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看古文，磕磕绊绊终于勉强啃了下来。综观全文，以悲情人物定义李鸿章似乎比较妥当。每一个人势必局限于当时所处的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这是历史必然，李所能做的，在他自己看来，也许已经是力所能及了，自始至终维护一个他所忠于的王朝，即使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即使摇摇欲坠。作为后来人，大可不必苛求古人，使命臭批前人，唯有从中吸取教训，汲取营养，做好当下，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梁启超先生执笔的人物传记：《李鸿章传》—— 无论是执笔作者还是传记主人，都是历史书上赫赫有名的标签式人物。历史课本，让我们错怪了许多人。李鸿章绝对是其中之一的冤大头，如果不是第一的话。印象深处：李鸿章，谅其才不过一末世大儒，论其识不过在修补封建，究其遇更只是清廷走卒罢了。也曾歇斯底里地搞一场洋务运动，也曾装死卖活地签过丧辱条约…… 其人生平二三事，所知竟不过如此；而评点历史时，我们口气倒是挺大：一直站在一个大众却又狭小的角落里，用一种 "民主与科学" 的眼光来丈量这一根 "强支广厦于将倾的独木"！"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在传记的开始两章就表达了这种 "敬、惜、悲"。之后章节，便逐次铺开李鸿章的一生，给了我们很多个面："文人风骨，痞子手段，权倾一时，名满天下"。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原来他也年轻过…… 我们熟悉他时，他已经是声名显赫而狼藉的天朝重臣了；这份当年 "天字一号" 功成名就的神话，需要多少代价？—— 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名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后被选为优贡，第一次科考落榜后，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在二十四岁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此后虽有波折，却也一路攀升。"桃李既成，鸿图当展，奏响盛世华章"——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里是否暗含了这样一份美好的希冀；而现实是：生逢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天国、整顿洋务，建设海防…… 作为军事专家、洋务重臣，一路走来，史册上留下的那些官话，下笔都没轻没重，传记里的李鸿章，才有了真实而别样的温度，值得我们常常去玩味：评价一个人，有多容易、又有多难。 选一部分为例，传记的后半，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基本循着李鸿章外交的足迹，让我们翻一翻他千夫所指的 "毕生事业"。 作为一个洋务重臣，权术精熟，外交这口大黑锅是怎么背在身上的？弱国无外交。"天朝" 或许不弱，但大清国没有 "外交" 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 "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 "外交家"。 既然背过了，也引来种种非议，那为什么不能脱掉它？正面地讲，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 "相貌堂堂" 且 "矜持、自信和傲慢" 的李中堂，"国家名片" 不能轻易更改；颇具讽刺意味，我们广大国民在那段悲伤的日子里却终于揪出了一个 "罪魁祸首"—— 李鸿章成了一个 "全民出气筒"，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那么这张 "名片" 又或 "气筒" 的真正实力如何呢？还得从他的对手们那里客观了解：1876 年，英国军开入烟台，日本军挑衅朝鲜，共同对大清战争威胁施加压力。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则希望放弃老路，即不能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同年 9 月，《烟台条约》签订。英国人事后表示："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 敌人发牢骚，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好了：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对手都认为 "值得惊诧" 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后，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然而，人能承得住口诛笔伐，国能承得住尖船利炮吗？1894 年中日甲午之战，是身兼军事、外交重担的李鸿章最大的挫折 ——"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 所以他在全国主战的一片热潮下，"宁忍诟言和"—— 朝臣争相弹劾，不得已而备战。现实狠狠地打脸了，兵败山倒，朝廷顾不得 "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 谈判还得继续，"着鸿章酌量办理" 就是朝廷的底线。战争继续扩大或割地赔款止损，两害取其轻，这是李鸿章的选择，其实他根本没得选择。他成了 "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 "心头奇耻大辱"；只有 "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这样一封奏折，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1900 年 8 月 15 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就是背锅侠吧：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一年后，他代表大清国与 11 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不平等《辛丑条约》。"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愤怒的呼声越来越高，他的生命之光却越来越弱："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既无法了却君王天下事、也没有赢得生前身后名，最后的日子里，他是怎么熄灭烛火的呢？在病榻上，他依然上奏，"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就在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广厦将倾，岂独木能支？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 "人情所最难堪" 之事。但作为文人，他是卓越的，位极人臣；作为军事家，他在关键战役里贡献过关键价值；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可以说他洋务不 "洋务"、丧权未辱国！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就是我们所推荐的这本。历史已经这样了，就借用他的两个 "历史无疑" 结尾：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标题之语，老到令人窒息。儿时便可以听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遇下念叨这句话。彼时听到这句话，除了押韵，内心毫无波澜。以前，一个前辈和我说：今天你觉得满怀壮志。参加工作若干年后，你很可能会觉得壮志未酬。而当时，我也全然没有理解他的话。时至今日，我依然怀揣着对生活的希望，却也时常会自我否定。而读书的价值有所体现也在于此。我们站在后世解读历史人物，当然会有不同的角度和理解。这是争议的部分。当然，也可以有确定的部分。比如天李鸿章的生平，会在我遭受各种质疑，甚至自我否定之时，给我带来一些平和的时间。让我还有时间和心境，可以从新审视自己。也是给自己未来可能的进步提供一些力量和期待。所以，人在江湖，可能很多时候都会身不由己。但是，也没关系，郁闷之时能找到一种陪伴自己心情的方式，应该也是一种进步吧。

