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要摒弃人应该完全理性的理想化假设，正视人类决策中普遍存在的感情用事、短视、过度激励反作用、需要意义感、适应性偏差等现象。这些现象并非随机错误，而是有其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上的根源。例如，短期情绪的强大拉力、激励的倒 U 型曲线、对劳动意义的深层需求、以及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等。理解这些原理，就是拿到了改变现状的钥匙。只有当我们不再假设自己是理性经济人，并开始认真研究真实人如何思考与行动时，我们才能真正地帮助自己、他人和社会做出更好的选择。1. 人性并非纯然理性，我们的决策常受短期情绪与认知偏见的支配，而非长远利益的精密计算。我们经常感情用事，面对长远的好处，我们总被眼前的麻烦（比如累、烦）给劝退，结果选了更舒服但不明智的路。就像在玩一个即时满足和延迟满足的游戏。大脑里有两个小人：一个叫及时行乐，拿着棒棒糖（眼前的快乐）；一个叫长远规划，捧着金砖（未来的收益）。可惜，及时行乐的声音总是更大、更有诱惑力，所以我们常常听了它的。2. 高额激励可能适得其反，对需要认知参与的任务，过度关注奖励反而会分散精力、增加压力，降低表现。钱不是万能的，有时还坏事，对于动脑子的工作，奖金太高反而让人压力山大、想东想西，最后可能干得更差。就像在平衡木上走路。如果地上是平地，走得很好（中等激励）。但如果平衡木下是万丈深渊，还有一箱金子在对岸（高额激励），很可能因为过度紧张、死死盯着金子而失去平衡摔下去。注意力被奖励本身绑架了。3. 劳动的意义感至关重要，忽视成果的价值会摧毁动力，而赋予意义则能激发持久的内在投入。干活得图个值得，如果辛苦做出来的东西没人看、没人认，人的心气儿一下就没了；相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才有源源不断的干劲。工作就像在沙滩上用心堆一座沙堡。如果堆好后，有人过来一脚踢散（无视成果），没有牛马会再有兴趣堆第二次。但如果有人欣赏这个作品，甚至拍照留念（认可意义），牛马就会兴致勃勃地开始堆下一个，甚至想堆得更壮观。4. 适应是双刃剑，它让我们在逆境中恢复平衡，却也使我们低估变化的影响，甚至对潜在危机麻木不觉。人既皮实又迟钝，时间能抚平很多伤痛（适应能力强），但也让我们对慢慢变糟的环境失去警觉（比如温水煮青蛙）。适应力像身体的疼痛忍耐调节器。突然被打一拳很疼（重大变故），但调节器会慢慢把痛感调低，让身体能忍受（恢复）。问题是，这个调节器对慢性毒药也起作用。如果空气每天变差一点点，调节器会让身体感觉还行，直到某天身体出大问题才惊觉。皮实帮我们扛过打击，迟钝让我们忽视危机。总之，人类并非完全理性的决策者。我们的选择和行为常常受到情绪、短视、环境设计以及各种心理偏见的系统性影响。理解这些非理性的力量，并主动设计更符合人性的环境与机制，我们才能更好地克服自身弱点，做出更有利于长远幸福的决策。

书中讲的道理让我受益匪浅，而且是很多的道理！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我总是会因为自己的非理性的行为，造成许多的困扰和麻烦，也会因为这一行为造成许多的延伸问题，进而这些问题又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不断的出现，日复一日的影响我们的决策。我们不可能彻底根除非理性的行为。能做的就是和它做朋友，并且警惕和怀疑自己的直觉，用逻辑和事实说话，并历时而变的对行为进行思考，力求更好的做出决策。从 “我是对的” 转变为 “我怎么知道我是对的”，然后提出问题、不断探索、刨根问底。对发生的事情多问个为什么？从而克服自己某些局限的方法，以便更好的利用非理性决策的影响，为自己的生活添彩，为人生助力。

