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败》里的三种叙事类型：第一种，强调的是因此事阵亡的国家英雄的故事。第二种，提倡对失败战争中的悲惨受害者表示同情和认同。第三种，与前两者差别较大，主要强调的是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实施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这类犯罪行为。但只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其中用受害者叙事的角度，规避了日本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为当代日本人提供了回避事实阴暗面、沉溺于悲情主义与和平主义光环的强大借口。这种认识也使得日本政府长久以来都难以真诚地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因此无法得到中韩等国民众的原谅，战争的负面影响迟迟无法消除。值得注意的是，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的受害者叙事还有另一层涵义，即，既然这场战争是政府和军队违逆民意而发动，既然无数爱好和平的无辜父辈都因此沦为牺牲者，那么政府对这场灾难其实是要负全责的。因此，作者桥本指出，受害者叙事引发了 “对国家权力的潜在担忧”。同时，这种对政府无限权威及其军事力量的厌恶自然而然地 “引申为对那种无条件服从国家权威的爱国主义的警惕和怀疑”。如今，日本年轻人的国家自豪感和政府信任感远比美、德、中、韩等国的年轻人为低，作者认为这种对国家和政府的不信任感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年轻一代的日本人群中。“一个需要人民为它去死的国家，就让它灭亡好了” 应已成为日本年轻人的共识。他们不会再像父辈那样轻易被政府权威所蒙蔽，为一场败局已定的战争奉献热血和生命。只要保持对政府的怀疑，“那么国家便不能再拿人民的生活玩轮盘赌”。作者这种言论，配合上其现在的国籍，这种观点就好像现在的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公知一样，居心剖测啊！

作者发现，日本国内对二战战败的认识一直是分裂的：“阵亡英雄” 的故事，把日本战后繁荣归因于二战士兵的牺牲；“受害者” 故事，强调日本也是二战受害者；“施害者” 故事，主张日本要对战争罪责进行深刻反思。三个故事相互抵触，都在争夺道德优越性。

战后的日本面临一个困局，如何面对二战。上至政府，下至百姓，都对记忆进行了重新编辑。美国对日本 7 年的占领，打碎了日本的自豪。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让一部分日本政客陷入民族主义的狂热，对战争的美化就是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从而为日本二战整个罪行翻案。这是日本右翼分子的最终目标，不过这个计划终究实现不了，因为有中国盯着。

作者从来没到过中国，与中国任何人或者机构有交流，谈个屁的研究呢？这货打着公正叙事的幌子，却从来只是个日本鬼子心，美国佬的皮

作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日本战败后的战争叙事，大致分为了三类：强调阵亡的国家英雄的民族主义叙事、提倡对战争中本国受害者的悲惨经历表示同情和认同的反战意识和和平主义叙事，以及强调日本在东亚地区实施的军事犯罪行为并寻求和解的叙事，是了解日本战后思想变化的一个窗口。作者在列举了众多记忆叙事之后，对比了德国的战后反思历程和特殊历史契机，将德国式的这种忏悔模式看作西方的、自由主义的规范，如果日本不通过追求真理、忏悔、道歉和宽恕来纠正过去的错误，就是不文明、落后、狭隘和自私自利的国家，就无法具备西方世界正式成员的资格。原文中说 “在此过程中，人权和自由的理念，这些源于欧美的世界观，以自由和民主的对话为中心被强加到渴望加入文明世界的非西方国家身上。” 而日本的困惑在于既想被认可为一个奉行全球标准的文明国家，又希望自己被看成一个原本就文明的国家。同时，有关战败的记忆塑造了战败文化，而这种文化来源于日本国内试图摆脱战败及其影响，实现日本国民以及社会的道德恢复，实现成为西方世界正式成员的目标，因此，日本必须重塑自己的战后文化。目标和价值观决定了成文的线条，一切都充满了甩开包袱往前走的希望与期盼，至于过往以及他处的伤痛就不在考虑之内了。

日本对于中国的最大威胁是，始终未彻底以行动，对中日战争的主体责任进行认罪。两国年轻人之间的互相不了解，为众多问题埋下了隐患。在中国，对日问题，始终包含着极强的情绪性因素，因而知日是中对日理性化认识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