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最近写了几本书，主线都是对封建大一统的批判，本书主要观点：宋朝的繁荣是因为广大的人口红利，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是帝国从传统的人头税，改为土地税，鼓励了人口增长，这也太扯了，人口增减和国家财税政策关系不大，关键是社会生产力形态和意识的转变，特别是战乱和瘟疫，否则如何解释欧洲几千年人口增长都不能和东亚相比，近代中国的人口增长也不是税收的问题，是和平稳定让人口很快翻番，而现今的生育率下降，严厉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只是导火索，避孕措施和社会意识的转变才是关键，否则如何解释日韩无论如何鼓励生育都抑制不住人口的下降。宋朝的人口红利，源于占城稻的引进，粮食的大幅度增产才是主因，中国农耕社会生产效率一直高于欧洲，才使得只要没有战乱，人口都能很快恢复和增长。作者推崇 “无为” 而治，宋朝放任土地流转，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其实是宋朝疆域面积小，管理能力弱，可占据江浙富饶区域，当地的商业（瓷器 + 丝绸）等带来繁荣，聪慧勤劳的中国人，只要有和平稳定的环境，20-30 年就能繁华，而每次的改朝换代并不是因为苛捐杂税的 “苛政”，而是弱中央，不能有效的解决区域之间和阶级之间的不平衡和差距，边远条件差的地区遇到自然灾害，产生流民暴动，对比欧洲，中华帝国的税收一直偏低，帝国末期皇权无法有效的调动全国的资源抵御外敌，地方乡绅认为换皇帝也和自己无关，只有面临亡国灭种才被迫同仇敌忾，“弱宋” 300 年的苟且，亡国于外敌。作者选择性使用数据，攻击宋朝是 “国富民穷” 的表面繁荣，中国在公元 1000 年前后的 GDP 规模是 265.5 亿国际元，只占到世界 GDP 总量的 22.7%；落后于印度的 28.9%，我已无力吐槽。

作者观点：两宋是一个繁华的时代，也是一个凋敝的时代。繁华是统治阶层的繁华，凋敝是被统治者的凋敝。或者说，这繁华是一种典型的士大夫式的繁荣；这凋敝是一种典型的编户齐民式的凋敝。正如文彦博当日对宋神宗所言的那般，赵宋政权乃是 “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

这本书很好。用事实和数据戳破了近些年来被人为的、无耻的吹捧与拔高的两宋 “繁荣” 假象。积贫积弱就是积贫积弱，政治无能就是政治无能，君主昏庸就是君主昏庸，官僚腐败就是官僚腐败，民不聊生就是民不聊生，这些客观事实不是靠着一两件汝窑瓷器、一两幅山水画作就能遮掩、粉饰、蒙混、诡辩的了的。有些人，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或者是为了搞钱，或者是为了其它见不得人的什么勾当）近些年来毫无根据的、极其无耻的人为拔高两宋的所谓 “辉煌成就”，被这本书一下子打的显出了原形，真是可喜可贺，大快人心。

这本书让我觉得无比震撼和沉重！上一次有相似的感觉，还是在读翦商的时候，当时随着作者李硕的讲述，我看见的是三千多年前的尸坑累累，那里面埋的都是被统治者残忍杀害的人牲。这次，我又随着谌旭彬老师的讲述，看见了从秦到宋一千多年间的 “尸横遍野”。那些被秦制时代的赋税和劳役折磨的生不如死的百姓们，不是杀害孩子，就是逼死父母长辈，在作者讲述中，这些比比皆是的人伦惨剧很难怪罪那时的人们本身，这一切，都来源于秦制时代统治者对百姓的无情汲取。可以说，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怎么负有盛名的皇帝都从未放松过对百姓的汲取。就像本书重点讲述的宋代，用作者的总结来说：宋代杂税之多难以穷尽，其征税面之广前无古人，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几乎皆在征税之列。盖房子要征税，娶妻嫁女要征税，出门随身带着铜钱、铁钱也要征税，甚至连农具也有税。等等，难以穷尽。这跟我从文明之旅听到的仿佛是两个宋朝，或者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两个历史的记忆。文明之旅主要从宏大叙事的角度讲述上层，而这本书以同情之心从普通百姓的角度讲述日常生活。我记得罗老师之前讲宋真宗封禅泰山，讲古人为什么爱花钱，当时只觉得宋真宗那会真有钱，因为有钱，才要花出去，不然钱堆在那里是没有价值的，古代又没太多花钱投资的渠道，于是皇帝们就会想到宗教。可是，现在，我感觉到这些事这些钱背后的重量，是无数百姓的悲惨生活。我记得罗老师讲宋真宗时科举成了全民游戏，当时只以为是科举给了社会所有人希望，也容纳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可是，现在，我知道，宋人之所以热衷科举，是为了躲避当时的差役和行役，这两项摊派几乎让每户倾家荡产，而参加科举考中，就能免除劳役。说来说去，人们不过是想活着，想活的稍微好一点。所谓宋朝的繁华，终究不过是上层的繁华，是建立在汲取民间基础上的部分繁华。一旦政权衰落，这样的繁华也会随之轰然倒塌。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只一次在想，如果可以穿越，我决不会选择任何一个过去的时代。说不定我刚出生，就被家人淹死或丢弃，就算勉强长大，也会活的无比艰难。所以，包括宋朝在内的所有古代朝代，都不值得向往。

