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三联生活周刊》女主编，其文笔自然呈现出 “三联” 风格。我最早接触到《读者文摘》是在 1979 年，当时高中有一位女同学，她家里有香港亲属。高考结束后，她全家迁往香港，临行前将家中港台版《读者文摘》悉数留给我，彼时翻阅，精美的印刷与丰富的文章颇具吸引力。中国的《读者》杂志创刊于 1981 年 4 月，最初定名为《读者文摘》，此后成为大学图书馆的热门读物，其中不少文章均转载自美国刊物。1993 年，因与美国《读者文摘》存在版权纠纷，杂志正式更名为《读者》。我于 1990 年出国，在国外再度接触《读者文摘》时，才知晓其属于海外《故事汇》范畴。1995 年创刊的《三联生活周刊》，恰似当年的凤凰卫视，曾有过近 20 年的辉煌。作者 1995 年从人大毕业的作者，于 2001 年入职《三联》，既亲历了刊物的辉煌，也如凤凰卫视的诸位 70 后主持人一般，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在 “三联” 走过的 20 年里，中国全面对外开放，世界格局中苏联解体，美国确立超级霸权，当时国内最受追捧的职位当属外企买办。本书采访的 8 位历史学家，除葛教授外，其余均为美国人（许倬云外，其余是正宗洋人起了中文名），他们来自美国东亚研究所（费正清研究所），是典型的 “中国通”，概括而言，均属于司徒雷登式的人物。世界观主导历史观，尽管他们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也深知中华文明的坚韧特质，认定其不会走向崩溃，但在未来发展路径上，仍认为美国是 “光明的未来”，习惯用欧洲文化观审视中国文化。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当下，传统学术权威正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正如乾隆朝 60 年间的 27 位文状元，如今又有谁能记得他们的姓名与著述？“三联” 早在 10 年前便推出电子版，却如凤凰卫视一般，影响力持续式微，就像我如今已完全没有时间翻阅免费的《读者》，历史学界也必然会迎来重塑。我刚读完费正清的回忆录，看到本书封面，因书中几位作者的著作我此前均已阅读，便随手翻阅，却发现本书并无新意，依旧充斥着 “意林” 风格。作者并未采访过费正清，书中内容不过是 “三联” 式的编辑整合。费正清确实令人敬重，书中提及的几位洋人 “中国通” 亦是如此。他们不但为本国智库提供其他文明权威和系统的资料（如费正清曾给基辛格访华前出主意），也影响了他国的知识界，到今天中国学界还以《剑桥中国史》的观点为权威，反观中国历史学界，鲜有 “印度通” 与 “波斯通”，既没有《复旦印度史》《复旦伊朗史》，也没有《复旦欧洲史》。当然，就印度史研究而言，《剑桥印度史》也是当下的权威之作。葛教授编纂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是从 “看理想” 课程转述。2026 年 #135

人生就是这样，殊途同归是偶然，背道而驰才是常态。以前觉得一场相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现在才懂得聚散离合才是人间常态。人生这趟无法回头的列车注定有人来，也注定有人会离开你，我们都只是彼此人生的过客，都是阶段性的陪伴。旧人不知我近况，新人不知我过往，近况不该旧人知，过往不与新人讲，故事不长也不难讲，到头来不过是相识一场。

不懂过去，就看不懂现在。历史是因，现代是果，割断历史就是断章取义。既要跳出来看世界，又要钻进去看中国。只盯着中国看容易坐井观天，只站在西方看容易隔靴搔痒。历史没有一锤定音。老师不给现成答案，学生也要敢于推翻旧论，每一代人都要用自己的智慧去重审历史。1. 不用回馈我，传递给别人。费正清在 60 岁生日时对学生们立下的规矩。别老想着从我这儿挖答案，自己去翻书查资料，学会自己找路走。教钓鱼。师傅把徒弟扔到河边，不说鱼在哪，让他自己观察水流、试饵料，哪怕一开始钓不到，也比直接给一条鱼强。2. 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会理解现代中国。伊沛霞在西方讲授中国历史时的开场白。不懂过去的中国，就像看戏光看这一幕，根本搞不清台上的人在折腾啥。有人问：为啥中国人特看重户口？要是不懂当年的城乡二元结构、粮票时代，就只能干瞪眼，答不出背后的历史惯性。3. 每一代历史学家，都要重写上一代历史学家写下的历史。柯文对待历史研究的宣言。历史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死规矩，咱们这代人得按现在的眼光，把老故事重新讲一遍。给老房子装修。房子还是那个地基（史实），但每一代人住进去，都会按自己的审美和需求（当代价值观）重新刷墙、改水电（解读方式）。4. 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许倬云的研究方法论。先站在外头瞅瞅中国在世界算老几，再钻进里头瞧瞧中国自个儿咋过日子。旅游攻略法。去巴黎玩，先看世界地图知道它在法国（世界视角），再看巴黎地铁图知道怎么坐车去埃菲尔铁塔（中国视角）。两步缺一不可。总之，用世界眼光和当下思维，去读懂中国几千年的生存逻辑。真正的历史研究，不是背诵标准答案，而是要在时空的纵横坐标系里，不断地用当下的眼光，去重新激活过去的真相。

