非正式人员师爷来做决策,通过税收解决个人收入和县衙的财源问题,随着 “农业税” 的取消,中国也正式进入现代社会,税收的中央管理才是把 “父母官” 变成公务员的根本。本地的书吏、衙役,他们实际影响着地方的政治,决定了风气的好坏。士绅阶层也在参与地方事务,相互间的关系形成利益平衡,现代数据网络化管理让中央政府更加深入进入到基层,两千年的稳态社会管理体系,也让中国社会形成不同于世界其他区域的稳态依附文化体系。本书结合秦晖先生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对 “关中土改无地主” 的分析,提出 “宗法依附性社会” 模式,就是说中国的乡村土地所有者的宗族乡绅和政权形成一种相互依附关系,统治者要抑制土地兼并造成贫富差距巨大,迫使宗室依附,通过大姓宗族和政府之间的平衡对社会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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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地方政府》是一部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的实际构成及其实际运作模式的著作。本书用人文角度去还原一个地方性官场的全局,引导我们去把握近代中国地方政府体制和运作的传统。它研究的不仅是那一个时期的政府组织机构及其运作,而且是研究一种 “政府传统”。是因应真实需求,而分化诞生这诸多部门。而不是庖丁解牛式的,将行政机构、监察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科举及教育制度、人事制度…… 等等拆分在不同章节 ,再逐一论述。一开始看这本书,还觉得有些奇怪。作者是瞿同祖,怎么还有翻译?去网上了解了一下,原来这本《清代地方政府》是瞿同祖先生旅美期间的英文著作。继续看下去,不愧是前后花了五年多的时间,无论是翻译、校稿,还是在地方的术语跟名词,前后都匹配的上。且阅读起来很顺,翻译的用语很流畅,必须要特别感谢范忠信、何鹏、晏锋三位先生。👍👍另外提个小八卦,就是关于作者瞿同祖先生的名字由来。瞿同祖,1910 年 7 月 12 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书香世家,因与其祖父同在庚戌年出生,故命名同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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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食尔禄,民脂民膏。

        《清代地方政府》不算神作,也可以作为经典流传。理解清朝,了解官场都是一个极佳的选择。《曹寅与康熙》里史景迁写到以满人为主的旗人把持着中央和地方高位,担任六部和督抚很常见。除了曹寅这样包衣出身的,汉人更大多数情况下在一县当个七品芝麻官就很不错了。 知县是清代政府在地方最重要的行政机构,作为一人政府,管理着一县之内的所有人和事。作为皇权在基层的体现,虽然要贯彻自皇帝等上级的意志,又必须要解决现实中所要面对的各种具体问题。 山高皇帝远,当个土皇帝想想就挺美的,毕竟在这一亩三分地说了算。可是真要做起来,靠光杆司令一个人肯定是管不过来的,想要保持正常运行,钱和人那个都不能少。首先说钱,靠工资,养活自己还行,但是要养活一家老小,再加上一大帮干活的人,算上迎来送往和各种实际需求,把自己榨干卖了估计都不行。不过除了像于成龙这样的廉洁模范,一般人还是有办法的,甚至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除了贪污受贿这等非法勾当,陋规等灰色收入支撑着县官的日常生活。张宏杰在《陋规》和《顽疾》中说到这样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是古代皇帝的一个很鸡贼的做法,知道养公务员的成本高,却不想给他们发太多的钱,逼着去想其他的办法。《独裁者手册》中也提及,当独裁者无法支付制胜联盟和支持者足够的金钱,容忍他们贪污就是很常见的做法。 作者在书中提及到知县的下属中的书吏、衙役、长随和幕宾,书吏和衙役的收入除了那点微薄的工资,也主要就靠各种陋规。见缝插针,钻各种空子,甚至为非作歹,鱼肉乡里,他们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知县不可能不知道他们雁过拔毛的恶劣行径,但必须得靠着他们办事,有些时候也是无能为力,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流水的县令,斗不过这些地头蛇。不忍欺、不敢欺、不能欺,哪怕县官能如此,也会上当受骗。白瑞德在《爪牙》里就有着更为生动具体的描述,细细读来,不免感慨广大老百姓的艰难,正是他们的终日辛苦劳作养活了这一大帮子人。 长随对于知县,有点像皇帝身边的太监,是可以信赖的自己人。但就像太监经常瞒上欺下一样,这些自己人也会联合其他人一起作奸犯科。幕宾是知县的管家,堪称是左膀右臂,帮助其处理各种事务,一般是公务为主,但个别也会涉足私事。这些人领着高工资,享受着好待遇,发挥起作用来,确实可以帮着分担知县肩上很多担子。 这些是知县可以依靠,或者说不得不依靠的力量,以便于处理像司法、财政等繁杂的事务。不过县太爷的日子想要当好,还得看治下的乡绅。好一点的最起码不添乱,遇上为非作歹的常常没辙,惹不起也躲不起,这就是无奈的现实。 这本小书读下来,有两个感慨,一是小老百姓的日子真是不容易,二是七品官很不好当。在严谨之上颇有一番趣味,这其中得益于作者多年的研究,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就是一种享受。