先说优点，作者很好地剖析了宋代政治的治理逻辑 —— 如何制度性搜刮富户去维系统治体系，为何商业发达的宋代，百姓观念里依然轻视商业和商人，却有强烈的慕权心理，因为普通百姓看到的是富户很容易在政府的某一轮行政摊派中变穷，而唯独做官成为官户才能更安稳地保全自己和家族。在赵宋官家眼中，富户就是养肥了才能杀的猪，而商业繁荣是把猪养肥的手段。换言之，宋代商业是建立在民间财富缺乏制度性保障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宋代皇权的 “进步” 只是懂得了延迟满足、不可竭泽而渔的道理。总之，作者试图从人口、经济、税收、差役、户籍制度、士大夫共治等多个维度，打破当代人过度美化的宋代滤镜，有力地批判了皇权家天下的政治逻辑，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下面说一下我眼中的缺点，虽然作者对北宋表面繁华的反思值得称赞，但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却过度主导了行文，导致对历史的反思变味成了对当下和未来的批判。比如我觉得没必要举例同时期某些欧洲城市 / 国家的情况，以反衬宋代的优秀不值一提，对外国史料的选取主观性太强，且来源单一，在史料不充分的情况下去做东西方对比的意义不大，扰乱本书的主题。另外，我觉得作者太有古代台谏官的风格。古代御史言官们言必称上古圣王或孔孟之道，精神上秉承道德洁癖主义，政治实务上一味尊古不变 —— 只要变法就是原罪，与其做事犯错，不如无为而治看运气（变坏了没责任、变好了就是高明）。如今言官改名公知，道德洁癖依旧，但不再尊古而是尊洋了 —— 只要不改制度，不仅是徒劳更是越做越错。虽然书中提及了所谓的 “司马光困境”，但作者本人可谓司马光的精神传人，脑子里先验地就有个绝对正确的模版，一切现实问题都是由于对他们的 “先验绝对真理” 的偏离，说的头头是道，但最好不要出来做事，反正不做不错，可以一直批评下去，道德制高点谁也抢不过他们，一旦出来做事，远可以参考司马光的元祐更化，近可以参考苏联的下场。

作者从宋朝人口规模增长开始说起。进一步从宋朝人口规模，讨论宋朝税收、财政策略，再考察宋朝商业和百姓日常生活…… 不到最后不能深刻理解本书书名 “大宋繁华” 的用意。这本书我认为是最近读到最畅快的一本。第一，每章前的导读是真导读，简要说明作者写作意图，和想要解答的核心问题；第二，作者叙述冷静又有温情，不会过度渲染悲情，但又能恰到好处感受到作者的写作用意；第三，书前的导言和书后的编外论文，也都很好看。从《秦制两千年》到《大宋繁华》，作者对制度的思考一以贯之，而考察力度又更深一步。历史从来都是现代史，诚哉斯言！

新的认知：两宋是一个繁华的时代，也是一个凋敝的时代。繁华是统治阶层的繁华，凋敝是被统治者的凋敝。或者说，这繁华是一种典型的士大夫式的繁荣；这凋敝是一种典型的编户齐民式的凋敝。