历史的钟摆，时而向西，时而向东，从不曾在某一端点永久停驻。横看成岭，侧看成峰 —— 面对同一个中国，八位学者的目光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投射而来，交织出一幅多层次的中国史图景。李菁以记者之笔，将这些目光收拢于一书之中。书名便是隐喻：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从来都在不同视角之间来回摆动。书中记录了八位中外顶尖历史学者的学术人生。费正清、傅高义、周锡瑞、伊沛霞、柯文、裴宜理、许倬云、葛兆光 —— 这群学者各自色彩不同，切入中国历史的问题也彼此参差。全书独到之处在于：不是罗列学术观点，而是让学者自己说话。李菁面对面访谈了其中七位（费正清除外），回顾人物的人生轨迹，梳理思想脉络。葛兆光在序言中说：“历史虽然只有一个，中国也只有一个，但历史学者总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 这恰好道出了本书的核心理念 —— 一个历史，共同研究，多种理解。书中排列的八位学者，不是简单并列，而是一场学术对话。费正清以 “冲击 — 反应” 模式创建现代中国史观；柯文偏偏从批判这一模式起步，用 “中国中心观” 把理解中国的方向掉了一个头；傅高义通过邓小平等高层人物把握当代中国；裴宜理则一头扎进民众反抗与底层政治之中；伊佩霞从皇帝、女性、贵族等历史细微处切入传统中国；周锡瑞从义和团、辛亥革命乃至一个 “叶” 姓家族切入近代中国；许倬云从制度史转到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再转向大历史，晚年更提出 “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至于葛兆光，他不仅从中国出发看中国史，也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这样的排列，让读者看清每一种中国观都带着学者本人独特的问题意识、学术训练和生命经验，互相补充，而非互相取代。学术背后是人。书中令人动容之处，在于学者人生与中国的深刻纠缠。裴宜理 1948 年出生于上海，父母的方言互不相通，这种童年经历让她对文化差异有着独特感知。许倬云在战乱中流亡求学，在云南呈贡的破庙中仰望星空，后来以残障之躯在匹兹堡的公寓中纵论全球文明。费正清 1943 年通过私人渠道为西南联大运送药物，这些细节为学术增添了温度。李菁在访谈中善于捕捉这类 “点” 与 “事”，让读者不仅 “读其书”，更能 “知其人”。

历史从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枚沉重的钟摆，在张力与反作用、冲击与回应、激进与保守之间，往复震荡。《历史的钟摆》以八位中外史学大家 —— 费正清、傅高义、柯文、葛兆光、许倬云等 —— 的深度访谈为骨，勾勒出一部跨世纪的中国研究思想史。它不是冰冷的理论汇编，而是一场场鲜活的思想对话：从费正清 “冲击 — 反应” 的宏观框架，到柯文 “中国中心观” 的视角反转；从傅高义聚焦时代人物的变革解读，到伊佩霞深入历史细微处的人文关怀。每一种视角，都是钟摆的一次摆动；每一次交锋，都在校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书中藏着最珍贵的治学态度：客观、求真、不盲从。学者们以一生追问历史真相，在多元视角中拼贴完整图景。而 “钟摆” 的隐喻，更道破文明演进的本质 —— 在循环中寻找平衡，在震荡中保持韧性。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从不由天命注定，而取决于每一代人的思考与选择。读懂往复，方知永恒；看清多元，才懂真实。

