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理论架构围绕权力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展开，简单的说，权力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涉及权力的生成、分配与行使的模式、习惯及制度；而文化的权力，则是指公众通过文化领域的扩展逐渐参与到国家权力的竞争中。这两者之间在日益积极的互动中相互促进。尽管存在诸多共通之处，但文化与权力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却各具特色，这导致了欧洲三大国 —— 英格兰、法兰西和普鲁士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轨迹。布莱宁通过对 17 至 18 世纪这三个国家的细致描绘，从历史事实中辨析出歧义，进而抽象出一个统一的框架。在法兰西，其失败或许源于早期的成功。17 世纪的路易十四凭借军事胜利、外交手腕和经济发展，成功塑造了个人形象与国家形象紧密结合的国王形象。然而，随着承平日久，财政逐渐衰败，这种国王与国家的强行结合变得难以为继。路易十四的策略被称为 “呈现型文化”，它源于古老的偶像崇拜和王者风范，但在个体武力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的时代，这种文化必然转变为象征性的、非在场的，对国王的生活方式、仪式和形象展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路易十四的成功使得这种政治文化具有强大的惯性，但后继者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既缺乏内在力量，又不善于外在表现，导致这一体系变得岌岌可危。与此同时，贵族特别是巴黎的高级贵族在政治游戏中的角力，促使公共领域逐渐成形，最终推翻了腐朽的 “旧制度”。相比之下，英格兰和德意志则不太具备走向绝对君主制的条件。英格兰王室在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中损失惨重，军事领袖的职能大大削弱，地方领主和市民阶层都有自己的主张。在经历了 17 世纪中后期的动荡后，英格兰君主、贵族和富裕市民接受了新的权力分配方案。当公共领域携带着民族主义登上舞台时，英格兰人迅速将其整合到现有政治框架中，并解决了 18 世纪 80 年代的危机。英格兰君主在失去军事力量后无法抗拒变革，而资产阶级的兴起对贵族来说并非巨大创伤，他们有限的土地使他们更早地投身殖民、贸易和农业产业化。德意志的情况则更为特殊，它甚至不是一个统一国家。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松散的政治实体下，德意志人面临着与普鲁士等新兴力量争夺广袤而零碎的封建领土的竞争。普鲁士面临的竞争态势比英国和法国更为激烈，既要团结德意志人，又要与外国势力激战。因此，腓特烈二世的开明文化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他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军事技术、商业技巧与文学艺术的紧密结合，为德意志民族提供了统一且独立的信念，吸引了更多人才，也赋予了普鲁士军队更强的作战能力。在这一阶段，德意志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强劲动力有效吸纳了新兴力量，将公共领域的文化权力投入到民族振兴大业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