底层农民被逼带着粮食、耕牛和田宅进入市场，乡镇中的草市与墟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各类物资在草市与墟市廉价流入商人之手，又会进一步流入城市之中，以满足城市居民尤其是统治阶层群体的需求，当然也会促进城市的商业繁荣。只是这场商业繁荣的起点，也就是那些被迫进入市场的底层农民，并没有从繁荣中获得红利。相反，他们正是这场所谓繁荣最直接的代价。

繁华背后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是东京梦华录，能够看到的永远是士大夫展示给我们的北宋都市景象，殊不知这只是少数精英人群的生活。财富永远都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底层逻辑是劳动生产，在那个农业时代，科技与工业化的赋能远不如今，所有的繁华背后一定有一套帝制官僚体系的汲取逻辑。

這本書給讀者一個 * 人民並非稻草人，執政者也並非聖人 * 的例證。想用一系列政策徵收最多的稅、利益人民，即便出發點是良善的，最後還是只會造成執政者用各種名義貪腐 ，而人民則利用各種漏洞逃避責任，使得原本需要資源的人們沒有資源，而不需要資源的人被強塞一堆資源，上位者則賺得飽飽，最上位者被瞞在鼓裡。

北宋时期的人口最高峰达到了 1.4 亿。    把宋 “石” 折算成今天的市斤，得到的结论是宋代 “每市亩产稻 381 市斤”。与汉代相比，增长了 54.4%；与唐代相比，增长了 12.5%。      宋代一名成年男丁大约耕地 30 亩 。根据张宏杰老师数据统计，在宋朝的时候人均耕地在 10 亩以上。那么按照这个计算，当时一个人一年的粮食收入应该是 3800 今左右。这足以能养活一个人的生活。别说是当时就是今天的我们也无法达到这样的人均产量。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当时的人们还是过得非常的艰难。这里和外在插一句话，当时在开封酒的税收能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也间接证明了当时的粮食产量是非常富足的。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因税收过重，宣州百姓吕堂上书说，据他所见，苏南、皖南、赣北一带有 “薅子” 的风气，“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为甚，江宁次之，饶、信又次之” 。家中男孩多则杀男孩，女孩多则杀女孩。另一位北宋人王得臣也记载称，福建一带有 “洗儿” 的风气：“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 因为财力不足以养活太多子女，福建人生到第四个孩子就不要了，会将之杀掉；若生的是女儿，不会超过三个。生孩子的时候，旁边放上一盆水，生下来便直接溺死。      南宋百姓宁杀子不输税，为了逃税，孀母改嫁，老父自杀。     确实有些宋人也这样认为。但这只是拍脑袋想当然式的结论。差役制度确实降低了北宋社会的贫富分化（当然，官户是不包括在内的），但这种降低，不是以均富为前提，而是建立在共同贫困的基础之上。这种共同贫困，具体表现为两点：一、百姓想尽办法分家，宁愿成为抗风险能力很弱的小门小户。二、百姓不愿努力奋斗，不愿努力求富，宁愿做穷人。      百姓们想尽办法分家的缘由其实很简单。      朝廷按户等摊派差役，资产到了官府划定的富户线，便要去给衙门当差，去承担税粮运输、盗贼抓捕之类的工作。当这种差役既没有工资，成本还需自理，有了损失须负责赔偿。官户不用承担差役，有背景的豪族也不用，结果就是被选中服役者，往往是民间的普通富户。这些普通富户无权无势，对上只能承受衙门官吏的各种压榨，对下又未必有能量完成摊派的任务。比如，替官府征税这项任务就很难完成 —— 这些轮流承担差役的富户常年生活在乡村之中，他们没办法像 “空降” 的酷吏那样对无力缴足税赋的乡民施以严厉的手段，也没有能力从有背景的豪族口中榨出隐匿的税赋。完不成的份额，最终只能由这些普通富户自己承担，拿自己的家产来补足窟窿。所以宋代百姓普遍将差役视为倾家荡产的祸事。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李南公知长沙县，…… 有一村多豪户，税不可督，所差户长辄逃去。南公曰：“然则此村无用户长，知县自督之。” 书其村名，帖之于柱。豪右皆惧，是岁初限未满，此村税最先集。又诸村多诡名，税存户亡，每岁户长代纳，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谓之曰：“此田不过汝曹所典买耳，与汝期一月，为我推究，不则汝曹均输之。” 及期，尽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税。 户长是常见的差役名目，主要负责替官府督收赋税。长沙县下属村庄里被指派为户长的富户们，之所以动辄弃家逃亡，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从 “豪户” 们那里将税赋征上来。征不上来，户长就只好拿自己的家产 “代纳”。问题是，富户们 “代纳” 至家破人亡也未必能够补足，所以他们一听到消息说轮到自己做户长，就要逃走。逃走的人太多，长沙知县李南公只好变更办法，自己去这些村子坐镇。