行为经济学的真正目标就是：努力了解我们到底如何运作，更充分地观察我们的偏见，这些偏见如何影响我们，然后才有希望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决策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彻底颠覆职场中的既定逻辑引发自我表现的过度激励可能来自电击、高额薪酬或者社会压力，在所有的状况下，人类与非人类在事关根本利益力求超常表现时的实际表现似乎都比没有压力时表现得差。如何把愉悦转化成工作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自己劳动意义的认识。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要吸取工作的意义其实非常容易。如果你是一个经理，成心想破坏雇员的积极性，只要毁掉他们的劳动成果就够了。如果你想做得巧妙一些，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不闻不问也可以。相反，如果你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和你齐心协力，那么你必须重视他们，重视他们的工作，重视他们的劳动成果。或许就像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所说的，“要养成两种习惯 —— 治病救人，起码不能害人”，他的教导在医学上和工作中同等重要。人们对自己创意的偏爱现象难逃商界人士的法眼，而且就像其他重要的业务运作一样，这种现象也有一个非正式的术语：“孩子是自己的好” 法则。这一法则的中心就是：“如果不是我（我们）发明的，那就没有什么价值。” 尽管报复会带来许多伤害（经历过反目成仇或者艰难离婚的人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我还是要说，报复的威胁（即使人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能够成为维护和支撑社会秩序的有效强制机制。我并不主张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我猜测，报复的威胁总的说来是具有一定功效的。许多智者警告人们不要相信报复的所谓好处。马克・吐温说：“报复的害处在于：它只是出于一种预期；它本身是痛苦，而非愉悦；最起码痛苦的成分更大。” 沃尔特・维克勒进一步观察认为：“用报复浇灭怒火无异于用盐水止渴。” 艾伯特・史怀哲写道，“报复…… 就像滚动的巨石，有人奋力把它推上山，它以更大的力量落下来，砸断推它上山的那个人的骨头。如果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坚信不疑，要说服他（她）改变信念是非常困难的。内在幸福感会对重大生活事件做出反应，并且打乱 “常态”，但它在一定时间内会恢复到基本状态。我们的享乐适应能力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作用 —— 不管是适应新家、新车、新的人际关系、新受的伤还是新工作，甚至是囚禁生活。所有这一切的情况，我们都可以预测到，如果事与愿违，我们将痛苦不已；我们还以为，只要如愿以偿，我们就会幸福无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预期几乎都是靠不住的。无论好事坏事，我们都预料不到 —— 从长远来看，我们遇到了好事，最终不会像原来料想的那么幸福；发生了坏事，我们也不会像原来料想的那么悲伤。预测享乐适应之所以困难，原因之一是我们在进行预测时，常常忘了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生活会继续，假以时日，其他事件（正面的和负面的）会对我们的幸福感产生影响。“时间会医治一切创伤”，此话千真万确，因为随着时光流逝，你会部分地适应你的状态和环境。这个推动 “别人有，我也要有” 的怪圈又被称作 “快乐水车”。我们期待到手的东西会给自己带来幸福，却意识不到这种幸福感只是暂时性的，结果一旦适应了又去追寻别的。最重要的是：即使你短期内对某件事物怀有强烈的感情，从长远看，这也未必会使你像原来所预料的那样欣喜若狂或者痛苦不堪。正如经济学家提勃尔・西托夫斯基在《无快乐的经济》中所强调的，我们在工作中倾向于选择安全可预测的道路，做那些能显示稳定进程的事情。不过，西托夫斯基特别提出，真正的进步，与真正的愉悦一样，来自冒险和对不同事物的尝试。相同的经历未必导致同等的适应结果，不同人的适应方式各有不同。我的忠告是探索自己独有的适应方式，了解什么能够启动你的适应进程，什么不能。到头来，我们都必须平静地对待我们是谁、能够做什么，归根结底，只有适应与善于调整才能使人更幸福。这些实验似乎说明最好的做法就是，在决定帮助别人时少动脑子，只要跟着感觉走就行了。很遗憾，生活并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候，应该帮助别人时我们没有帮，但我们为受难者出头时，这样做却是不理性（起码是不恰当）的。事实表明，情绪很容易影响决策，即使情绪与决策本身毫不相干。我们还学习到情绪的影响比它本身持续的时间长得多，并且会长期影响我们的决定。最实际的教训是：如果我们处在情绪控制下什么都不做，就不会产生短期或长远的危害。但是，如果我们对情绪的反应是莽撞地做出决定，那么我们不仅会为随之而来的后果感到懊悔，还会创造出一种长久的决策模式，它将持续地误导我们。最后，我们学习到自我羊群效应的倾向不仅发生在我们进行同样的决策时，在做类似决策时也会发生作用。不管是划船时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先冷静下来，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对我们才是有利的。否则，我们的决定将来一定会碰壁。最后，如果你有意和我一样计划给别人补课，一定要记住我当时是怎样做出反应的。做出利益攸关、改变生活的真正重大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都容易受到形形色色、难以克服的一系列决策偏见的影响。这些偏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光顾我们的机会也比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多得多。如果只是按照直觉和常规想法做，或者按照习惯处理 ——“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的”，我们就还会继续犯错误，结果就是把大量的时间、劳动、感情、金钱扔回了原来（经常是错误）的那个不知名的世界里。如果我们学会质疑自己，挑战自己的信念，就可能真正地发现我们什么时候会出错，错在哪里，并且改善我们的爱情、生活、工作、创新、管理和治理的方式。

深刻的理解人类的行为，避免自己陷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