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书写苏东坡的传记中，度阴山的《苏东坡全传》最触动我，因为作者将东坡的诗词与其生命背景做了极其深入的扣合。 度阴山耗费十年光阴，从散落古籍中钩沉探隐，以小说式的白描，勾勒一个曾经以才情洋溢、文名惊动动朝野的年轻人，如何在大半生的宦海中，凭着理想、勇气走出一片锦绣前程，又是如何因才华招致流放大半生，于忧谗畏讥后，在顺逆反覆，颠沛流离中，靠着自觉悟性，超越自己而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全书按其人生重大转折铺陈，让读者在领略诗词魅力的同时，也走进他从繁华跌入谷底、再从谷底长出新力量的心路历程。而这条成长线最鲜明的转折点，无疑是黄州。 本书着力描写东坡贬谪黄州后的生活，透过他与家人、朋友、皇权乃至小民的互动，呈现其心性成熟的漫长历程。 贬谪前的苏轼，是张扬的、有输赢之心的；但乌台诗案的死生忧惧，狠狠撕开了他世俗的理想。 但当他意识到黄州的物质极度艰困，他选择随顺因缘，从汴梁的繁华走进底层的泥泞，在躬耕劳作中，世界反而开阔了，心量也无限放大着。 三餐难继的日子教会他调度资源，恶劣的环境让他体会「听天命」的真谛 —— 正是在这里，他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那不是天生的豁达，而是磨难沉淀后的沉稳。如果说黄州的磨砺是向内疗愈自己的伤痕，那么苏轼对待政敌的态度，则是他向外绽放的悲悯。 书中写到他听闻曾百般迫害自己的故友章惇，被贬雷州时，作者引用了苏轼写给对方的信，语调平和、充满对旧谊的眷恋，令人有「听惊雷」的颤动。 这种超越个人恩怨的胸襟，正是他不同流俗人格高度。 难怪朝云会笑说：「学士的肚子里，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这句看似调侃的话，也正点出了苏轼傲骨铮铮的本质，他不屑见风转舵，即使被命运鞭打，也要守住心里那条任重道远的士君子之底线。 然而，全书的情感颠峰，我认为是苏轼临终前的绝笔。 作者在那段文字里倾注了丰沛的感情，令读者不禁泪流。 当维琳和尚在耳边大声提醒，旁人更劝他要「用力想西方净土」以求往生速到，他却丝毫不为所动。 他笃信，真正的庄严佛土不在执着某个具体的「西方」形象上；真正的悟境，是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正如《金刚经》所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淡然留下了最后四个字：「着力即差。」这几个字，看似在回应旁人，实则也在回应自己与弟弟苏辙一生反覆的告诫 —— 他们总说他的灾难来自「得理不让人」。 连死都要把道理讲清楚，确实执拗得令人发笑，但也正是这种执拗，让他用最后一口气告诉世人：解脱不在于「用力求」，而在于「彻底放下」。 不执着、不强求、不造作，这是他用一生淬炼出的终极智慧，于告别世界前，留下的最清净的人间清醒。 他的一生如同蜡炬，明知要化为灰烬，却仍巍然卓绝地燃尽最后一点微光，执意为世人照路。

读起来不爽，不知为何

人不可能在拥有苦难的同时具备乐观精神，正如人不能在拥有青春的同时拥有对青春的感受。乐观精神和对青春的感受一样，必须在人离开现场（苦难之境和正青春）后才会出现。

使用大家熟知的材料，加上自己平庸的腦補敍述，毫无才情与趣味

苏东坡，大名垂宇宙。写他，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写了。我之所以说写苏东坡不容易，是因为多数研究者，无论是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都已经给他贴上了乐天派的标签。换个角度描写苏轼，往往很难被人们接受。这是其一。其二，写苏东坡，要把苏东坡和苏轼区别开来。有人会惊异，苏东坡不就是苏轼，苏轼不就是苏东坡吗？同一个人要如何区别？苏轼和苏东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我们谈苏轼时，他是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书法家、政治家，是乐天派的代表人物；当我们谈苏东坡时，他则成了苏毒舌，凶猛的斗牛，恶搞大师，一败即馁、才胜便骄的芸芸众生之一。当我们谈苏轼时，我们谈的是一个已逝千年的历史人物，他是坚持保守主义的官员，他和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当我们谈苏东坡时，我们谈的是一种人格，它有善有恶，更有意思，是人生符号。苏东坡的一生是放逐的一生，他评价自己的人生是三个流放地 “黄州惠州儋州”，我则认为，他的人生是 “呵呵”（这是他的口头禅，在书信和一些诗文中经常出现），这不是释怀，而是硬撑间隙的松一口气。依我之见，苏东坡不是什么乐天派，而是呵呵派。人不可能在拥有苦难的同时具备乐观精神，正如人不能在拥有青春的同时拥有对青春的感受。乐观精神和对青春的感受一样，必须在人离开现场（苦难之境和正青春）后才会出现。当我们去学习、效仿，乃至书写一个伟大人物应对苦难的策略时，皆为事后诸葛、事后追溯。我们一厢情愿地为当事人创造苦难现场中的应对之策，其实，他们在苦难现场时，根本没有极好的应对之策。首先，他们的心态极其不稳，从顺境到逆境，是两种生态，好比靠肺呼吸的人突然被扔进要靠鳃呼吸的深水，这打破了他的常态，人在变化的状态下，心态不可能无风无雨地适应。其次，他们会无可避免地被时间诅咒，他们会无休止地回忆从前，全是贪恋与懊恼；他们会身不由己地放眼未来，他们看不到未来，这才是最恐怖的。看不到未来，其实已经看到了未来。最后，你以为有些著名人物从困境中走出，就真的万事大吉了？根本没有。在苦难现场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会终生与他们为伴。司马迁离开蚕室可能根本未离开蚕室；苏武离开贝加尔湖后可能根本未离开贝加尔湖；王阳明离开龙场后可能根本未离开龙场；苏轼离开黄州、惠州、儋州后可能根本没有离开黄州、惠州、儋州。我的写法，依然延续从前的写作特征：通俗，偶尔的冷幽默，符合人物、情景的适度小说式白描。当然，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有史可查上。本书撰写，以《宋史・苏轼列传》为纲，以其列传中所提及的朋友、敌人、乡里乡亲的传记作为证明与补充，还参考了其著作汇编《苏东坡全集》，当然，还参照了苏轼研究专家孔凡礼的《苏轼年谱》。本书是建立在正史上的通俗的苏东坡传记。本书的重点内容全在苏东坡平生功业的 “黄州惠州儋州” 中，苏东坡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放逐，肉体固然得到严重创伤，精神上的痛苦更是 “罄竹难书”。从黄州的 “嘴硬” 到惠州的 “就当是一场梦”，再到儋州毫无感情的 “呵呵”，苏东坡的大半生，都在和恶劣的外部环境与不好的情绪作生死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