尤其是普通读者,可以在学习知识之时从中享受到历史带来的诸多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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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县虽然是最小行政单元,但在政治序列里,知县却是唯一的行政官,在处理具体的事务。他们面临着很多难题:不熟悉地方情况、没有从政的经验知识,没有朝廷拨款,也没有辅助官员。清代的政治设计和官员的实际处境,是官场腐败风气的根源。 县衙门的主要职能是司法和税收。知县是靠着维持一套 “混沌整体” 的局面来运转行政的。他靠自己聘用的非正式人员师爷(幕友)来做决策。他通过税收解决个人收入和县衙的财源问题。县衙里的人员则彼此隔绝,职能重叠。县衙的底层人员包括本地的书吏、衙役等,他们实际影响着地方的政治,决定了风气的好坏。士绅阶层也在参与地方事务。这些群体都能从这种局面中获得相应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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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经济下的政权组织困境

            清代地方政府的组织,体现着中国古代政府的一大困境。按照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以及体现政权合法性,为民众提供 “维持生存的服务”,同时提供安定的和平生产环境,是政府的必须职责。但是农业经济又使得它汲取财政的成本极高,这将占用大部分的行政力量。同时,还有被忽视或者说无法意识到的 “组织成本”。导致的就是政府名义上有大量的职责,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与官员有大量不具可行性的管理要求,但根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财政资源提供物质支持,行政执行能力提供组织支持,监督机制维持官僚组织良好运行。其结果就只能是,官僚组织因循守旧缺乏变革精神,大量官员只进行必要的行政,阳奉阴违的执行中央政府命令。而行政无效后的中央政府,也只能任由官僚组织和民众达成均衡,另外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 “潜规则” 替代名义上的 “明规则”。中央政府和君权,则只能担任监督者,制止潜规则的建立与实行出现危及帝国整体运行的行为,普通民众不会大规模被官僚所过度压榨,维持政权稳定。可这个监督者同样也是不稳定的,不公正的,不透明的。随时可能屈服于地方政府的潜规则,乃至加入这个潜规则,变本加厉地压榨民众。同时,官僚机构没有实际管理能力,必须将实际管理委派给为人所轻视的 “吏员”,以及地方上的士绅阶层,这一方面使得实际上的官僚组织大大增加,财政负担不可能承担。也使得大量税负由士绅阶层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与此同时,理想化的政治哲学与财政不足,又让正式官僚收入也难以满足实际情况。结果就是各种苛捐杂税,陈规陋习成为实际税负,来补充无法满足官僚组织扩容的财政漏洞。征税的实际税率变成了民众可以承担的水平,与官僚维持正常运行保持较高生活水平的均衡点,而非官方的名义税率。与此同时,财政经费不足,又使得徭役一次次地陷入到 “黄宗羲定律”,无论怎么将 “徭役货币化”,无法提供足够财政经费维持地方政府运行的实际,还是会让已经 “货币化了的徭役” 成为新税收,而不是替代徭役的赎买行为。地方政府运行必需的徭役,依然要有地方政府甚至就是政府官员自身来提供,那就只能是继续执行徭役。这些徭役一部分是暂时的,一部分则摇身成为地方政府组成部分,进一步推高运行成为,师爷,长随,书吏,衙役无不要求政府提供收入,而现实中政府又不能提供收入,结果就还是如前所说,其收入的不足就成为实际税率执行部分。这个困境对清代而言就只能是修修补补继续用,可无论怎么修补,都不可能跳出这个困境。任何一个政府,要想真正意义上的成为有为政府,对地方产生实际影响,就必须是低成本运行的,汲取财政低成本,组织运行低成本,只有这样才会有大量的冗余行政能力去继续管理和服务。当一个政权的运行成本过高,达到了民众要求和能提供的财政均衡点以外时,就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危机。这就解释了贪官污吏横行为什么危及政权,因为不单单是他们本身的行为占有政府运行的财政资源,造成政府执行危机。更重要的是这将破坏政府与民众的均衡,不仅仅减少政府能提供的服务与管理,还额外的急剧增加民众获取同样服务与管理的成本。而民众对提供的服务与管理的数量与质量的有底线的,贪腐行为过度,就会让服务与管理质量数量下降,成本急剧上升,均衡失衡,政权合法性也随之消失,起义造反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这个困境的破解,需要的一是大量的充足的税收,二是严格的明确的政府职能清单,三是开放透明的执法监督标准,所带来的政府组织低成本运行,但古代政府的性质就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做得到,而只能尽量维持这个均衡不被破坏,理论上只有现代政府才有能力破解这个困境,或者说避免这个困境所带来的后果 — 暴力革命,因为现实政府是可以被合法撤销的,合法更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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