不同于无权无势的户长，知县是有权力的官员，对付村级 “豪户” 绰绰有余，于是很顺利地将税赋收了上来。既然被摊派差役的后果如此可怕，百姓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差役是按家庭财富等级来摊派的，且单丁之家可以免役，分家便是最好的规避之法。毕竟，像长沙县的富户那样拖家带口逃亡，成本实在太高，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选择那样做。分家的代价则要小得多，也容易操作。一个大家庭的资产分给多个小家庭后，各小家庭的资产很容易掉到朝廷划定的富户线之下。小家庭如果只剩下一个成年男丁，也可以安心摆脱差役。在这种生存逻辑的支配下，两宋的 “别籍异财”（获得独立户籍分割家产）之风刮得非常猛烈。不管朝廷做出多么鲜亮的诱导措施，或者发出怎样严厉的禁令，都无法阻止百姓分家分资产。按宋太祖时代制定的法律，祖父母、父母健在而子孙分了家产单过者，要被处以三年徒刑。如果是祖父母、父母让子孙分家单过，或者将子孙过继给别人做后代，祖父母和父母要处以两年徒刑，子孙不连坐。子孙要想分家，必须等祖父母和父母都死了，且下葬完毕守丧二十七个月之后。如果在守丧期间迫不及待分家，也要被处以一年的徒刑。 朝廷制定这样的法律，自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如宋太祖在诏书中所说的那般：“犬马尚能有养，而父子岂可异居？” 子孙与祖父母、父母分家单过，会对宋帝国的养老问题产生负面影响，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禁令之外，两宋政府也像辽、金、元那般，经常发起针对四世同居、五世同居乃至十五世同居者的表彰活动 。但百姓为了逃避税负。逼着自己的老祖母改嫁，把自己的祖父逼的上吊自杀。      在宋仁宗天圣年间，主户家庭的平均男性人口超过了 3 人，在景祐年间还有一点上升的趋势，但在这之后，自庆历年间开始，主户家庭的平均男性人口便一路下跌，到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已跌至每户男性人口仅 1.5 人的程度。这是因为，在天圣、景祐年间，“衙前差役” 这一后来令宋代百姓闻之色变的摊派还未普及，朝廷还在使用传统的 “衙前军将”（以由朝廷供养的军人承担该差事，或者给承担该差事的百姓赏赐官衔）。要到宋仁宗宝元、庆历年间，让民间富户闻风丧胆的 “里正衙前” 才会普及。要到皇祐、至和年间，“里正衙前” 才渐渐被另一种同样让民间富户闻风丧胆的 “乡户衙前” 取代。所以在庆历、皇祐、嘉祐年间，主户家庭为减轻暴政带来的伤害，普遍开始想方设法 “别籍异财”，通过分家从大家庭变为小家庭。而到了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再次加重了主户家庭的负担，为了躲避负担，许多百姓被迫析户分家，变成规模更小的家庭。自天圣至嘉祐年间，其 “户均男性人口” 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大的变化，甚至还呈现出了些微的上升趋势。这自然是因为客户家庭不会被摊派衙前等会导致破户亡家的差役。熙宁、元丰年间，客户的 “户均男性人口” 突然下降，则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大大增加了客户的负担（如保甲法规定，无论主户、客户，只要家中有两丁以上者，便须出一人充当保丁，这些保丁须承担巡夜、抓捕盗贼等工作，还要拿出部分耕作时间接受军事训练），许多客户为规避变法带来的新负担，只能与主户们一样也开始分家，变成更小的家庭。     统计数据能够清晰展示差役制度对整个社会的异化，却不足以呈现这种异化的残酷性。好在，部分北宋官员通过奏章、书信等保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比如，宋仁宗时代，并州知州韩琦向皇帝上奏说：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 州县生民太苦了，其中最苦的是差役中的 “里正衙前”。为了规避这种苦，百姓已被逼到了让寡居的老母亲改嫁，与亲族分居，不惜将田地送人，甚至不惜自杀以求让家庭成为单丁状态的地步。如此种种，都是为了让大家庭变成小家庭，让小家庭的资产变少，以求低于官府划定的富户线。宋神宗时，又有大臣韩绛上奏：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日，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 在开封城附近州县，发生了父亲上吊自杀，让儿子成为家中唯一男丁，以求避免衙前差役的事情；在江南地区，也发生了 “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 的事情，有人将自己的老祖母改嫁出去了，有人与自己的母亲分家而居。还有人低价将自己名下的田产卖给 “官户不役之家”，目的只是为了减少资产降低自己的财富等级，以免被摊派差役。逼的百姓不敢成为富人      差役还法引发宋代民间普遍贫困的第二项具体表现，是百姓不愿努力奋斗，不愿成为富人。         