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镇压太平天国，继而办洋务运动使其声望达到顶点，再到甲午战争撞碎其强国梦，迅速由盛而衰，最后只能周旋于列强间直至死去。甲午年洋务运动的破产，让人感到 “以一人而战一国” 的无望与悲恸，梁启超也由此发出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的感叹。

这本书写成在晚清重臣李鸿章去世之后的两个月，作者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李鸿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领军者，而梁启超则是维新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 “经济改革”，维新运动则是 “政治改革”，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不触动政治体制的经济改革走向终结，而维新运动则恰恰迸发于此时。因此，对于梁启超，李鸿章是探索者，是先行者，也是不同政见者，但秉着对客观历史的尊重、对当局之人的理解，梁启超发出 “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 感慨，为读者还原了一个 “人味十足” 的李鸿章。

联军和约既定，尚有一事为李鸿章未了之债者，则俄人满洲事件是也。初《中俄密约》所订，俄人有自派兵队保护东方铁路之权。至是义和团起，两国疆场之间有违言焉，俄人即藉端起衅，掠吉林、黑龙江之地，达于营口，北京方有联军之难，莫能问也。及和议开，俄人坚持此事归中俄两国另议，与都中事别为一谈，不得已，许之。及列国和约定，然后满洲之问题起。李鸿章其为畏俄乎？为亲俄乎？抑别有不得已者乎？虽不可知，然其初议之约，实不啻以东三省全置俄国势力范围之下，昭昭然也

“鸿章以中上之才，遇无上之机，因得功成名就。然不幸智短识少，未得增进国家之实力，使与列强相争衡实美中不足也。值得快速读一遍。这本书本身也算是历史了，看看经历清末民国年代的人对李的评价，看看当年的观点挺好的。

值得一读

梁启超的古文读起来很有气势，朗朗上口金句不断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李鸿章为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做了半世的裱糊匠，也成全了自身功业，位极人臣，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万世留名，无可奈何花落去，终不能力挽狂澜。

