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以全球史视角重构晚明历史的创新之作。该书以 “火枪” 与 “账簿” 为象征，揭示了 15-17 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军事暴力与商业利益如何重塑东亚秩序，并引发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错位。作者颠覆了 “明清闭关锁国” 的刻板认知，指出 16 世纪前中国从未真正封闭，沿海民间贸易网络早已与全球联通。李伯重强调经济史学应打破 “国家本位” 与 “西方中心论” 束缚，主张采用多元化研究范式。他提出 “史无定法”，认为计量史学、社会史、生态史等方法需根据研究对象灵活结合，反对将经济学模型机械套用于历史研究。他通过 GDP 核算与能源消耗模型，量化分析 1550-1850 年江南手工业生产力，颠覆了 “明清停滞论”。计量史学的辩证应用作为中国计量史学先驱，如揭示江南棉纺织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同时期英国。但为何中国错失工业化机遇，让英国首先完成工业化并成为世界霸主呢？西方文宣的叙事是因为西方的大航海和全球化的商业，但是开启大航海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并没有率先进入工业化，工业化的重要前提是需要广大的市场需求，英国通过限制印度大陆的棉制品进口，先在自己国家建立需求，致使出现珍妮纺纱机和瓦特蒸汽机，再通过武力打开殖民市场并获得超低成本的原材料和劳动力（黑奴 + 殖民地土地），只要看西方对中国工业化奇迹的攻击角度，就明白他们在用他们老祖宗起家的方法来揣度中国。军事史学家布莱克（Jeremy Black）指出：在 18 世纪的世界上，“在陆地上，最有活力的国家和最成功的军事强权是中国。中国在 17 世纪下半期开始扩张，收复台湾（1683 年），把俄国人逐出了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1682～1689），战胜了准噶尔人（1696～1697）。在 18 世纪，中国继续着此过程，于 1700～1760 年，最终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控制了远至拉萨和巴尔喀什的广大地区，当尼泊尔的喀尔喀人开始扩张并挑战中国在西藏的地位时，1792 年中国军队前进到加德满都，迫使喀尔喀人承认中国的权威。正是清朝的这种强大武力，使得困扰明朝的那种 “四面受敌” 的严峻局面在清代统治的前两百年中不复存在。清朝的邻国都在这种强大武力面前谨小慎微，唯恐开罪于中国。农耕民族的传统是爱好和平和精耕细作，中国作为历史悠久并单一最庞大的农耕族群，统治集团优先关心的是内部统治的平稳，康雍乾三朝期间中国的军事和国力并不落后于西方，嘉庆绊倒和珅，如同崇祯拿掉魏忠贤，被文官集团赞颂，但本质上是拿掉了皇帝的信息系统，康雍乾的密折制度，让皇帝可以得到多角度的信息，这样才能准确决策，他们的乾纲独断是建立在准确信息的获取上，如果只剩下文官的官样文章的呈报可想而知的胡乱决策，典型表现看鸦片战争的信息传送，另外就是皇帝失去了财政的调节能力，魏忠贤对江南的敲诈，和珅对广州十三行和盐商的掌控，让皇帝可以战争动员和对地方大员的裁撤都游刃有余，否则是江河日下，帝国暮年的失控就是从组织掌控上开启的，可对比波斯和曹县小胖子的国家治理，科学技术，武器装备都是建立在组织结构的健康的基础上。本书比较学术，非专业看起来有些枯燥，20 年前的学术界大多数是崇美派，10 年前开始有人怀疑，现在开始 “自信”，自媒体时代流量为王，从信息传送转变为情绪煽动，远离网红分析节目，多静心看看书。看历史王朝如同判定公司前途，关键是财政 “账簿” 和组织纪律，阅兵式上的精神状态看的就是国家的精气神。2025 年 #212

知道这本书，是何帆老师在他的读书栏目里介绍的。中国近代长期的挨打历史，让很多历史学家努力探寻危机产生的时间和原因，现在的历史学家中有的人认为中国在 16-17 世纪的明代中后期就已在经济上卷入了全球化的轨道，同时来自西方的挑战与交流也尚未像晚清被动应对时那样处于如此不利的地位，即中国如果在晚明做出变革，那么处境会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作者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从全球史的角度重写历史，提供新的见解，他明确意识到明代中后期的许多结构性挑战无法仅从中国本身得到答案，撇开世界经济的背景和关联性就无法解释当时的中国历史，因而大大扩展了历史的视野。就像老电视剧《霍元甲》里的一句歌词 "昏睡百年"，在这本历史学小书里李教授的观点是昏睡了三百年，到了晚清只是在为前两百年的昏睡还账而已。从技术的角度研究历史，是西方人带给我们的新的思维角度，最近电子书新书《技术与文明》也是从这个角度解答发展的问题。李教授在技术维度又加上了 "账簿" 这个维度，也就是国家的财政税收体系，把二者结合起来分析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深层原因。"火枪" 象征晚明引进的军事技术，这是国际交流中最迅速得到传播的事物，它的效果极为直观，比如，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战争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与之相比，晚明中国无论是国家的财政税收体制，还是民间商业经营的信用体系都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失，也极少有当时的账簿留存下来，社会经济按照传统的方式在运作。整个社会对规范化商业活动和经济管理是比较轻视的，这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及运作模式差别极大。为什会这样？答案或许是：没有必要。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国尚需发奋图强，努力进行技术变革以提升实力应对国际竞争。秦统一中国后，各朝代只要能稳固地据有中原，就能成为东亚霸主，就算周边少数民族周期性入侵，假以时日，也会被先进且强大的中原文明同化，变成中原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逻辑显然是不一样的，过去应对周边蛮族的做法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除了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战争的规模，如何让战争更有效率是当时应该解决的问题。个人觉得本书也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一方面，古代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财政体系，无法为军事技术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军队对新技术的采用极其有限，就拿明代的神机营来说，人数和武器配备很有限，在整个军队中占比极小，几乎无法在大规模战争中对敌方形成决定性的杀伤力，战争胜利的逻辑仍然是 "数人头"。如果进一步深究，我们可以看到，深层原因在于当时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和群体思想，这和西方把大量农民变成士兵和工人推动经济发展、国家扩张的思路完全不同，欧洲模式需要更高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效率模式，显然，从晚明到清末，古代中国没有培养出这样的能力。说到本书的缺点，我觉得主要是对历史材料的罗列很细致，不过这些材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反映的社会深层问题是什么？在论述上存在缺憾。

它（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