其实，不要说普通百姓，连翰林学士欧阳修与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这类官员，当年在开封城租住的房子也是破破烂烂的。时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七月，开封城降了一场暴雨。梅尧臣在开封城东租住的房子一片汪洋，屋内漂着浮萍，墙体已经残破，仅勉强撑着还没垮 。欧阳修租住的房子也在风雨中摇摇晃晃，四面墙壁皆有破口，雨水顺着裂隙涌入，蛤蟆游进灶台彻夜鸣叫。为将屋内积水排出，欧阳修带着全家人和僮仆奋斗了两个昼夜，连自己的藏书都没顾上抢救 ，两位同陷困境的 “京漂” 租客发出了相似的感慨：欧阳修对梅尧臣说 “住京况味，其实如此，奈何奈何” ，梅尧臣则对欧阳修说 “免为不吊鬼，世上一鸿毛”    第二大缘故是宋代的赋税货币化程度加深。所谓赋税货币化，指的是朝廷以政策强迫百姓用货币来缴纳赋税。如此，百姓便不得不将生产出来的实物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以换回钱币来纳税。宋代乡镇普遍出现称作 “草市” 与 “墟市” 的定期集市，与赋税的货币化有直接关系。正如宋史学者汪圣铎在其《两宋货币史》中所总结的那样：“宋代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不断提高农业税中的货币比重，这种情况大大超越了当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实际发展程度。” 意即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强行提升赋税货币化的比重，属于汲取方式过于 “先进”，脱离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赋税货币化程度加深的直接结果，是逼迫底层民众不得不参与商业活动以获取货币，进而造成一种商业繁荣的假象。之所以将这种商业繁荣称作假象，是因为农民乃是被迫参与其中，其进入市场的核心目的是获取货币以缴纳赋税，而非赚取利润。市场虽然繁荣，但商品生产者并不能从这繁荣中得到好处。宋代士大夫对此其实已有很深入的观察。如北宋人李觏说：“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谷一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市焉。” 为了完成官府的赋税，为了偿还欠下的私债，稻谷刚刚收完，腰上的镰刀没来得及解下，农民就得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南宋人陆九渊也说：“今农民皆贫，当收获时，多不复能藏，亟须粜易以给他用，以解逋责。” 南宋百姓同样须在收获之后，立即将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金钱，以缴纳朝廷的税赋并偿还私人的债务。大量的粮食集中在收获季涌向市场，必然造成粮价下跌。李觏说 “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陆游说丰收之年农民更惨，“百钱斗米无人要” ，皆是这个原因。当出卖农产品已无法获得足额货币来缴纳税赋时，底层百姓便不得不另谋副业。朱熹在给宋孝宗的奏疏中说 “民间虽复尽力耕种，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税赋，须至别作营求，乃可赔贴输官” ，便是在痛心南宋百姓为了缴纳赋税，于农耕之外还得挤出精力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另一位南宋人王柏也说，南宋百姓为了获得纳税所需的货币，“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 ，必须在耕作之外另有经营，或去做小买卖，或是给别人打工。宋代城乡小商贩众多且劳动力市场活跃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这里。这实际上是用税赋制度榨干了百姓的休闲时间，可以视之为一种前现代的 “加班文化”。除了谷贱伤农和逼迫农户 “加班”，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强行提升赋税货币化的比重，还会伤害整个经济体的健康。南宋人蔡戡在给朝廷的劄子里说，灾年对农民来说是噩梦，丰年对农民来说也是噩梦。农民种田十年能遇上一次大丰收就算运气很好了。为了给官府纳租，为了偿还欠款，农民必须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结果却因丰年卖粮者众多而卖不出价，其收入连眼前的税赋与债务都填补不上。米价低贱而钱币难得，百姓为了缴纳税赋，为了应付州县的各种催科，就会紧紧捂住口袋里有限的钱币，不愿拿出来消费 。百姓不消费，就会造成 “客旅稀少，市井萧条，工商游手之徒，莫不坐困” 的恶果，整个经济体都将陷入萧条。 不过，其他行业的萎缩不影响官府在草市和墟市征收商税。据漆侠的统计，宋代 “村市商税量不大，但是全国村市和镇市商税集合起来，熙宁十年为 1546192 贯（其中包括 152608 贯铁钱），占该年商税总额的 18.12%，也颇为可观了”

