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读中国史应该多读民国人和日本人写的历史，因为他们没有四段论的束缚，我们中小学的中国历史四段论害人不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以宋分界为前古代和后古代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确实和西方不同，从商鞅开始废井田，就已经摆脱封建制，进入帝国模式，到宋的城市化高度发展，已经进入现代模式。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工业化，一方面是宋朝遭遇蛮族入侵，先进文明都是毁于落后文明，从希腊文明到伊斯兰文明都如此，另外是明清的人口增长，从中华经济史，也可以看出中国环境造成的人口压力，土地产出有限，马尔萨斯陷阱，只能让农业文明内卷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阻碍了社会工业化分工。另外本书也证明中华从唐宋就一直从事大量海外贸易，并非闭关锁国。所谓唯物史观，既是经济史观，由经济形态决定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形态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但钱穆先生认为不能这么讲，唯有中国的历史不间断，可用来研究人类历史如何演进。 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村落的，和西方的海洋，都市文化不同。本书很专业，是钱先生讲课稿，面对的是已经对中国历史了解的受众，结合《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共读。

中国古代的经济建设，根基在于农业、水利和漕运。发展农业，既是日常饮食也是政府财源。大陆文化，村落社会，相对海洋文明较为闭守。中华民族在耕地上是勤恳和务实的，也是全世界最早懂得水利的民族。兴修水利，不可稍懈，防灾减灾的措施不断在完善。而漕运，则是西方没有，中国独有的课题，漕运是花钱是事情，但是漕运的高效率，反映高水平的治理能力和战争动员力。中华民族不仅是农耕民族，也有商业基因。随着井田制的推行，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在战国时期自然形成商业大都市。煮盐、采铁、纺织、水利、捕鱼、铸钱、伐木，百业兴旺都是和生产力水平匹配的，要服务于日渐庞大的经济体。秦始皇虽然暴虐，但经济思想开明，农工商并重。秦主张对外贸易开放，各国间物资互相交流。李斯主张 “地无四方，民无异国”，来实现互惠互利，货畅其流。秦朝工业在各领域取得突出成果，具备冶铁、冶铜、造船等先进技术，有能力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秦二世而亡，根源在于百姓负担太多劳役和赋税，极端的国家主义把百姓逼上反抗的绝路。先秦诸子意识到，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会造成过大的贫富差距，而汉高祖和汉武帝也在极力避免这一现象。汉高祖主张 “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并且 “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武帝则采取平准法和均输法干预市场，加强国家对经济形势的掌控力，并把支柱产业收归国有，独尊儒术，重视儒家的农业生产思想，主张统制的计划经济。西汉初期的知识分子也分成两派，董仲舒、贾谊等人主张重农主义，求稳定，重礼法和道德教化。而司马迁主张重商主义，认为货物畅通、工商兴旺可以带动消费和生产，带活经济全盘。汉武帝也是重农主义者，但是并没有完全采纳董仲舒的具体主张。他没有把盐铁业让利于民，没有采取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没有去禁止官吏经商货殖，没有减轻徭役和税负，只是采取独尊儒术的主张。看来，主张重农主义的一派，内部对待与民争利的问题上分歧很大。汉武帝时代两派相反的经济思想也是并行的，后世轮番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复杂之处。纺织、冶铁、造船、制车等技术，东汉时期有突出进步，中华民族地大物博，也不缺少勤劳的能工巧匠。南北朝由于政治混乱，会被视作黑暗时期，底层普遍贫穷。但是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及宗教各方面，汉代均不及魏晋南北朝，上述成就都由经济资源富裕所带动。尤其是南朝商旅繁而耕夫少，商税之多说明商业繁荣。虽是农耕民族，几千年发展历史却也不是单调的农业发展，也存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可见，技术进步和文化繁荣离不开民间活力，需要适当的政治宽松。除了内部的铸币、屯田、农耕等事业，中国也十分开放，早在唐代，水上运输发达，已经开启远洋贸易。所以，说鸦片战争令中国门户洞开，提法不够严谨。事实上，“中国地大物博，国产货物不但供自用，亦可出口外国，以换取本国所需之货品。” 钱穆先生还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原貌。虽是农耕文明，但经济结构并非单一，产业丰富多样，农业根基稳定，还是充满活力和弹性的。战略纵深足够广阔，能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

本书作为课堂笔记的记录整理，重点明确，内容精炼。书中对中国历史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进行了汇总和梳理，旁征博引，历史代入感极强。作者以经济政策为出发点，纵向的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税收等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经济政策，同时对该时期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人民生活的情况进行横向分析。书中言：世上无十全十美之事，亦无十全十美之制度。任何良好之制度难免会有些缺点。历史的演变，往往在一件新兴事物的兴起，历经苦痛之后，始得善策。但由于人类智慧之所限，经过困顿而后思变，实亦不宜深责政府有关之财经大臣。