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之林中不可忽视的大国存在，既是世界的中国，也是中国的世界。为此，了解中国的过去和当下以及未来，是每个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绕不过去的考验。本书从二战后一手在美国成立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起笔，徐徐道来。每个学者都给了自己对于中国研究的思考和解答，给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带来了内外双重视角，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前世今生，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的演变。读史使人清醒，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在发展过程中，成功时不必狂妄自大，失败时也不必妄自菲薄，这或许是历史给人的意义。

合上《历史的钟摆》，8 小时 11 分钟的阅读时光，像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让我在十位海外中国史学者的研究历程里，读懂了 “理解中国” 这件事的复杂与迷人。 这本书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干巴巴的学术理论，而是学者们各自的坚持与热忱。费正清以 “一代宗师” 的格局，搭建起海外中国研究的桥梁；傅高义用一生的专注，做一位懂中国的 “中国先生”；周锡瑞跳出西方视角，提出 “以中国为方法”；伊沛霞在历史的细微处打捞真相，让古人的生活有了温度；柯文喊出 “从中国发现历史”，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桎梏…… 他们来自不同国度，带着不同的学术背景，却都抱着对中国历史的赤诚，用一生的研究回应着同一个命题：如何真正读懂中国。 读着他们的故事，我忽然明白，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定论，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对话。费正清的 “冲击 - 回应” 模式，曾影响了一代研究，后来者却在他的基础上不断修正；柯文的 “中国中心观”，打破了西方视角的偏见，却也并非终点。就像书名 “历史的钟摆”，观点会在不同的视角间摇摆，却始终朝着更接近真相的方向前进。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学者们不盲从、不偏执的治学态度，是愿意用一生去深耕一个领域的坚持。 对我而言，这本书的启发早已超出了历史本身。它让我懂得，看待任何事物，都该多一份开放与包容。不同的视角，会看见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坚持，能拼凑出更完整的真相。那些学者们在研究中遇到的困惑、争议与坚守，也让我明白，真正的学术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带着敬畏之心，不断靠近历史的本真。 历史的钟摆仍在摆动，而这些学者们留下的，不仅是厚重的研究成果，更是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 —— 带着好奇与尊重，去理解每一种不同，去探寻每一种可能。这大概就是阅读这本书，给我最珍贵的馈赠。

李菁以访谈为笔，勾勒出八位历史学家的思想群像，让冰冷的学术史变得有温度、有脉络。这本书没有堆砌晦涩的史料，而是通过学者们的人生轨迹与思想碰撞，拆解历史研究的多元视角，让读者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解读中，看清中国史与中国现象的复杂肌理。它不止是学术群像，更是一场对 “如何理解当下” 的叩问 —— 历史的钟摆最终落向何处，始终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读完既能触摸到史学研究的严谨，也能学会以更清醒的眼光看待过去与未来。

本书是资深媒体人李菁对费正清、傅高义、柯文、许倬云、葛兆光等八位顶尖历史学者的访谈实录，其实是海外中国研究在不同时间与空间间对于历史认知本身的视角。费正清的 “冲击 - 反应” 模式曾是理解中国近代史的经典范式，而柯文则以 “中国中心观” 对此发起挑战，强调必须跳出西方视角、在中国自身的社会脉络中寻找历史的动力。许倬云将中国置于世界文明比较中审视，伊佩霞则从宋徽宗和宋代女性的个体命运切入历史的细微处，周锡瑞透过一个 “叶” 姓家族的变迁窥探时代浪潮。他们的路径各不相同，却共同拼出了中国历史更完整的拼图，正如葛兆光所言：“一个历史，共同研究，多种理解”。读完此书，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应当在多元视角的碰撞与互补中逼近真实，而非执着于某一种绝对正确的解读。当我们学会在多极之间摆动、在差异之中调和，才能看见那个立体的、有温度的中国。这钟摆不是困惑，而是认知的良知本身。

“他们都非常重视将艰深的学术成果传播给大众，愿意不厌其烦地向社会公众阐释自己的研究和推介学术共识；与此同时，他们似乎都忧心于近年国与国间的歧见与隔阂的日渐加深，愿意以一己之力促进交流和加深理解。”