作者用扎实到几乎无聊的数据阐述了 “大宋” 这个今人梦中的穿越目的地是如何即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那里的所有人如何 “直通天堂，直追地狱”。仅从 “税收制度” 这个貌似管中窥豹的角度入手，使读者豁然：为何中华大地人口数量爆发，必须等到大清世宗宪皇帝 “摊丁入亩” 改革之后。再从 “灾荒地区不能管控粮食价格飞涨” 的先进经济学认知，使读者看到了包括包拯在内的一干官员对于 “市场” 的早期理解。最后澄清了 “宋代 GDP 占世界 60％--80％” 讹传之漏洞所在。总之，这本《大宋繁华》超越《叫魂》那种 “小中见小” 的历史视角，更像是魏丕信所著《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和荒政》那种俯视涓埃，忽抬头，却是星辰大海之感。由于数据过于扎实详尽，其可读性对于非身患重度历史好奇症的患者，并不友好。

从历史文化所能达到的高度来看，两宋的繁华毫无疑问是古代中华文明所绽放的最炫目的文明之花。但是文化并不是脱离社会结构存在的，它只是时代剪影中人类社会最表象和最耀眼的部分，看待文化如同我们看待一株植物，欣赏其娇艳的花朵时，应该清楚其扎根于黑暗泥土中沉重的根系，和孜孜不倦用尽全力向上而生的枝叶。中华漫漫五千年，朝代更迭与百姓疾苦素来没有因果关系，铁律就是百姓总是被设法汲取最大的价值，文明程度发达如两宋的社会，百姓惮于苛捐杂役，竟不惜舍亲灭义、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汉唐两宋盛世如此，五代十国等乱世更是可想而知。两宋虽名臣辈出，儒家仁义道德的初心，总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通过变法设法让皇权恩泽天下，泽被后世，但忽略了皇权之制与仁爱之心本是水火不容，所以才有了作者所说的 “司马光困境”，儒家赋予士族仁爱天下的理想，从推行 “青苗法、市易法” 到设立 “义仓、居养院”，士大夫在关爱百姓和维持皇权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最终平衡却总是昙花一现，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皇权总是能设法改变变法的本质，使变法成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工具。回望历史，两宋文人风骨令人称道，良知的驱使下，王安石过于理想化，看不到不受约束的 “权力之害” 远胜过 “无为之利”，司马光等人表现为 “既呼吁改革，但又反对具体的改革措施”，见百姓之难痛心疾首，却左右矛盾束手无策，毕竟悖论没有解决之道。繁华是文明绽放的花朵，但并不能掩饰背后的沉重和苦难。看历史需要立体视角。我们欣赏两宋文明，历史长河中最惊艳的片段固然令人印象深刻，甚至欢欣鼓舞，或许却只是时代的某个显著标签。基于人性和文化的惯性，时代的真实体验，一切都未必如同我们想象中的美好，也不似我们推断的那样糟糕。

阅读体验比预想中的要轻松愉快得多，逻辑清晰，视野开阔，王朝史就应该这么写。

同样是注重数据验证，作为历史研究新生代的代表，谌旭彬老师的认知层次，明显比三解老师要高出一筹，我想差别就在于谌老师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不特意求新而新意自然流出，三解老师就太刻意求新，相比秦砖的惊艳，汉瓦就有些陷入饾饤大师的窠臼了。希望谌旭彬老师继续提供智识上的思辨之乐