晚清重臣李鸿章早年追随曾国藩，虽一介书生，却通过战功有了进身之阶；他盛年办理洋务、处理外交，是当时世界舞台上不可缺少的 “中国角色”；他晚年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人皆曰可杀，却能得到 “文忠” 的谥号。对于 19 世纪的中国而言，他是强势权臣、中兴名臣还是误国佞臣？西方人评价甲午战争是 “以李鸿章一人敌日本一国”，究竟说的是李鸿章权倾朝野，还是说他孤立无援？甲午战争之后，作为中国大臣的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大列强国家，受到的却是皇帝级别的待遇，所到之处无一不是各国的总统、皇帝、女王亲自接待，这样一个来自东方弱国的败军之将为什么又会受到这样的礼遇？李鸿章如果死在甲午战争之前，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中兴名臣的典范，他的故事是要跟他的前辈恩师曾国藩一起摆在成功学的书架上的，而怎么就在他生命最后的六七年，犯下这么不可饶恕的罪过？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为你解读。李鸿章年轻的时候，进京赶考，情绪高涨之下写了一首诗 ——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这首诗不但是意气风发，而且有我行我上、舍我其谁的气魄。其实每一个中国读书人都有想要建功立业的情怀。我们读书就是要救国救民，要改变世界。年轻人读书要是没读出这种感觉，那你白读了。士，就得有这样的劲头。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是我们共同的志向。可是在晚清，想干成点事你会面临各种难题。你可能说我不怕难题！我能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实在不行我还可以为民请命、舍身求法 —— 有敌人我就要战胜敌人，贪官污吏敢阻挡我我就要跟他们斗争！这些都很好，但是我要说的困难，还不是这种困难。有敌人的时候，至少你的方向是明确的，你完全知道该干什么，可能只是力量不够。真正做事的人，苦恼的不是这些。读完了《李鸿章传》，结合丹・希思的《上游思维》看李鸿章同志，就能理解上游思维有多难。社会可能会误解你，上级可能不支持你，很多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做得对不对。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这里面没有多少直来直去的简单问题，没有多少英雄式的痛痛快快的成功，这里面的故事没有完美结局。想要在这样的世界里负点责任，你有时候不但不能指望功劳，还得有背黑锅的觉悟。《马关条约》一签，李鸿章立即成了卖国贼。这时候你要说如果没有李鸿章，中国可能更差…… 会有人听吗？李鸿章死后，有人假托他的名义写的诗。跟上面那首正好是个对比，似乎更能体现上游思维 ——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想来，还是以书中梁启超之言概之李鸿章之一生 “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何以如此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苦耶。” 读完此书，积郁而难消。这本书算是看了两遍，之前在 kindle 上有读阅过，这次经朋友推荐，及他人对梁启超的盛誉，再次举书拜读。对梁启超而言，其才识却令人侧目而称赞，15 岁即中举人，可谓才子，随后跟随康有为，深受其新思维的冲击，参与到了维新变法，以一种 “冲动” 打破禁锢，可谓之勇气和魄力。所以，反观其书，从《李鸿章传》来看，作者竭力控制想以客观公正态度的对李鸿章的一生做论断，然而，他是维新派和在野党，在评论执政党和保守派时，做到客观实在难上加难。不过客观说，这本传记不想西方的流水传记也不像现代演绎的小说传记，还是很客观的将李鸿章一生的事迹串垛出来，以自己的视角，对李鸿章的一生进行评论，因此，如若想了解李鸿章，这本书真是十分客观可读的传记。关于李鸿章本人，由于对那个风起云涌而多事之秋的时代兴趣，对那个时势造英雄的年代百感交集，从多个角度也窥视过李鸿章的林林种种。清末所处的历史环境，在整个中华名族历史上是从未有之的，各路英雄、枭雄竞相登场，无论王侯还是败寇，都在那个年代留下了让后人铭记的历史。《曾国藩》、《张之洞》、《杨度》都是我喜爱的作家唐浩明的代表作，也是代表着清晚期处于历史激流中的各种人物百态。通过曾国藩认知李鸿章，通过张之洞、杨度体会李鸿章。梁启超虽是与李鸿章算是同一时代的人物，但毕竟是在野党。对李鸿章的种种遭遇既表示了理解也显示赞许与鄙夷。正如曾国藩在翰林时曾为清流党一样，常常义愤填膺对时政加以指责和不齿，然而在其离开京师之地后，出任和署理地方之职时，方知侧眼旁观秉直指责易，深入其中浑圆处事难，所以自那以后，曾国藩开始远离他曾经的清流党，甚至以为清流党之误国误民。梁启超也同样面临同样问题。清末之时，常让吾辈胸塞。一是，在那个积重难返的腐化年代，国力已是风雨飘摇，国之羸弱必遭他人窥视与侵夺，唐宋元明清，只是朝代更迭，皆我中华也，然遭日法英德俄等列强蹂躏，开启了中华大地一个世纪的动荡不安。想来，今天的时代和幸福，真是来之不易和要倍加珍惜；二是，感顽固不化的落后思想可悲。由于民族和民粹主义的极端自大，开启的闭关锁国，导致国民变为愚民，只知天朝而不解他国，虽是极端自大，也是害怕异族对现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变。由于这种保守和落后，只知己未知彼，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时，以现如今的视角，真是怄气之极而难抒怀；三是，对当时处于混沌时代的历史人物感概悲凉。对梁启超的才识，尤其是在那个年代，有一定的世界大观和历史观，知己也知彼，真是实属难得，令人敬佩。而对李鸿章，只能说，更难亦。按照书中所说，李鸿章一俗儒也，然而真的像宋襄公，以泓水之战错用儒家礼仪之行，虽战败而誉其礼儒呼？李鸿章只是顺势而为，以时而行，在其位谋其政而已。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崇尚君君臣臣的儒家礼教，在混乱年代，太平天国、捻子、义和团已搅的焦头烂额，在落后的年代，被西人痛打的已不知其方向。李鸿章在三十八岁后开始独立山头，成立淮军，四十四岁开始创办洋务，三十年苦心经营。受制于历史的局限，又有几人能超脱于世俗，俗儒，只为能更好的连接地气，以务实的态度，处理眼前的利益得失。正如梁启超自说，非议李鸿章者，在其位，可否堪此重任如李处之？环顾当时的权臣，唯有李鸿章罢了，权臣圈外，高处不胜寒，他人岂能走马上任，超越李鸿章处之？至少梁启超未敢自诩能之。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清末在胡林翼、曾国藩逝世后的人才匮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李鸿章吊影成孤的可悲。环境或者平台，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或者换句话说，即是时势造英雄。清朝的羸弱已到了吹可弹破的地步了，即使有三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非人所能左右。梁启超的维新与变法，仍是在原来的平台的上修修补补，正如梁启超说李鸿章一样，不过是弥缝补苴，然而，对于处于时代洪流中的人物，能有这本领和勇气，不随波逐流，已是赞许有加，令人敬佩。人难以摆脱它所处的时代，如果有，要么是能改变时代的伟人，要么就是成为这个时代的 “神经病人”。所以反过来说，辛亥革命的伟大是在一个旧有的牢笼内，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孙中山的伟大是把新的理念和信念注入僵死之尸使其重新充满活力。李鸿章可谓人物，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内，造就了他不凡的一生。时势造救了他，也毁誉了他，正如开篇借用梁启超的话 “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何以如此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苦耶。” 无论是李鸿章还是曾国藩，都被说成是争议人物，其实谁去争又何人议呢？谋政者多隐誉之，在野者多明毁之。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不是局中人。旁观者，有何置喙之处呢。大丈夫，不愧于心，何在乎他人无知之言。高处总是寒影，远处常是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