对国外汉学家的采访很棒

本书收录了作者对费正清、傅高义、周锡瑞、柯文、裴宜理、伊沛霞 6 位海外顶尖汉学家，加上许倬云、葛兆光两位知名历史学家的面对面访谈与记叙。作者既回顾了这些学者的人生轨迹，也梳理了他们各自的核心研究思路与治学观点，书中每一位学者都是该领域的最高水准代表，内容兼顾专业性和大众可读性。

费正清、傅高义、周锡瑞、伊佩霞、柯文、裴宜理，这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再加上许倬云和葛兆光，成为本书的主角。许多歪果仁写中国的书是值得看的，代表着老外怎样认知中国，可是怎样认识这些老外呢？作者的这本书就给出了答案。

海外中国历史学家的一个小传和访谈。有很多内容浮于表面，没有深入挖掘到不让发表的地步。记者出身，就这样吧

鼓励我认认真真做学问，踏踏实实做点深入思考的事情，长时间攻坚一个问题，不断的去完成。

做学问就是在问道，之所以成为大家，皆是因为心怀大愿。

五一假期读完的一本书。不同的学者，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考，构成不同的中国历史。但他们都做到了让自己心安，让历史更清晰。

一个开始

《历史的钟摆》我是这么理解钟摆的，有来有回才可以说为钟摆，而如果只是一味的强调美国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只能说是人物传记或者是人物小传，谈不上什么历史的钟摆。还有一点就是当时的美国汉文化研究者，是非常的吃香的，虽然是中美处在一种微妙的关系之中，但是学术上的氛围还是非常的热烈的。美国对于这个新兴大国有着强烈的想要了解的欲望，毕竟在当时来说，苏联才是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而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每一个国家领导人最正确的选择。所以，在反共文化如此盛行的美国，仍保留着对于文化研究的这份炽热。再加上我国的动乱，对于自己文化的研究也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巨作都属于外国人写的中国史。听起来确实有点讽刺，但这确实是事实。不是中国人写不好中国史，而是因为我们要不就是处在战争之中，要不就处在贫穷和落后之中，所以哪有时间去大规模的研究自己的历史呢？解决眼前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放到现在再去看看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不次于外国人。原因很简单，第一，我们有一手的资料，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虽然很多的历史文献被外国人强行的占有了，但是随着交流，这些东西会慢慢的在我们的土地上得到印证。第二，就是再先进的技术，一旦掌握就会很快的拉近彼此之间的差距，所以我们并不比他们差，只是落后了一些而已。第三，就是我们解决了那时的问题，有时间有精力去研究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这些文化瑰宝，相信我们也有能力把这些文化瑰宝发扬光大。我们要感谢那些在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能力研究我们自己文化和历史的时期，他们做出的贡献。文脉不会断，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一个有关中国研究的历史学者群体。这个群体中的成员色彩不同，风格各异，切入中国历史的角度和研究的问题也彼此参差。这正符合我的理念，也就是 “一个历史，共同研究，多种理解”。在李菁的书中，你可以看到费正清凭借 “挖掘中国的更多史料档案，来创建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现代史观”，他的 “冲击 - 回应”（impact-response）成为一种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典范。而柯文则恰恰从批判费正清这一模式开始，用 “中国中心观” 即 “在中国发现历史”，把理解中国历史的方向掉了一个头。傅高义通过邓小平这个最高层的人物来理解当代中国，“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训练” 曾经是他的一个知识背景。同样研究当代中国，裴宜理则更关注 “民众反抗与底层政治，横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伊沛霞是古代中国史专家，她的《天下一人 —— 宋徽宗传》《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和早期的《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是从女性、皇帝、贵族等不同层面，即书中所说的 “于历史细微处” 来理解传统中国的。同样从社会阶层和社会变迁的角度观察历史，周锡瑞却是从义和团、辛亥革命，甚至一个 “叶” 姓家族的历史来观察近代中国的，他强调研究 “中国” 必须注重 “地方”，也注重 “人”，因为 “每个人的命运轨迹，背后都是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大历史”。许倬云先生的专长在先秦社会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西周史》都是经典著作，最近他在美国看中国，又写了好些观察大历史的著作，他自己说，他是 “从制度史转变到社会经济史、转变到文化史、转变成大历史”。而我呢，当然也喜欢中国大历史，不过和许先生不一样，我不仅是从思想、宗教和文化史进入大历史的，而且是从中国出发看中国史，也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