《东京梦华录》里的宝马香车与雕梁画栋很迷人，但再迷人，也只是烂游叠赏的官宦子弟对帝都昔日繁华的追忆。官宦之后的历史记忆无法等同于普通宋人的历史记忆。普通宋人无力记录自身命运，也无力解释自身命运，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官权力不受制约的时代，在民意缺乏力量转换机制的时代，消极抵抗更是最后的抵抗，也是最有力的抵抗。不是皇帝们发了善心，而是普通民众的消极抵抗逼着皇权在赋税制度与田亩制度上做出了改变。皇权愿意改变，不过是因为做出改变有助于延续政权寿命罢了。      朝廷围绕什么来汲取民力，民众便会围绕什么来两害相权。朝廷主要依据人丁数量来征赋役，百姓便会抑制生育减少人丁；朝廷主要依据田亩面积来征赋役，百姓便会尽力隐匿田产，同时放松对生育意愿的压制。只要减轻对百姓的汲取，放松对百姓的管控，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百姓便会有足够的能力去创造自我救济的社会机制，“生子辄杀” 的惨剧也会自然而然减少乃至消失。      两宋时代的百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当然也是知道的。只不过，两宋的户等制度与差役制度会逼着百姓去分家，会逼着他们变成抗风险能力很弱的小门小户。      不考虑人事现状，默认政策的执行者皆是道德模范，待到政策在执行时偏离本意酿成了恶果，再来抱怨政策的执行者全是坏人，绝非合格的决策者该做的事情。所以，王安石变法的真问题不是变法被逐利小人扭曲，而是在赵宋王朝的制度架构下，变法只能沦为小人逐利的狂欢。换言之，小人当道不是变法坏掉的原因，而是变法必然造就的结果。      官府的职责不是消灭富人，而是让富人 “安其富而不横”，让穷人 “安其贫而不匮”，以公正的法律去约束富人不为非作歹；以适当的政策去帮助穷人让他们没有生存危机。      中国古代史上的众多改革，自商鞅变法至张居正改革，无论初始宣称得如何天花乱坠，最后都会变成以增加人力与物力汲取为核心内容的财政改革，在制度有病的前提下，具体方式方法的变更无济于事，核心原因便在这里。      皇帝事事大权独揽只会昏招迭出，只会让官僚集团事事以圣旨为准，从而拉低整个国家的执政水平，理想的政治运作模式，是皇帝放弃无限权力，让官僚集团参与到重大决策中来，然后让官僚集团为其决策承担责任。“人主自用” 的结果，必定是 “人臣不任责”。既然皇帝牢牢垄断着所有事情的决策权，那么作为纯执行者的士大夫为其自身利害计，必然变成一群皇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的不负责任之人。      皇帝们希望留给后世的，是皇帝如何英明神武，如何德泽万民。比如，仁宗皇帝半夜里想吃烤羊肉但他最终还是自觉忍住了。忍住了当然是好事，只不过皇帝少吃点羊肉，丝毫无助于让不受制约的官权力有所收敛，丝毫无助于改变那些制度性苛政带给民众的戕害。号称 “仁” 的宋仁宗时期尚且如此，其他时期，如孜孜于追求国富的宋神宗时期，沉醉于重现尧舜盛世的宋徽宗时期，其民生境况更是可想而知。

对史料的细致深入，让我看到一个真是的宋代

第一，赵宋王朝确实繁华。这场繁华的核心源头有二。一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大爆炸。同等疆域下，北宋的人口峰值是唐朝人口峰值的两倍。劳动力激增又带来精耕细作，带来粮食亩产的提升。二是两宋不立田制，不再粗暴干涉土地的自由买卖，也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激活了市场活力，增加了社会的财富总量，带来了巨大的无为红利。但是，这两项红利，都是意料之外的产物，不是宋朝廷的主观意愿。第二，赵宋王朝的繁华，是一种畸形繁华。无论物质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只是食税者的繁华，普通底层百姓仍过着相当困苦的生活。他们的食物不充足，居住环境也仍以黄泥茅草屋为绝对主体。在统治术上，赵宋王朝仍将民间富人视为严防死守的对象，不惜通过户等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差役、行役等手段，来制度化地消灭被统治者中的富人。这种统治术，与秦汉以来皇权始终打击民间豪强的传统一脉相承；只不过相比秦始皇、汉武帝那些血淋淋的手段，赵宋王朝的办法更隐蔽，更具欺骗性，也更制度化。

苛绢杂税，沉重摇役，摊派盘剥从以上视角来观察宋朝。这是一个角度。手段之多，无所不用其极

这是一本打破认知的书，一直以来总是觉得，两宋的百姓生活会比其他朝代好，可惜。秦制之下，百姓最是悲惨，未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